政協(xié)會議對國民黨帶來了比一般人想象的更為嚴重的沖擊，國民黨內對政協(xié)會議的反對意見遠遠大于重慶談判。因為，重慶談判并未達成多少實際的協(xié)議，而政協(xié)決議則對國民黨一黨獨大地位作了許多實際的約束，因此引起其黨內的強烈反彈。連同政協(xié)前后的停戰(zhàn)、整軍協(xié)議，以及東北問題的激化，在國民黨內造成了強烈的反應。如同周恩來5月12日在和美國記者的談話時所分析的，“停戰(zhàn)協(xié)定使政府軍事領袖不滿，政協(xié)決議使頑固分子不滿，整軍協(xié)定使高級軍官不滿，東北問題又使若干國民黨分子不滿”^[1],所有這些不滿匯合起來，在國民黨內形成了一股強烈的反對勢力，以至到了蔣介石一度也無法控制的地步。
政協(xié)會議進行期間，政治協(xié)商會議陪都各界協(xié)進會假座重慶滄白堂，舉行報告會，請政協(xié)代表報告會議進行及商談情況。在16日到19日的幾次會議中，演講人遭人圍攻，并發(fā)生擾亂會場情形。會上有人喊出“擁護國民黨”和“打倒異黨”的口號，顯見有國民黨背景^[2]。政協(xié)會議閉幕后，由政協(xié)陪都各界協(xié)進會等二十三家單位發(fā)起，2月10日在重慶較場口廣場舉行慶祝政協(xié)成功大會。然會議尚未開始，即有國民黨支持的職業(yè)團體農會、總工會、教育會等派人搶占主席臺，重慶市農會常務理事劉野樵自稱主席，會議主席團李公樸等與其交涉，結果李公樸遭人毆傷，郭沫若、施復亮、馬寅初等均被毆打，包括記者在內的十余人受傷，大會無法正常進行，本已準備參加的邵力子、周恩來和各界代表只能離去。劉野樵等即以會議名義發(fā)表反對政協(xié)憲草修改原則的言論。此事發(fā)生前，國民黨重慶市黨部經向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請示，由陳立夫授意市黨部主任委員、CC大將方治主持，于2月8日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如何遏止反動言行以戢邪亂”。決定派各職業(yè)團體參加大會，設法以劉野樵為總主席，由擅長辯論者發(fā)言，強調三民主義、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領導地位，強調憲法不容修改。對于發(fā)言者名單、動員黨團員參加會議、如何把握會場情緒等等，會議都作了具體安排。會議記錄上報了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會和中央組織部^[3]?？梢?，較場口事件完全是國民黨內某些人有計劃有預謀造成的，表示了他們對政協(xié)決議的強烈不滿情緒。一葉知秋，此事發(fā)生后，社會輿論認為，國民黨“如果心理上先蒙上一層陰影，對于鬧嚷嚷、活潑潑的人民行動看不慣，一定要以拳頭鐵條打擊別人表達意見的自由，那可就太危險了。以小喻大，則滄白堂的石塊與較場口的鐵條，可能就是國家大亂的縮影”^[4]。2月下旬，在國民黨內部分勢力策動下，發(fā)生了全國范圍內的反蘇反共游行示威活動，進一步惡化了政協(xié)會議后的和解氣氛^[5]。
滄白堂、較場口事件和反蘇反共游行，成為國民黨對政協(xié)決議反對意見的一種公開表示，私下里，圍繞未來政治發(fā)展走向，國民黨內各派間也產生了尖銳的分歧。據王世杰所記，2月4日，國民黨召開中央委員談話會，“出席發(fā)言之委員大都為黨中某一系統(tǒng)之人，均反對政治協(xié)商會議之結果，而尤攻擊憲草案”^[6]。這所謂“某一系統(tǒng)”,即操控黨務的CC系的代名詞，他們對政協(xié)的反對最為激烈。他們認為，中共的根本目的是奪取政權，因此“決不能妄存幻想，希冀中共和平合作”。說到底，他們是不愿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地位帶來的特殊利益，張厲生以后向黃炎培說過實話：“要改組行政院，那吾們也要恐慌，問題到吾們身上來了?！?sup>[7]CC系領袖陳果夫向蔣進言，“政治協(xié)商會議必無好結果。且無論如何，共黨已得到好處，本黨已受害?！袊缧卸帱h政治，照現在黨、政、軍均未健全之際，頗有陷覆轍之可能。請臨崖勒馬，另行途徑。并勸美國勿誤中國并以自誤為幸”^[8]。張道藩、谷正綱等在國民黨黨政小組會上“對現狀抨擊甚力！謂一切失敗，均由于不民主，要求黨、總裁給予民主”!反對矛頭已指向蔣介石，參會的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無法控制局面^[9]。握有實權的國民黨軍政官員也多反對政協(xié)。閻錫山認為，“協(xié)商愈久，禍患愈大，調處結果是助共選舉，毛得政權，華南三之一，華北十之九有選舉把握”^[10]。而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開會期間，中統(tǒng)局以重慶傳言的名義報送了一份情報，聲稱對于政協(xié)決議，“多數國軍干部咸表憤慨，成都軍校學生群情嘩然，認為……改組后之國府委員會及國防部即無異中共主張之聯(lián)合政府與聯(lián)合統(tǒng)帥部之實現?！鼽h派高呼擁護蔣主席之口號，恐口是而心非，意在逐漸減消委座權力，以法共對戴高樂之手段對委座，是可忍孰不可忍”^[11]。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關于國民黨軍隊動向的情報出于CC系控制的中統(tǒng)之手，他們選擇這樣的時間將此情報送給蔣介石，意圖一目了然，即以此影響一貫重視軍隊的蔣介石的態(tài)度。相反，國民黨內支持政協(xié)決議的一派人的聲音顯得較為微弱。孫科指責反對派的意見“犯了嚴重之錯誤”,稱政協(xié)決議是經國民黨當時表決通過的，成就很大，是國民黨的成功也是國家的成功，并稱如六屆二中全會“壓迫他，他即脫黨”。王世杰認為，如果政協(xié)會議的結果使國大順利召開，并使中共軍隊改編為國軍，則國民黨的讓步是有代價的，“惟欲達此目的，似須造成一種寧靜的政治空氣，而從國共雙方相約停止互相攻擊入手”。張治中認為，政協(xié)獲得了圓滿的成功，“從此中國結束了過去以武力從事政爭的舊歷史，并將步入和平建設的新時代”。邵力子提醒外界，“政界若干人士刻正企圖破壞政治協(xié)商會議決議，我人必須保持鎮(zhèn)靜與忍耐的態(tài)度，勿入若輩圈套。目下政治局勢紊亂已極，以是日后之政治發(fā)展實難預測”^[12]。在國民黨總裁決定一切的體制下，黨內意見不同的雙方都在尋求蔣介石的支持，蔣的態(tài)度決定了國民黨未來政策的走向。
表面上處于兩派之間的蔣介石，實際上更傾向于強硬派的意見。蔣介石對形勢的分析在其1月12日的日記中寫得明明白白：“頒發(fā)停戰(zhàn)命令，以及宣布政府關于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等四項要旨，在現時觀之，對于政府乃為不利……但為國家前途計，此時只有忍辱負重耳！”“政治協(xié)商會議分子復雜，其真有國家觀念主持公道者，實不多見”。事后他稱，“政治協(xié)商會議集會的三個星期，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是在“委曲求全”^[13]。然而蔣為什么同意召開政協(xié)并通過各項決議呢？他曾經在2月召開的軍事復員會議上，對高級將領解釋了召開政協(xié)的原因：一，軍隊疲勞與空虛；二，官兵精神松懈，志氣消沉，士氣不振，紀律廢弛，漠視命令；三，民眾痛苦，經濟凋零，社會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厭倦戰(zhàn)爭；四，國際上美國希望中國統(tǒng)一，希望現政府成為強有力政府，但不希望一黨專政，如果先動武，國際輿論必有不利反響。基于以上原因，所以不能不產生政治協(xié)商會議，故本會議可說是一種政策，希望大家忍耐，在本人崗位上埋頭苦干，克服困難。這樣的言論，蔣以后多次對黨政軍高級干部解釋過，尤其是告誡軍隊將領，“我們在抗戰(zhàn)結束的時候，因為經過這樣長期的苦斗，一般部隊未免精神疲憊，內容空虛，戰(zhàn)斗的力量和紀律皆不甚健全。這在當時平漢路與津浦路各戰(zhàn)場剿匪的經過，可以明證。因此我們不能不有一個相當的時間休養(yǎng)整訓，來充實我們軍隊的力量”,“所以不能不忍受一時的委曲，求得諒解”^[14]。無寧說，這更反映了蔣的真正想法，他對政協(xié)的態(tài)度本來是為了應付國內外環(huán)境的壓力，不能不作出某些姿態(tài)。然而政協(xié)決議的達成，使中國偏向于西方式民主道路，多少出乎蔣的預計，也使蔣感到了危險。蔣在其年末反省錄中寫道：“自一月十日政治協(xié)商會議開會與頒發(fā)軍事停止沖突令后，政府無論政治、軍事各方面，皆處于被動逆勢，本黨中有所謂左派者，以及所謂民主同盟者，皆為共黨張目，至平時所謂無黨無派而自名為社會賢達如黃炎培者流，一面受俄國與共黨之操縱，一面藉美國與馬歇爾為其奧援，煎迫不已，故余此時之處境，乃至感痛苦?！?sup>[15]
蔣介石并不甘心這樣的處境。會后不久，2月4日，蔣在接見外國記者的談話中，談及改組政府時稱：現在乃政黨合作之開始，將來政府采取何種方式須由國民大會決定^[16]。這里已透露出蔣不承認政協(xié)決議，而將問題留待國大解決的訊息。10日，蔣約請國民黨高級干部談話，提出了對政協(xié)憲草決議案的十二點意見，他表示：“此次政治協(xié)商會議中，憲草所決定之原則與總理遺教出入處頗多。余事前未能評閱條文，在協(xié)議決定以前，不及向本黨代表貢獻意見，以相商榷。協(xié)議既定之后，本黨代表八人所同意者，黨不能不為八位代表負責，雖有不同意之處，黨亦只好為所派遣之代表負責也。然事實上欲據此原則作為定案，則窒礙甚多，且決不能拘束國民大會而使之通過，亦為甚明之理?！边@實際是將政協(xié)決議的通過推為國民黨政協(xié)代表的個人行為，無異于否定政協(xié)決議的合法性^[17]。蔣在談話中對政協(xié)憲草決議表示了全面的否定意見，認為“不合黨綱，不適國情”,“不足以服黨內同志之心，亦不能保證國民大會代表之不反對”,實際這是利用國民黨內強硬派對政協(xié)的反對，而挑動他們出面公開反對。對憲草規(guī)定的國大形式及中央和地方政制，蔣均提出了反對意見。對于責任內閣制，蔣礙于外界的議論而不便公開表態(tài)，但稱之為“應顧及我國之國情及事實，不可以若干學者空想之理論，拼湊而成，致有捍格難行之處，使政府成為無能之政府，而無法做事”。此言明明白白地表示，蔣不甘作一個名義領導人，而一定要有職有權，繼續(xù)獨裁。最后蔣“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憲草審查委員會開會時，盡保障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責任”^[18]。蔣的這番談話，實際是對政協(xié)會議及其決議的全面否定，其后國民黨對政協(xié)決議的否定即是從憲草決議開始，并在其二中全會上得以實現?！?br>1946年3月1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重慶開幕。蔣介石在開幕詞中表示將實行“和平建國”的方針，“我們要由戰(zhàn)時渡到平時，要進行復員建設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難與阻力特別繁多。這些困難與阻力，我始終認為唯有以最大的忍耐來克服，以大公至誠的精神來消除，也要秉著我們歷屆決議‘政治問題用政治解決’的方針來處理”。然而蔣在這個講話中，對國民黨對政協(xié)決議的否定預留了伏筆，其一，他認為在憲政問題上，國民黨“在不違背革命主義，不動搖國家法統(tǒng)之下，不惜變通總理關于建國程序的遺教，以求得和平建國的機會”。這為國民黨的立場設立了界線，即“主義”和“法統(tǒng)”,至于對這兩者如何解釋，則取決于國民黨的態(tài)度，而且他的關于“變通”總理遺教的說法，正為國民黨內的不滿者提供了攻擊政協(xié)決議的口實，事實上，二中全會恰恰是以此為借口，否定了政協(xié)關于憲草的決議。其二，蔣在講話中聲稱，“我們要與各政黨處于同等的地位，但是我們本黨還負有捍衛(wèi)主義、保障民國的特殊義務。我們黨的地位較之抗戰(zhàn)結束以前已稍有不同，而在憲政實施以前，我們在法理上與事實上，還不能諉卸我們對于國家所負的責任”^[19]。這仍然是將國民黨凌駕于其他各黨派之上，堅持國民黨的獨大地位。從蔣的講話透出的信息，對于國民黨二中全會非常關注的其他黨派沒有理由樂觀。而在會議期間的紀念周演講中，蔣一方面表示希望大家忍辱負重，認清環(huán)境，另一方面又聲稱憲草協(xié)議違反了總理遺教，并鼓勵自由發(fā)言，實際目的何在一目了然。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戰(zhàn)后國民黨的施政方針進行了全面檢討，主題報告多達十七個，其中較為重要者為宋子文的政治報告，王世杰的外交報告，翁文灝的經濟報告，孫科的政協(xié)會議報告，張群的停戰(zhàn)問題報告，張治中的整軍報告等。報告人回述了國民黨在戰(zhàn)后實行的政策措施，并為此進行了說明辯護。孫科在政協(xié)會議報告中，說明“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召開，完全是秉著本黨多年來以政治方式解決國是的一貫政策”,并對各項決議進行了解釋；認為各黨派代表在會中“對于每一問題都能殫精竭慮，多為國家民族打算，少為黨派利益計較”;強調“所有的協(xié)議，都在不違背革命主義，與不動搖國家法統(tǒng)之下，來容納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見”^[20]。張群和張治中的報告，對停戰(zhàn)和整軍談判的過程及內容作了說明。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討論，尤其是圍繞政協(xié)會議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共關系問題、憲草修改問題，會議進行了激烈爭論。強硬派在發(fā)言中一味指責中共，要求中共“放棄割據之政權”,“放棄武力爭權之野心”,“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指責國民黨政協(xié)代表讓步過多。政協(xié)憲草修改原則為強硬派反對之焦點，他們堅持五權憲法“不容率予變更”,應實行總統(tǒng)制，國大“不應約束其權力”^[21]。他們連帶指責宋子文、王世杰對蘇外交軟弱，東北處置錯誤，宋子文的財政金融政策失當。此次會議爭論的激烈程度在國民黨歷次中央全會中是少有的。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輝等人成為眾矢之的，宋子文答辯時，因氣氛過于激烈，“甚憤慨，其手發(fā)抖”。主張對共緩和的孫科、張群、張治中等亦噤口不言，以免成為攻擊對象。為了適應會場氣氛，孫科在報告中數次引用蔣介石的講話為報告充門面，為各項報告中所僅見。張治中同樣打出蔣介石的旗號，稱整軍問題“關系國家之存亡，最高統(tǒng)帥部處理此項問題，一定不致疏忽，請各位信仰最高統(tǒng)帥”^[22]。只有邵力子就憲草協(xié)議“說明當時不得不有此諒解之苦衷與彼個人之見解”,被人稱為“為人算有擔當”^[23]。而在強硬派方面，張繼、鄒魯、潘公展、方治等極為活躍，谷正綱“慷慨陳詞，垂泣而道”;善于演講的劉健群在發(fā)言中極具煽動性地說：“有辦法拿出來，沒有辦法說出來，干得了挑起來，干不了放下來”,博得會場內一片歡呼^[24]。不僅如此，以陳立夫為代表的黨內“革新派”,以“救國必先救黨”,實行民主革新為口號，打著“肅清官僚主義”的招牌，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張，以通過自己掌握的組織系統(tǒng)，控制選舉，取代黨內溫和派的地位^[25]。據當時美國陸軍部戰(zhàn)略事務組的情報，二中全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對政協(xié)決議的攻擊以及對國民黨政協(xié)代表們個人的攻擊，總言之，是對整個政協(xié)決議的不滿，但不滿的焦點卻集中在關于修改憲法的協(xié)議”。他們認為，“這一切都說明國民黨是故意為了應付公眾，特別是美國人，表示他們保證實施政協(xié)決議，而他們實際活動的精神卻絲毫不意味這一點”^[26]。
二中全會如此激烈的爭論，可能也出乎蔣介石事先的預料。他對會議的幾近失控不滿，感覺黨內如此互相攻擊，對國民黨自身形象和地位都未必有利，因而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3月4日，蔣在紀念周演講時，告誡代表不能“徒逞感情，執(zhí)持成見，各行其是”;“切不可作片面的觀察，感情用事，憑幻想和主觀來決定行動，以致破壞整個的政策和終極的目的”。他強調政協(xié)不是在國內外壓力下召開的，而是出自他本人的決策，“不必責備本黨的代表”。然而對于國民黨內反對最強烈的憲草協(xié)議，蔣卻表示“有若干點實在與五權憲法的精神相違背，這不僅各位已經感覺到，我個人也有同樣的感覺。但是這件事情是否即已不能挽回呢？我認為這是不會沒有挽救的辦法的。憲草正在審議，而且將來要提到國民大會去采納，國民大會的權限，自不受任何的約束，所以我們盡有討論的余地，各黨派如有真誠合作的誠意，也不能漠視本黨的立場”。他強調“我希望各位都相信我，我決不會不忠于黨，不忠于主義，而且絕不肯違反了總理遺教的。所以我絕對不會拋棄五權憲法而不顧的”。最后蔣總結說：“這一階段，必須平心靜氣，體察國內國外的環(huán)境，采取適當的政策，來達到一定的目標，決不可意氣用事，感情沖動，以致破壞政策，而使革命建國的目的愈形遙遠。”11日，蔣又在紀念周演講中表示：“這次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召集，完全由我負責，你們不能責備負責政協(xié)的八位代表，你們如果一定要責備他們，就不如直接來責備我。至于政治協(xié)商會議對‘五五憲草’修正的原則，違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黨綱的地方，我們自然不能接受，我個人將來到國民大會里面，也一定要負責力爭，總要依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黨綱來加以修正?！?sup>[27]蔣介石的這些表示具有兩重意義。一方面，他對黨內強烈的反政協(xié)情緒予以警告，以保證全會至少在表面上不通過反對政協(xié)的決議；另一方面，他又為黨內反對政協(xié)決議的主張留下了發(fā)揮余地，尤其是在憲草問題上。前者是做給美國人和輿論看的，后者是在實踐中必須堅持的。
在蔣介石一打一拉的操控下，國民黨重要領導干部何應欽、陳誠、吳鐵城、朱家驊，包括對立雙方的人物陳立夫和張治中等，多少領會到蔣之苦心，在會下商談中要求“不要責難太過”,使會議總算得以正常進行。3月16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根據張繼等人的提案，通過《對于政治協(xié)商會議之決議案》。這個名為關于政協(xié)的決議案，對于政協(xié)決議沒有明確表示贊成還是反對的態(tài)度，只提到“于各項協(xié)議之實施進程中，凡有足為和平建國之阻礙者，胥必力為排除”。對于政協(xié)決議的中心問題“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兩事，該案完全責之于中共，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則不致因任何障礙而不能普遍實現”,對于整軍協(xié)議，中共“務須切實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沖突，恢復交通之成議，必須迅確實現；封鎖、圍城、征兵、擴軍及軍隊之調動，必須即刻停止”。國民黨作為當時的執(zhí)政黨，對于“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負有無可逃避的責任，然國民黨于此獨責中共，而對自身責任只字不提，一黨獨大的心態(tài)之外，無非是將能否實現政協(xié)決議的責任諉之于中共。更關鍵的是，決議提出“五權憲法乃三民主義之具體實行方法，實有不可分離之關系?！^不容有所違背。所有對于‘五五憲草’之任何修改意見，皆應依照建國大綱與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而擬訂，提由國民大會討論決定”^[28]。綜觀該案全文，在對政協(xié)決議起碼的表面贊成都很曖昧的文字中，獨獨對于憲草問題有如此明確的文字表述，顯示國民黨勢將以此為借口，為政協(xié)決議的實行制造障礙。而這樣的決議還是在蔣介石公開表態(tài)之后才得以勉強通過，可見國民黨內對政協(xié)決議反對力量之強烈。
為了將對政協(xié)憲草的修改意見具體化，二中全會通過決議，要求：1.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為依據；2.國民大會應為有形組織，用集中開會方式行使職權；3.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4.監(jiān)察院不應有同意權；5.省無須制定省憲^[29]。這個決議實際主張“五五憲草”一仍其舊，無異于否定政協(xié)會議通過的關于憲草的決議。同日，二中全會決定國府委員由國府主席提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選任，在中執(zhí)會閉會期間，提請中常會選任；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撤銷后，恢復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為國民黨對于政治的最高指導機構。這兩項決定實際又將政務置于國民黨控制之下，違反了政協(xié)決議各黨派協(xié)商的民主原則。
17日，六屆二中全會通過全會宣言后閉幕。宣言提出國民黨的六項任務為：1.安定社會，恢復秩序，完成復員計劃，以開始和平建國的工作；2.如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于民，以達成我們實施憲政的夙愿；3.說明我們對于貫徹政協(xié)決議的誠意，與堅持五權憲法的決心；4.貫徹軍隊國家化，以立和平統(tǒng)一的基礎；5.實行六大著重民生主義的方針；6.貫徹保持國家主權而鞏固世界和平^[30]。緊接著二中全會，國民黨控制的國民參政會于3月20日至4月2日召開四屆二次會議。4月1日，蔣介石在會上發(fā)表演講稱：憲法的最后決定權屬于國民大會；在憲法未頒布前，訓政時期約法根本有效；政協(xié)會議本質上不是制憲會議，政協(xié)會議關于政府組織的協(xié)議，本質上不能代替約法；如政協(xié)果真成為這樣一個性質的會議，我們政府和全國人民是決不能承認的。蔣的演講對二中全會決議又加引申與發(fā)揮，在所謂民意場合表明了反對政協(xié)的態(tài)度。在其鼓動下，參政會通過的關于政協(xié)的決議聲稱：國家法統(tǒng)，不容中斷，政府擴大組織，尤應以國家利益為重；憲法制訂原則應根據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理論；要求廣為延攬民意機關代表參加國大，強調中共應取消特殊組織，實行軍事整編^[31]。這樣，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便通過“民意”招牌而“合法化”了。
六屆二中全會是戰(zhàn)后國民黨召開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會，為國民黨的戰(zhàn)后政策決定了基本框架，然而這次會議帶給社會各界的卻是重重疑慮。除了重復一些以往的空洞許諾之外，此次會議未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帶來任何新東西，相反，會議對政協(xié)決議實際的否定，使剛剛為政協(xié)決議給中國帶來的新變化而感到一些歡欣的社會各界心中又抹上了重重一層陰影。各界輿論在二中全會開幕前后，本期望國民黨“接受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各項協(xié)議，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進步”^[32],然而二中全會的結果使這種期待終歸落空。民盟主席張瀾認為，國民黨二中全會“目的無非在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質與形式，把各黨派參加政府變成請客。所以國民黨二中全會違反政協(xié)的決議，我們不能不加以重視。如果這些問題不弄清楚，我們同盟為對國民負責計，不愿貿然參加政府”。為政協(xié)憲草做出貢獻的張君勱認為：“國民黨內有少數人希圖采用總統(tǒng)制是不對的”。無黨派人士邵從恩認為：政協(xié)決議是全國都贊成的，中國目前的問題，除此也沒有可以解決的途徑。即使與國民黨較為接近的青年黨領袖陳啟天也認為：應將政協(xié)憲草提交國大討論，如果有幾個草案同時提交國大，徒引起糾紛^[33]。天津《益世報》認為，二中全會表明國民黨內“握有實權之強硬派人士，正猛烈抨擊目前若干從政之進步派人士，責渠等執(zhí)行之外交財經等政策均有錯誤，并對政協(xié)表示不滿”^[34]。
對國民黨二中全會作出強烈反應的首推中共。政協(xié)會議之后，中共立即召開中央會議，認可并力促政協(xié)決議的實行。但是中共也知道，作為當時的執(zhí)政黨，國民黨的態(tài)度對政協(xié)決議能否順利實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中共一直密切關注著國民黨中央全會的動向?？墒菚h的結果卻使中共非常不滿，因為國民黨實際拋棄了政協(xié)決議的精神。國民黨如此作法，使本就缺少互信的國共兩黨之間，再次出現了信任危機。中共感覺國民黨的不可信，必然要相應調整自己的政策，而中共的政策調整又會反饋給國民黨，國內和平的希望就在兩黨關系的惡性互動之中日漸黯淡，所有這一切不能不自國民黨二中全會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