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期，在國民政府統(tǒng)治區(qū)，救國運動是在極端艱難的環(huán)境中開展起來的。上海救國運動剛開展不久，1936年2月初，國民黨的特工人員就在一份密報中稱：“文化界救國會組織，分子異常復雜，活動范圍廣大”,“將來毒焰所及，勢必直接及于各地青年團體及文化團體，間接更有侵入各種職業(yè)、產(chǎn)業(yè)團體及民眾之危險，故為防患未然計，不可不預籌嚴密之防范計劃”^[1]。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開會議決，由中央禁止《大眾生活》發(fā)行，查封生活書店，查封量才補習學校及量才圖書館，并逮捕其主持人李公樸；密令各團體禁止參加文化界救國會，實行新聞檢查，封鎖其消息^[2]。緊接著，國民黨中宣部發(fā)表《告國人書》,誣蔑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倡導的救國運動，是在共產(chǎn)黨的煽惑下，利用民眾的一點熱情，“借文化團體知識分子為工具，以逞其危害民國，破壞秩序之陰謀”;其宣言“不曰反對中央，即曰顛覆政府，是皆利用‘救國’的呼聲，以作其叛逆行為的掩護”,成為“赤色帝國主義者”“漢奸之爪牙與工具”。文告威脅說，如果不聽勸告，不加悔改，“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之決心，為維持社會之秩序，與保護國家之治安起見，當予以最后的嚴厲之制裁”^[3]。
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fā)表《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辨正》一文，對中宣部的誣蔑和恫嚇作了駁斥。文章說：“上海的救國運動，興起于華北偽自治運動抬頭的時候。當時華北漢奸，組織煙民，冒稱民眾；華北報紙甚至公然以漢奸理論代表民意。中宣部在那是非顛倒、國格危殆的時候，默不一言；政府當局也未能當機立斷，為有效之制裁。我們在悲憤之余，感匹夫之責，才有救國運動之發(fā)起。兩月以來，賴各地學生及民眾救國運動的勃發(fā)，和文化界正確理論的開展，輿論為之澄清，人心為之振奮，漢奸為之匿跡。如果黨國諸公真能以民族利益為前提，對于這種現(xiàn)象應該是如何的愛護；即使中間有錯誤的所在，應該是如何的加以善意的指導。不幸得很，中宣部對于漢奸運動，則默加容許；對于救國運動，反嚴辭厲色，誣陷侮蔑，無所不用其極，這是我們所感到無限的失望的?！蔽恼逻€反駁說：“中宣部又謂救國團體之宣言，‘不曰反對中央，即曰顛覆政府’,我們檢查所有救國會的宣言，絕對沒有此種激烈的文句。這許多鐵一般的錯誤，足以證明中宣部顯然是受人蒙蔽，更足以證明其所謂‘受人利用’云云，也都不過是奸人捏造事實，誣陷救國運動。這種人造謠生事，為虎作倀，究竟是何居心？中宣部何以會被其蒙蔽？是否所謂‘受人利用’者，正為中宣部本身？這是我們所感到無限的疑慮的?！蔽恼虑f嚴宣告：“‘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們倘使是中宣部一紙誣蔑文告所能恫嚇得倒的人，我們早就不敢在‘救國有罪’的環(huán)境之下，公然以救國相號召?！?sup>[4]
沈鈞儒曾在一封家信中描述當時的艱難情況說：“因抗日情緒勃發(fā)不能遏止，與朋輩中之為大學教授者、作家、出版者共同組織了一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虚g惹起了許多煩惱，中央黨政對此會極端嫉視，要解散及逮捕會中重要諸人，應付環(huán)境亦極費力?！?sup>[5]但他表示既參加救國運動，“就要準備坐牢，甚至砍頭，否則就不參加”^[6]。王造時也說：“要起來組織救國會，先要有準備進監(jiān)牢的決心?！?sup>[7]章乃器則表示：刀錐斧鉞，在所不辭。
南京政府不顧愛國群眾和輿論的呼聲，于2月20日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規(guī)定：“軍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眾之集會游行應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謀者及抵抗解散之人?！?sup>[8]隨后又以“鼓動學潮，毀謗政府”為名，查禁了《大眾生活》等二十四種抗日刊物，并逮捕了上海復旦大學生救國會十一名負責人，同情救國運動的李登輝校長等均被毆傷。《大眾生活》于被迫?？鞍l(fā)表《讀中宣部告國人書》的評論，要求對愛國運動不要用惡意來估量，否則徒然損傷民族的元氣。“客觀的危亡事實推動著民眾的救亡火焰，增高著民眾的救亡熱血，壓迫的結(jié)果只是更慘痛地消耗民族元氣而已。”^[9]天津《益世報》也發(fā)表《愛國無罪》的社論，對救國運動予以聲援，指出：救國會會員中許多是社會中或大學里有聲望有品格的學者教授，他們的愛國心是真誠純潔的?！拔覀?nèi)缃裰徽埱笳o人民這個最低限度的權(quán)利：愛國無罪！……愛國有罪，人民不敢愛國，到了舉國的人民畏罪而不敢愛國，國家必亡；國亡而政府亦隨之而亡了。所以今日中國救國之道，中國政府自存之道，最少要做到愛國無罪！”^[10]
馮玉祥對國民黨壓制救國運動感到憤憤不平，2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收到章先生他們?yōu)榫葒鴷Υ舜沃行康囊黄?，可算是赤誠極了。讀完了之后，〈誰〉不發(fā)生一種對中宣部的很不好的影響呢，真是暈【昏】聵糊涂無所不備了?！薄白x上海救國會之宣言極有感，我擬即刻寫一長函給蔣，請其特別注意造謠害人之人。”^[11]3月5日日記又記：“到蔣先生處一談，所談事項甚多?！招兄?、江問漁、章乃器各位先生救國會事，不可壓而可聯(lián)也。”^[12]他還對記者發(fā)表談話說：“許多人疑文化界救國會等團體別有背影，我想這是由于報告者的夸大蒙蔽，正給敵人造機會。目前學生的愛國運動及國民自發(fā)的救國運動都是民氣蓬勃的表現(xiàn)，若能加以適當指導，必可成為救亡工作的偉大力量。所以我覺得無論中央或各省市當局，都應多邀救國團體的領(lǐng)袖時常開誠布公的談話，甚而相對流涕，務須彼此諒解、合作，共同對外，萬不可使自己的力量互相摩擦，互相抵消。”^[13]
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的成立，使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有了一個統(tǒng)一的領(lǐng)導，國民黨更視為心腹之患，壓迫隨之加劇。6月2日，沈鈞儒、章乃器將全救會的宣言和綱領(lǐng)等文件，親自送交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希望得到當局的認可，爭取合法公開。吳鐵城不僅不予承認，反而惡言相加，說你們“要組織抗日政府，就是要推翻國民政府”。沈鈞儒、章乃器勸他冷靜考慮，不要聽信特工人員的情報，無事生非，并說：“市長既然說政府是要抗日的，那么，現(xiàn)政府就會轉(zhuǎn)變?yōu)榭谷照?，有什么推翻另組的可能和必要呢？”吳說：“你們有了全國性的組織，又有獨立的主張，那就是對抗國民政府的，那不是要另組政府又是什么呢？現(xiàn)在我宣告你們的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為非法，命令你們：一、立刻寫好通告，解散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二、把所有印刷品送到市政府來，以備銷毀。否則今天便把你們拘留起來！”“你們要做民族英雄嗎？那就讓你們嘗嘗民族英雄的滋味吧！”沈、章從容鎮(zhèn)定地回答說：“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如同它的名稱所表示的，是全國各地的救國會的代表聯(lián)合組成的，我們沒有權(quán)力解散它；印刷品已經(jīng)統(tǒng)統(tǒng)發(fā)出去了，沒有留存的，市長要逮捕我們嗎？那應當依法由法院出拘票來拘捕?！?sup>[14]并說明自己“為良心所驅(qū)使，根據(jù)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積極從事抗日救國工作，除此以外，別無所求，更談不上什么野心”^[15]。堅決表示：“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話，寧可坐牢而不愿賣國?！?sup>[16]他們駁斥說：“國難深重，市長不嘲笑漢奸賣國賊，而嘲笑起民族英雄，這使我們感到吃驚！市長難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嗎？民族英雄有什么罪過？”^[17]雙方爭論了數(shù)小時，沈、章以“光明磊落的態(tài)度，擊退了一切意圖中的迫害”^[18]。
6月5日，吳鐵城召集全市大中學校校長開會，再次對救國運動進行攻擊，說：“現(xiàn)在有少數(shù)野心家，組織了一個甚么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這里面不過是二三十人在那里包辦，說得上什么全國聯(lián)合呢？這個團體簡直是一個反動的東西?！彼笮ｉL們負起責來，“取消各學校內(nèi)的救國會以及一切類似的反動組織”^[19]。
宋慶齡聞悉后，立即寫信給救國會領(lǐng)袖表示聲援，完全支持他們的正義行動，認為當局一面鼓吹“秘密準備抵抗日帝國主義”,但又一面警告、逮捕我們救國會諸同志，這是一個諷刺，并說：“我們反日的最好方法，是只有加強我民族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敢擔保你們將作堅持到底的努力。我們的路是長而艱苦的，但只有偉大的斗爭才能獲得勝利。如果我們能夠盡力干去，這種勝利是有保證的?！彼硎荆骸拔覀兎浅Ｐ牢浚灻谶@救國會的綱領(lǐng)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這個綱領(lǐng)和宣言。”^[20]《救亡情報》也發(fā)表《粉碎一切迫害和侮蔑，鞏固我們的救國陣線！》的文章，認為“我們的領(lǐng)袖充分表現(xiàn)了他們對于民族的忠心，對于人民的熱愛，對于權(quán)威的不屈，而且我們應該給他們進一步的信任，擁護他們?yōu)橹腥A民族獨立解放奮斗到底”。宣稱：“對于一切惡意的攻擊，我們不需要解釋和辯論，我們只有用不可動搖的救國陣線的力量和偉大的獻身民族的決心來回答?！?sup>[21]
7月中旬，蔣介石又邀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三人到南京面談，并派戴笠到車站迎接，安排他們住宿在豪華的中央飯店。三人事先商定應付的三項原則：第一是要用聯(lián)合戰(zhàn)線去吸收各黨各派，但不能把聯(lián)合戰(zhàn)線賣給任何黨派；第二是用聯(lián)合戰(zhàn)線去運用各黨派的勢力，但不能被任何黨派來利用；第三是每一個參加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人，應將其社會、組織、政治關(guān)系來充實聯(lián)合戰(zhàn)線，而不能因自身關(guān)系削弱聯(lián)合戰(zhàn)線。同時確定，救國會的宣言和綱領(lǐng)原則立場決不妥協(xié)讓步，但不同蔣正面沖突^[22]。在談話過程中，沈、章、李表示很關(guān)切對日作戰(zhàn)準備情況，希望有所指示。蔣介石聲稱：“日本人是要我們不戰(zhàn)而屈，我現(xiàn)在有把握可以戰(zhàn)而不屈。”沈鈞儒等說：“那太好了，可以立即反攻了，何以華北還要退讓呢？”^[23]蔣于是又重彈他“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老調(diào)，說“共產(chǎn)黨搗亂后方”,不要國家，“共產(chǎn)黨的話不能信”,等等^[24]。蔣介石要求救國會接受國民黨領(lǐng)導，沈等說：“只要你停止內(nèi)戰(zhàn)，發(fā)動民眾堅決抗日，那不領(lǐng)導也就領(lǐng)導了。我們救國會是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要求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救亡圖存，誰這樣做，我們同誰團結(jié)?！?sup>[25]章乃器還提出希望蔣“以百姓為心腹，以輿論為耳目”,不要偏聽偏信CC和軍統(tǒng)的情報。蔣介石的目的未能達到，談話無結(jié)果而散。
9月6日，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為了援綏抗日，發(fā)動會員向民眾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并募捐，事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fā)表一項通令，攻擊這一愛國行動為“借救國為名，斂錢肥己”,并聲稱救國會為“非法組織，且系反動分子之集團，如任其隨處募捐，不啻助長反動勢力”,必須予以嚴禁^[26]。對此，救國會領(lǐng)袖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史良聯(lián)名發(fā)表聲明，予以反駁說：救國會“曾否斂錢肥己，想為國人所共諒。十年來斂錢肥己者究為何種人，亦難逃國人之耳目”。還嚴正指出：“國難嚴重若此，黨政諸公既不能領(lǐng)導人民從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動組織，應何欣慰之不遑，詎忍誣為反動，實所不解。且其所指事實，系九月六日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為綏遠抗敵軍隊募捐，倘為政府抗敵軍隊募捐而竟成為反動，則豈非媚敵賣國，乃得稱為正動乎？”^[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