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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文 |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與國民政府對日、德、意宣戰(zhàn) |
| 釋義 |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與國民政府對日、德、意宣戰(zhàn)1941年12月7日凌晨(中國時間12月8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指揮下偷襲美國夏威夷的珍珠港海軍基地,美國太平洋艦隊猝不及防,在這被羅斯福總統稱之為“永世遺羞之日”遭受了巨大的災難性損失。當天,日本還向美國、英國、荷蘭在太平洋地區(qū)的其他軍事基地發(fā)起猛烈攻擊。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了。 太平洋戰(zhàn)爭是日本長期準備和精心策劃的。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后,在北進即以蘇聯為進攻目標和南進即以英、美為進攻目標的抉擇上曾長期舉棋不定。1939年9月歐洲戰(zhàn)爭爆發(fā)后,德國在西歐的席卷之勢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南進論逐漸在日本決策層占據上風。1941年6月德國向蘇聯大舉進攻后,日本政府進一步明確了南進政策。10月16日,東條英機出任日本首相,組成新的內閣。11月1日,東條在新內閣與大本營召開的聯絡會議上對國策提出三種方案:1.“不開戰(zhàn),臥薪嘗膽”;2.“立即決定開戰(zhàn),以戰(zhàn)爭解決問題”;3.“在決定開戰(zhàn)前提下,作戰(zhàn)準備與外交談判同時進行”。經過激烈討論,會議決定采取第三種方案,并以12月1日為與美外交談判最后時刻,到時談判不成功即向美、英等國開戰(zhàn)。11月5日,由天皇主持的御前會議正式通過了這一決定[1]。 從1941年4月中旬開始的美日談判由此進入了最后關頭。日本政府在決定對美開戰(zhàn)的前提下,擬出對美交涉的甲乙兩個方案。甲案提出,在日中和平實現后,日本在一定期間內(大致以二十五年為期)在華北、蒙疆的一定地區(qū)和海南島駐扎軍隊,其余日軍在兩年內撤退。乙案則擱置美日談判中分歧最大的中國問題,但提出美國不得干擾日中實現和平的努力[2]。日本政府計劃先向美國提出甲案,如不成再提出乙案,以謀求暫時的妥協。11月7日,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將甲案正式遞交美國政府,并表示這是日本所能作的最大讓步。但美國國務卿赫爾與野村的會談沒有取得進展。11月20日,野村向美國政府遞交了乙案。 美國總統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得到日本的乙案后認為,如果美國接受日本的要求就等于承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但由于此時美國已破譯出日本政府給野村的電報,知道日本準備開戰(zhàn)的企圖,因此為了推遲美日之戰(zhàn)的爆發(fā),再爭取至少三個月的時間,所以不得不決定對日本的乙案作出回應,以某些退讓達成臨時性妥協。11月22日,赫爾向中國及英、澳、荷四國駐美大使通報美日交涉情況,表示美國擬實行一項放松對日經濟封鎖以換取日本停止向新方向發(fā)起進攻的暫時過渡辦法。11月24日,赫爾再次召集四國大使,通報美國已確定八點臨時過渡辦法,并強調根據美國軍方的報告,美軍參戰(zhàn)尚需兩三個月的時間[3]。 對美日談判,中國國民政府原持比較樂觀的態(tài)度。9月中旬,蔣介石表示,“余以為今日之美倭交涉,決無須十分顧慮”,“美倭決無妥協之可能”,“余可以斷定:美倭之談判絕無結果也”[4]。但在獲悉美國將向日本提出暫時過渡辦法以求得妥協后,蔣介石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于11月24日致電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囑他轉告赫爾:“如果在中國侵略之日軍撤退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以前,而美國對日經濟封鎖政策,無論有任何一點之放松或改變,則中國抗戰(zhàn)必立見崩潰,以后美國即使對華有任何之援助,皆屬虛妄,中國亦決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從此國際信義與人類道德不可復問矣?!?sup>[5]與中國一樣,英國也反對美國向日本提出的暫時辦法,丘吉爾致電羅斯福,批評這一妥協將危及中國,從而增加英美的共同危險[6]。 中國和英國的反對迫使美國政府放棄與日本取得暫時妥協的打算。11月26日,赫爾向野村遞交了國務院連夜擬定的《美日協定基礎大綱》,即“赫爾備忘錄”。該備忘錄要求日本不以武力推行國策和侵犯一切國家的領土完整與主權,撤退在中國的軍隊和警察,承認重慶國民政府為中國惟一合法政府[7]。美國政府明白,日本肯定不會接受這些條件,因此美日之間的戰(zhàn)爭已經不可避免。向日本遞交備忘錄的第二天,赫爾告訴美國新聞界,美國公眾應該知道當前的危險,日本可能在幾天內向東南亞發(fā)起新的攻擊。11月28日,赫爾在白宮軍事會議上表示,美日談判已不可能取得成果,保衛(wèi)美國安全的重任已落到海陸軍的肩上[8]。 日本政府對“赫爾備忘錄”十分不滿,認為美國在談判中態(tài)度“顯趨強硬”,斷定美國正在認真準備對日作戰(zhàn)。12月1日,日本再次召開御前會議,最后決定對美、英發(fā)起進攻,并于次日發(fā)出12月7日開戰(zhàn)的命令[9]。 蔣介石對成功地制止了美國對日妥協十分高興,認為“此次美國對倭態(tài)度之強化,全在自我態(tài)度之堅定與決心之堅毅,尤在于不稍遷延時間,得心應手,窮理致知,乃得于千鈞一發(fā)時旋轉于俄頃也”[10]。同時,國民政府高層明白美國的這一態(tài)度使得美日之戰(zhàn)正在迫近[11]。 12月8日凌晨,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傳到中國戰(zhàn)時首都重慶。早就在苦撐之中期待國際格局發(fā)生重大變化的蔣介石聞此消息如釋重負,視之為中國努力爭取美英等國共同反對日本的結果,“抗戰(zhàn)政略之成就,至今已達于頂點”。上午8時,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討論應對方針。由于期望盡早建立遠東反法西斯聯盟,與會者大多主張立即對日、德、意宣戰(zhàn)。蔣介石雖認為“我國對日宣戰(zhàn),已無問題,手續(xù)亦甚容易”,卻力主在宣戰(zhàn)前先征詢美、英、蘇三國,尤其要先看蘇聯對待對日宣戰(zhàn)的態(tài)度,以留“應付余地”。由于蔣介石的堅持,會議沒有通過立即對日宣戰(zhàn)的決定[12]。會后,蔣介石親擬文稿,致電時在美國的宋子文,請他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明,“我國待美宣戰(zhàn)時,亦決與倭正式宣戰(zhàn)”,但“此時應特別注重者,為要求蘇俄亦立即宣戰(zhàn),此實為太平洋諸戰(zhàn)勝負最大之關鍵”,因此中國將“先以此意要求蘇聯之同意,惟此或可促進蘇聯決心宣戰(zhàn),故暫待蘇聯之答復,萬一蘇聯回答不愿對日宣戰(zhàn),則我國亦必隨美對日宣戰(zhàn),如羅總統以為我國不必待蘇聯之態(tài)度,應先與日宣戰(zhàn),則可隨時照辦”。當天下午,蔣介石在重慶約見美、英、蘇駐華大使,向他們提交國民政府的備忘錄,表示:“反侵略陣線各國必須對各個軸心國認為共同公敵,因之中國建議美國對于德、意兩國與蘇聯對于日本,皆請同時宣戰(zhàn)?!?sup>[13] 使蘇聯參加對日作戰(zhàn)是抗戰(zhàn)以來蔣介石一直追求的一個戰(zhàn)略目標,他當然不愿放棄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的有利時機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但蘇聯此時正全力對德作戰(zhàn),無意分兵遠東,不愿對日宣戰(zhàn)。在華盛頓的宋子文在與美方緊急磋商后,立即向蔣介石報告,羅斯福總統理解蘇聯不能立即對日宣戰(zhàn)的情況,認為“中國即刻宣戰(zhàn),于大局有利,懇即實行,不必待蘇俄答復”[14]。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于12月9日下午在重慶黃山的寓所再次召集會議。由于美國已經對日宣戰(zhàn),而根據日本剛公布的美日談判決裂經過,蔣介石又認為美國卷入戰(zhàn)爭“實為中國”,因此會議決定立即對日本、德國、意大利宣戰(zhàn)[15]。 日本軍閥夙以征服亞洲,并獨霸太平洋為其國策,數年以來,中國不顧一切犧牲,繼續(xù)抗戰(zhàn),其目的不僅所以保衛(wèi)中國之獨立生存,實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維護國際公法、正義及人類福利與世界和平,此中國政府屢經聲明者。中國為酷愛和平之民族,過去四年余神圣抗戰(zhàn),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實際之懲創(chuàng)后,終能反省。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端忍耐,冀其悔禍,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維持。不料殘暴成性之日本,執(zhí)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諸友邦開釁,擴大其戰(zhàn)爭侵略行動,甘為破壞全人類和平與正義之戎首,逞其侵略無厭之野心,舉凡尊重信義之國家,咸屬忍無可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zhàn),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系者,一律廢止,特此公告。 同時,國民政府還宣布對德、意宣戰(zhàn): 國民政府對日宣戰(zhàn)結束了“七七”事變以來中日兩國間四年多“戰(zhàn)而不宣”的狀態(tài),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從此與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zhàn)爭融為一體,成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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