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著，六十回。光緒癸卯 (1903) 五月 《繡像小說》創(chuàng)刊號至乙己 (1905) 第五十六號連載。

在眾多的晚清小說中，《文明小史》一向受到推崇，它從全民族的角度描繪了面對來自西方的文明的沖擊，所呈現(xiàn)出來的既主動引進，又強烈反彈的復(fù)雜圖景。
《文明小史》在楔子中，針對 “老大帝國，未必轉(zhuǎn)老還童”與 “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兩種對時勢截然相反的觀點，借 “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為喻，說出了自己的判斷：“據(jù)在下看起來，現(xiàn)在的光景，卻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代，也就不遠了。”從晚清新小說發(fā)展史看，李伯元是頭一個把 “文明”作為鮮明主題的作家。《文明小史》的偉大價值，不僅在于及時而形象地傳達出在改革形勢下，“人心鼓舞、上下奮興”,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歷史勢態(tài)，而且在于以寫實主義的筆法，深刻地揭示出引進西方文明的曲折繁復(fù)、引進與反彈相互交錯，從而顯示了作者高于時人的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預(yù)見性。
小說既以文明為 “小史”之名，勾勒閉塞不通的中國如何“卷到文明中來”的歷史過程，自然是作者給自己提出的第一個使命。毛澤東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zhàn)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jīng)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痹谛≌f中，到東洋尋覓文明自由的聶慕政 (三十五回)、自費至西洋考察工藝的饒鴻生(五十一回),都堪稱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但小說并沒有從他們開始落筆；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地處東海之濱、長江之口、申江之畔的上海，是引進西方文明、開始近代化進程的地方，小說中勞航芥說： “中國地方，只有上海經(jīng)過外國人一番陶育，還有點文明氣象，過此以往，一入內(nèi)地，便是野蠻所居，這種好世界是沒了?！?四十七回)但小說也沒有從上海的變化入手?！段拿餍∈贰返墓适?，是從湖南永順府開始的，順著湖南—湖北—江南—上海，亦即從閉塞到漸次開放、野蠻到漸次文明的地域的次序來開展情節(jié)的，自在山民在第一回的評語中說：“書曰文明，卻從極頑固地方下手，以見變野蠻為文明，甚非易事?！睆囊M文明的次第看，這種安排是倒置的，作者在結(jié)構(gòu)上作這樣的處理，恰是為了重現(xiàn)中國 “卷到文明中來” 的歷史輪廓，因為閉塞、野蠻地方的今天，就是開放、文明地方的昨天。
小說寫湖南永順府僻處邊陲，民俗渾噩，“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處山凹之中，倚樹為村，臨流結(jié)舍，耕田鑿井，不識不知”,這個“除睡覺吃飯之外，其余一無事事”,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的地方，忽然闖進來幾個外國人，千百年來固有的安謐寧靜，一下子被沖破了，一成不變的舊有秩序，也被徹底攪亂了。來到永順府的外國人，原來是意大利的礦師，“只因朝廷近年以來，府庫空虛，度支日絀，京里京外，很有幾個識時務(wù)的大員，曉得國家所以貧弱的緣故，由于有利而不能興?！袃杉斓刈匀恢豢梢钥记蟮?，一件是農(nóng)功，一件是礦利，倘把這二事辦成，百姓即不患貧窮，國家亦自然強盛。所以那些實心為國的督撫，懂得這個道理，一個個都派了委員到東洋考察農(nóng)務(wù)，又從外洋聘到幾位有名礦師，分赴各府州縣察看礦苗，以便招人開采?！边@本是“取外國之長，去中國之短” 的純屬技術(shù)引進的好事，不想因了一些區(qū)區(qū)小事，竟惹出了在現(xiàn)代人看來幾乎不可思議的種種紛擾。
在永順府全體居民中，知府柳繼賢大約是唯一稍稍通達外務(wù)的人物，可是當他聽報來了三個外國人，且客店又打碎了外國人的洋磁碗時，他的頭一個強烈的反應(yīng)是： “弄壞外國人的東西，是要賠款的！”為了應(yīng)付這突發(fā)的 “交涉大事”,他停止了武考，且立即登門拜會，以收“柔遠的效驗”。就柳知府來說，與其說是“媚外”,不如說是為了脫卸干系，這有他向首縣說的話為證： “等到出了界，卸了我們的干系，那怕他半路被強盜宰了呢！”于此可見，提倡西學(xué)、講究外交這樣一些引進西方文明的識時務(wù)的政策，實際上不曾為處于舊的官僚體制中運行的多數(shù)官吏所認識和接受。他們看到的，只是“外國人正在旺頭上，不能不讓三分”,因而只注重于表面的敷衍和周旋，以保全自己的職位。以柳知府之精明練達，意大利的礦師在他眼中間不是單個而是具體的外國人，而是易惹麻煩、難以應(yīng)付的洋人整體中的一員，而察看礦苗、招人開采這樣一樁“為國興利” 的新政，在他頭腦中竟然沒有獲得任何積極的響應(yīng)，就是毫不足怪的了。
對于廣大文化素質(zhì)極低、扦格不通的鄉(xiāng)民來說，洋人的探礦，則被理解為一場完完全全的騙局。出于對洋人侵侮的仇恨，郁積在他們心底的排外情緒是極其盲目而頑強的。開礦同千百年來有關(guān)“風(fēng)水”的迷信，一時成為絕不相容的事情：祖墳在山上的，害怕“創(chuàng)墳見棺，翻尸掏骨”;住在山下大門緊對著山的，又恐于“風(fēng)水”有所關(guān)礙。因暫停武考而心生怨望的一班武童，又散布謠言，說官府要把一府的山水通統(tǒng)賣給外國人，憤激的民眾喊出：“先到西門外打死了外國人，除了后患，看他還開得成開不成礦？”“先去拆掉本府衙門，打死瘟官，看他還能把我們的地方賣給外國人不能？”一時聚起四五千人，以致激起一場民變，打洋人，沖官府，鬧得難以收拾，一場以興利為要旨的探礦活動，終于在多種因素的沖突中歸于夭折。
真正促使永順府的士人接觸西方文明的，卻是新任知府傅祝登的濫肆株連，“聚眾會盟，謀為不軌”的罪名，逼得秀才劉伯驥避難教堂，與傳教士建立了個人的友誼。小說第八回，寫了一座高崗上相互對峙的古廟和教堂，這兩座建筑物，毋寧是中西文化相互對立的象征。廟中的老和尚，盡管受過劉伯驥父母的布施，但對于這位連行李也沒有的人，自不免懷有疑心，他所貪圖的，只是洋錢； 當劉伯驥因寒氣所感，生起病來時，老和尚方懊悔不迭，詞色之間擺出一副討厭他的意思來。而教堂中的洋教士，不但能說中國話，讀中國書，與劉伯驥十分投契，一旦知悉劉伯驥朋友被拿、自身落難的真情，便以 “上帝以好生為心，我受了上帝的囑咐，怎么可以見死不救”的基督教式的人道主義感情，挺身而出。關(guān)于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以往那種一概斥之為文化侵略的觀點，是不免失之偏頗，當然，我們也不必?zé)o條件地贊同 “外國人中間唯有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來不是為了獲得利益，而是要給予利益”的說法。從小說的具體情節(jié)看，洋教士所憑恃的，自然還是不平等條約所授予的插手中國教徒訴訟案件的特權(quán)，但由于此時矛頭所向，是盤剝百姓的貪官，且解救清白無辜的好人于虎口之中，又不憚跋涉之苦，送他們至萬國通商文明之地，以為增長學(xué)識和他日建立功業(yè)的基礎(chǔ)，這種對于中國文明事業(yè)的推進之力，終是值得肯定的。
外國礦師是湖北總督聘請來的，隨著劉伯驥在洋教士保護下出走，小說把場景推移到了南北各省通道的漢口。這里的景象，同永順府是大大不同了：“總督大人很講求新法，頗思為民興利，從他到任七八年，紡紗局也有了，槍炮廠也有了，講洋務(wù)的講洋務(wù)，講農(nóng)功的講農(nóng)功，文有文學(xué)堂，武有武學(xué)堂，水師有水師學(xué)堂，陸軍有陸軍學(xué)堂，以至編書的，做報的，”大大小小事情，應(yīng)有盡有。在引進西方文明以振興中國方面，總督大人是一個有心人，可惜從湖北的大勢看，似乎只是他一個人在忙忙碌碌，手下的人并不能真正領(lǐng)悟其中的深意，他們所遵奉的，只是 “把外國人一個個都抬到天上”的禮讓主義，至于下層百姓，也只是看洋人看熟了，不以為奇罷了。
唯有當作者將筆鋒轉(zhuǎn)到江南的時候，才開始觸及西方文明的引進在底層民眾心中激起的重重波瀾。吳江縣賈家“世代一直是關(guān)著大門過日子的”,賈子猷兄弟三個，“除非親友慶吊往來，甚么街上，鎮(zhèn)上，從未到過”。第一個敲開賈家緊閉大門的，竟是學(xué)臺改革考試章程的告示，使賈氏兄弟心里有了 “時務(wù)掌故天算輿地”之類的新概念； 而歲考的失敗，使他們明白： 形勢已經(jīng)起了大的變化，“小題圣手”的吊渡鉤挽之法，已經(jīng)不合時宜了，推而廣之，“現(xiàn)在的事，大而一國，小而一家，只要有好法子，都可以改的”。啟蒙老師姚文通又開導(dǎo)他們： 開發(fā)民智，全在看報，兄弟三個于是一天到夜，足足有兩三個時辰用在上海出的時報、旬報、月報上，“自從看報之后，曉得了外面事故，又瀏覽些上海新出的書籍，見識從此開通，思想格外發(fā)達?！苯系那樾萎吘古c湖南不同，在開放的格局中，占風(fēng)氣之先，所以西方文明能較快地獲得平民百姓心悅誠服的接納。
當賈氏兄弟隨同姚文通踏上上海的土地，《文明小史》方結(jié)束了序幕，進入了場面開闊的正劇。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發(fā)展繁榮，與近代中國的命運緊密相聯(lián)。因了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上海成了中國近代經(jīng)濟的中心，隨著租界的開辟，司法行政制度、工務(wù)設(shè)施、教育政策乃至舶來的生活方式的設(shè)立和推行，上海更成了中國近代文明的中心。小說借著對西方文明充滿向往之情的鄉(xiāng)下青年的眼光，展現(xiàn)了上海文明的奇妙世界： 在上海，可以看到當天出的新聞紙，可以看新編的文武新戲，有可以買到新書的書坊，有可以學(xué)到新鮮知識的大小學(xué)堂，還可以會到許多維新朋友，參加以往聞所未聞的演說會……但是，在種種文明景象的背后，賈氏兄弟也很快覺察到了它的種種光怪陸離的伴生物——丑陋、鄙劣與罪惡，它們似乎都與文明糾纏到了一塊，難以拆開?！盁狒[場且賦歸來”,賈氏兄弟在經(jīng)歷一番體驗之后，懷著不無迷惘的心情，離開了上海。不管怎么說，小說確實以形象的力量證明了： “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tài)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密閉棺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必然要解體一樣?！?(馬克思： 《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對西方文明的引進和接納，是一種不可抵御的歷史潮流，文明正在變成一種席卷中國大地的新的時尚，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和一種新的人生道路。
小說既以 “小史”為名，它不僅寫出了西方文明在中國由沿海到內(nèi)地逐漸推開的過程，還寫出了西方文明從淺層到深層接受的縱向深入的過程。
賈氏兄弟根據(jù)報上的信息，托人上省買回一盞洋燈，“那光頭比油燈要亮數(shù)倍，兄弟三個點了看書，覺得與白晝無異”。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教師。賈子猷拍手拍腳地說：“我一向看見書上總說外國人如何文明，總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來，就這洋燈而論，晶光爍亮，已是外國人文明的證據(jù)。然而我還看見報上說，上海地方還有甚么自來火、電氣燈，他的光頭要抵得幾十支洋燭，又不知比這洋燈還要如何光亮？”由此一點直觀的判斷，賈氏兄弟推論出凡是“外洋新到的器具”都是“文明”的，甚至不惜重價買來一大堆不知用處的外洋貨，還自稱自贊是“極開通、極文明” 的了。這種對于外國商品的盲目崇拜，反映了初次接觸西方文明的人們的一般心態(tài)。
引進外國的機器和技術(shù)，以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達到富國強兵之目的，層次自然要高得多了。湖北總督聘請外國礦師赴各地察看礦苗，以及開設(shè)紡紗局、槍炮廠，都屬于這個范疇。南京開了個工藝局，不想“制造出來的貨物，總還是土樣，不能改良，因此制臺想派一個人到外國去調(diào)查有什么新法子，回來教給這些工匠等，他們好棄短用長，順便定幾副機器，以代人力”。年輕的富家子饒鴻生被派往東洋考察，他卻主動表示：“東洋的工藝，全是效法英美，職道這趟，打算先去東洋，到了東洋，渡太平洋到美國，到了美國，再到英國一轉(zhuǎn)，然后回國。一來可以擴擴眼界，長長見識，二來也可以把這工藝一項，探本窮源?！?五十一回) 由請進來，到派出去，終是一個大的進步。
先進的社會生產(chǎn)力，是以先進的科學(xué)為基礎(chǔ)的。引進外國機器和技術(shù)，勢必導(dǎo)致科學(xué)知識的學(xué)習(xí)和普及。饒鴻生游日本，發(fā)現(xiàn)那里下午四點就天黑了，半夜二點天就大亮，大覺詫異，問人方知是“日輪旋轉(zhuǎn)”所致。南京制臺府中諸人閑談，說起“庚子那年日食，天津制臺還給沒有撤退的聯(lián)軍一個照會，說是赤日行天，光照萬古，今查得有一物，形如蛤蚧，欲將赤日吞下，使世界變?yōu)楹诎?，是以本督不忍坐視，飭令各營鳴炮放槍救護，誠恐貴總統(tǒng)不知底細，因此致訝，合函照會，伏乞查照?！?(五十九回) 此一千古奇文，已為在座讀過天文教科書的人所笑，而再以此科學(xué)道理曉諭其余各人，亦俱各點頭?？梢娍茖W(xué)在與迷信的較量中，已經(jīng)開始占據(jù)上風(fēng)。
緊閉的大門既已打開，隨之而來的，就不只是現(xiàn)成的洋貨和純粹的技術(shù)，西方的生活方式乃至意識形態(tài)，也必然如潮水般涌來。在和洋人打交道的時候，“出洋相”,乃是體察西方生活方式的最好學(xué)校。永順府首縣去拜會洋礦師，錯伸了左手，那礦師便不肯同他拉手，他這才明白，外國的 “禮信”是應(yīng)該拉右手的； 饒鴻生在輪船大餐間喝了咖啡，把羹匙仍舊放在杯內(nèi)，許多外國人都對他笑，仆歐方告訴他，羹匙是應(yīng)該放在杯子外邊的碟子里的。諸如此類的規(guī)矩，不過是不同民族的生活習(xí)慣，并無高低優(yōu)劣之分。但西方的生活方式，確有其文明的地方，比如仆歐叮囑饒鴻生，船上通例不準吸鴉片煙，在大餐間吃飯，千萬不要搔頭、剔指甲之類。姚文通在萬年春吃大菜，見到一樣“拿刀子割開來、紅利利的”,不認得，一問方知是牛排，便說：“兄弟自高高祖一直傳到如今，已經(jīng)好幾代不吃牛肉了?！蓖娜嗣忉屨f這是菜牛，“吃了不作孽的”,況且這牛排“我們讀書人吃了頂補心的”,還有人笑他： “虧你還是個講新學(xué)的，連個牛排都不吃，豈不惹維新朋友笑話你么？”吃牛排居然同“維新”聯(lián)在一起，可見生活方式的文明與否，已經(jīng)不是一個小問題了。
最帶根本性質(zhì)的巨變是，禁錮了中國人幾千年的封建綱常倫理，已經(jīng)被沖開一個缺口，“平等”、“自由”的話頭，不只時時掛在維新人物的口上，而且還確實在指導(dǎo)著他們的行動。進過外國學(xué)堂的王濟川，聽先生講如何叫做自由，如何叫做平等“猶如幾年住在空山里面，不見人的蹤跡，忽然來了一位舊友密切談心，那一種歡喜的心，直從肝底里發(fā)出來?！?王濟川見家童見他，“竟同百姓怕官府的樣子一樣”,正言說道：

論理你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不過你生在小戶人家，比我窮些，所以才做我的家童。我不過比你多兩個錢。你同為一樣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來應(yīng)該做奴才的； 既做了奴才，那卻說不得干些伺候主人家的勾當，永遠知識不得開，要想超升從那里超升得起？ 我新近讀了《漢書·衛(wèi)青傳》,衛(wèi)青說： 人奴之生，得免笞辱足矣： 中國古來的大將軍，也有奴隸出身；當他做奴隸的時候，所有的想頭，不過求免笞辱，簡直沒有做大事業(yè)的志向，豈不可嘆？我如今看你一般是個七尺之軀，未必就做一世的奴才。如來說： 諸佛眾生，一切平等，我要與你講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見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分兒就是了。(二十五回)

以主人的身份，向奴才發(fā)布平等的宣言，在晚清小說史上，王濟川是第一位典型。余小琴鉸了辮子從日本游學(xué)回來，其父勸他等養(yǎng)長了再去拜客，余小琴遂直斥其父“頑固”,并說： “論起名分來，我和你是父子，論起權(quán)限來，我和你是平等。你知道英國的風(fēng)俗么？ 人家兒子，只要過了二十一歲，父母就得聽他自己作主了。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二十四歲了，你還能夠把強硬手段壓制我嗎？” (五十六回)在余小琴“家庭革命主義”的攻勢下，其父只好敗下陣來。鈕逢之與母親爭論婚姻問題，說：“外國人的法子，總要自由結(jié)婚，因為這夫妻是天天要在一塊兒的，總要性情合式、才德一般，方才可以婚娶”,表示一定要娶學(xué)堂里的女生，因為“他既然讀書，曉得了道理，自己可以自立，那個敢欺負他？再者，世故熟悉，做得成事業(yè)，講得來平權(quán)，再沒有悍妒等類的性情”。鈕逢之還從世界大勢來開導(dǎo)母親：“如今外國人在那里要中國的地方，想出各種的法子來欺負中國，怕的是百姓不服，一時不敢動手，不好不從種族上自強起來。他們說的好，我們中國雖然有四萬萬人，倒有二萬萬人不中用，就是指那裹腳的女人說的?！痹谶@般勸說下，其母也終于讓了步。(三十九——四十回) 凡此種種有關(guān)主奴、父子、夫妻的嶄新的倫理觀念，顯然是外國文明熏陶的產(chǎn)物，是對傳統(tǒng)綱常禮教的挑戰(zhàn)和背叛。
最高層次的文明，就晚清的時代而言，是進行全面、根本的政治改革，引進西方的政治制度，實現(xiàn)民主和法治，《文明小史》對此也有相當深刻的反映。志氣極高的熱血青年聶慕政、彭仲翔等，仰慕東洋“文明得極”,“人人都有自由的權(quán)利”,便往日本游學(xué)。在輪船上，大家議論官府不許集會演說，乃是“專制國的不二法門”,“只要弄得百姓四分五裂，各不相顧，便好發(fā)出苛刻的號令來，沒一個敢反對他；殊不知人心散了，國家有點兒兵事也沒人替他出力”,專制其實是害民害國的東西。但小說并沒有讓這班青年走得太遠，他們也承認；“野蠻的自由”是不足取的，“法律自治是要的”。(三十五回)
在另一方面，小說也指出：“官府以法治人，自家也要守定法律，人家自然不議論他，這才是維新的要訣，文明國度也不過如此”。(三十六回) 小說最后一回寫道：“話說北京政府，近日百度維新，差不多的事都舉辦了。有些心地明白的督撫，一個個都上條陳，目下有樁至要至緊之事，是什么呢？就是立憲?！棥@兩個字，要在十年前把他說出來，人家還當他是外國人的名字呢。于今卻好了，士大夫也肯瀏覽新書，新書里面講政治的，開宗明義，必說是某國是專制政體，某國是立憲政體。自從這 ‘立憲’ 二字發(fā)見了，就有人從西書上譯出一部《憲法新論》,講的源源本本，有條有理，有些士大夫看了，尚還明白‘立憲’二字的解說。這時兩湖總督蔣鐸上了個呼請立憲的折子，上頭看了很為動容，就發(fā)下來叫軍機處各大臣議奏?！庇?“百度維新”到立憲，亦即將改革的全部要旨歸結(jié)為變專制政體為民主政體，確乎是一個本質(zhì)的飛躍。
有關(guān)法律的新認識，還被用到維護國家主權(quán)的方向。小說中的顏軼回，向被看作梁啟超的化身，且被視為否定的形象，理由是書中以揶揄的筆墨寫出了他的熱衷功名，以及“貓四足者也，狗四足者也，故貓即狗也”的文風(fēng)，其實書中的顏軼回，頗有政治遠見，他看到列強各國在經(jīng)濟上著力對中國實行 ‘無形瓜分”的危險，并且指出：“現(xiàn)在中國，和外國的交涉日多一日，辦理異常棘手，何以？ 他們是橫著良心跟他們鬧的，這里頭并沒有什么公理，也沒有什么公法，叫做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你不信，到了中國，把條約找出來看，從道光二十二年起，到現(xiàn)在為止，一年一年去比較，起先是他們來俯就我，后來是我們?nèi)ジ┚退?，只怕再過兩年，連我們?nèi)ジ┚退?，他都不要了?！?四十六回)顏軼回憑借國際公法替國家辦交涉、爭權(quán)利的主張，在小說中并非絕無僅有。第三十八回寫外國兵擅自駐扎諸城縣北門，又放縱兵丁醉酒鬧事，翻譯鈕逢之對縣令說：“倘然依著公法駁起他來，不但不該擾害我們的地方，就是駐兵也應(yīng)該商量在先，沒有全不管我們主權(quán)，隨他到處亂駐的道理，這不是成了他們的領(lǐng)土了么？只要東翁口氣不松，我可以合他爭得來的?！?br>要之，有關(guān)西方文明的引進從淺到深的各個層面，《文明小史》可以說都寫到了，作者是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西方文明的引進和接納，不是徑情直遂、一帆風(fēng)順的。來自各個方面的意志力量，都對引進文明的過程，施加了影響，因而導(dǎo)致引進與反彈的交錯，呈現(xiàn)為抵制、扭曲與質(zhì)變等不同形態(tài)?！段拿餍∈贰返淖髡咴谶@一方面，尤其顯示出了駕馭繁雜事態(tài)的大手筆的才能。
中國的貧弱，乃是西方列強入侵掠奪所致，而欲要轉(zhuǎn)貧弱為富強，又唯有向西方取法學(xué)習(xí)。在中國人面前，“洋人”扮演了 “強盜”與“先生”的雙重角色，這種局面是令人難堪的。在一般情況下，民族的情緒會壓倒理性，連開始討好于洋人的柳知府，一旦見事情鬧大。存下了一個丟官的念頭，忽然強硬起來，道：“我現(xiàn)在別的都不氣，所氣的是我們中國稍些不如從前強盛，無論是貓是狗，一個個都爬上來要欺負我們，真正豈有此理！”就非怪廣大民眾要義憤填膺了。但是，正當?shù)拿褡迩榫w，因了歷史的緣故，又往往同愚昧落后的文化素質(zhì)交織在一起，因而使得排除成見、虛心學(xué)習(xí)外國先進東西的嘗試，總是遭到頑強的抵制。這還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之下改革的種種努力，不但要受到外來社會理論與實踐方略的誘發(fā)，而且還不得不借肋于外國勢力的保護和庇蔭。自在山民在評論劉伯驥的事跡時說：“劉伯驥為官所逼，逃往鄉(xiāng)間，忽然想借外國人勢力，搭救幾個同志，是迫于無可如何，才想到這個急主意。為淵驅(qū)魚，‘為叢驅(qū)雀，是誰之過歟！”就道出了個中的復(fù)雜性。第二十六回寫官府捉拿在上海外國花園演說的青年，卻被外國人要了去，王濟川聽了大喜，而方立夫卻沉痛地說： “老同學(xué)，且慢高興！ 你說官府捉不得人，是我們中國人的造化嗎？他們那些演說的人，依賴了外國人，就敢那般舉動，似此性質(zhì)，將來能不做外國人的奴隸嗎？做中國人的奴隸固然可恥，做外國人的奴隸可恥更甚。不但可恥，要是大家如此，竟沒得這個國度了，定不可傷！”濟川聽了這番驚動的話，由不得淚下交頤。基于喚起民族的覺醒，以保衛(wèi)國家主權(quán)、爭取社會進步的深謀遠慮，使《文明小史》關(guān)于西方文明的引進與反彈的描寫，具有深摯的愛國主義精神。
《小史》作者又以十分沉重的心緒，寫出對于西方文明扭曲的接受，所造成的道德水準的下降和社會風(fēng)氣的劣化。“上海不是好地方，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沒有不學(xué)壞的，而且那里渾賬女人極多，化了錢不算，還要上當?！辟Z老太太的擔心，撇開陳腐的本意，還是相當真實的。廣東阿二專門軋姘頭，吊膀子，居然被認為“頗合外國婚姻自由的道理”,斗蟋蟀的無賴魏榜賢改了洋裝，到處招搖撞騙，閱歷不深的姚文通，卻將他當作“天人”。西方的物質(zhì)文明，固可滿足更高檔次的物欲享受，西方的道德觀念，尤可曲解為縱情聲色犬馬的理論依據(jù)。第十八回“一燈呼吸競說維新”,寫外國裝的郭之問一邊大抽鴉片，一邊振振有辭地說：“論理呢，我們這新學(xué)家就抽不得這種煙，因為這煙原是害人的。起先兄弟也想戒掉，后來想到為人在世，總得有點自由之樂，我的吃煙，就是我的自由權(quán)，雖父母亦不能干預(yù)的?！钡诙?“阻翻臺正言勸友”,寫黎定輝經(jīng)上海這繁華世界，一班同學(xué)擺酒叫局，混鬧起來，黎定輝正言相勸，一個道：“英雄兒女，本是化分不開的情腸，文明國何嘗沒有這樣的事，不然，那《茶花女》小說為什么做呢？”“自由”、“權(quán)利”、“愛情”、“文明”一類神圣的字眼，居然成了吃鴉片、嫖妓女的最野蠻行動的護法。一班奴隸根性不變的人物，徒然拾了文明的皮毛，靈魂就更其丑惡。勞航芥因為自己是久住香港之人，“香港乃是英國屬地，諸事文明，斷非中國腐敗可比”,因此視中國的同胞為土芥，而見了白種人，“你看他那副脅肩諂笑的樣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他被安徽巡撫聘為顧問官，嫌住的地方湫隘不堪，吃的東西不能下箸，又誣賴店主人偷他的表，拳打腳踢，肆意勒索，披了文明的外衣，骨子比強盜還要野蠻。更多的情況是，文明的事業(yè)，不過為求利之徒，添一新的財源。文萃書坊當八股盛行的時候，一部《文料觸機》一年總要賣到五萬本，后聞八股一定要廢，翻譯之學(xué)一定要昌明，就廉價請了從東洋回來的人，胡亂編譯《男女交合大改良》、《傳種新問題》之類以牟利 (十七回);培賢學(xué)堂住膳費高達四十八塊，官利之外，每年總可余二、三千塊錢，還自稱是“格外克己”,又埋怨學(xué)堂辦得太多，“弄得自己沒有飯吃?！?(十八回) “不管他文明不文明，只問他賺錢不賺錢”,寥寥數(shù)語，足以概括文明被大大扭曲的實質(zhì)。
以引進西方文明為目標的改革新政，雖然遭到堅持封建傳統(tǒng)的頑固分子的反對，如黃詹事之反對廢八股、改法律之類(三十四回),但改革既已成為自上而下的施政方針，從事新政又可獲肥差美缺、保舉升遷，于是更多的官僚表現(xiàn)為鉆營奔走，視之為終南捷徑。第二十四回 “太史維新喜膺總教”,寫了一個“因時制宜，揣摩迎合”的機會主義者王宋卿，當戊戌變法之時，“他覷便上了個改服色的條陳，被禮部壓下，未見施行。他郁郁不樂，正想別的法子，偏偏各樣復(fù)舊的上諭下來，只索罷手?！边^了兩年，義和團事起，王宋卿逢人便說這是亂黨，該早些發(fā)兵剿滅，偶從一位同年口中得知，現(xiàn)在“上頭”的意思，正想招接他們抵當外國，“宋卿得了這個消息，嚇了一大跳，心上著實懷著鬼胎，到家里盤算了半夜，心上想著，現(xiàn)在要得意，除非如此如此。主意打定，半夜里起身，磨好了墨，立刻做了一個招撫義和團的折子，把義和團說得有聲有色?！睏l陳上去，果然立刻召見，不想形勢突變，王宋卿只好匆匆攜眷出都以避風(fēng)頭。王宋卿兩次揣摩風(fēng)氣、“仰體上意”而不售，閑居鄉(xiāng)里，甚不甘心，聞改革新政開始施行，便求至親萬藩臺為之說項，“找個維新上的事業(yè)辦辦”,憑著以往上條陳所博虛名，終于謀得山東學(xué)堂總教習(xí)的職位。這位“維新領(lǐng)袖”,擬幾個時務(wù)題目，雖十分吃力，而泄漏考題以收受重賄，卻辦得極為了當。小說寫撫臺翻閱課吏試卷的情形道：

撫臺收齊卷子，大略一翻，通共七十一本，倒有三十多本白卷；其余的或幾十字一篇，或百余字一篇，大約沒得到二百字的，也不知他說些什么。又打開一本，卻整整的六百字，就只書法不佳，一字偏東，一字偏西，像那七巧圖的塊兒，大小邪正不一； 勉強看他文意，著實有意思，翻轉(zhuǎn)卷面，寫的是“盡先補用直隸州金穎”,心里暗忖： 捐班里面，要算他是巨擘了，為何那幾個字寫得這般難看呢？ 隨即差人請了王總教來，把卷子交給他，請他評定。這番王總教看卷子，不比那出題目的為難了，提起筆來，先把金子香卷子連圈到底。說也奇怪，那歪邪不正的字兒被他一圈，就個個精光飽湛起來。

更為傳神的是，課吏的結(jié)果，除了那交白卷的停委三年，余下的俱沒有出進，王宋卿嘆氣道：“我們中國的事總是這般，你看上頭出來的條教雷厲風(fēng)行，說得何等厲害，及至辦到要緊地方，原來也是稀松的?！?自在山民評曰： “數(shù)語深切中國弊病。”尤為可嘆的是，指摘弊病的人，自身就在參與制造弊病，并且分潤弊病所帶來的種種利益。
相比之下，因了官僚之顢頇與專橫依然如故，從而使許多新政事業(yè)徒具文明的形式，則是更為嚴重的質(zhì)變。江寧知府康志廬受制臺信用，任全省學(xué)務(wù)總辦，擬章程、蓋房子、聘教習(xí)，儼然辦學(xué)的權(quán)威，可是他家少爺上體操碰破了頭，學(xué)堂里的監(jiān)督、提調(diào)、教習(xí)、學(xué)生都要拿了手本輪班進府探病，少爺一死，又要全校教習(xí)學(xué)生手執(zhí)花圈前來送殯?？堤饾M嘴“武曲星下凡”的妄言，他的唯一的新知識大約只有 “一個人腦子是頂要緊的，一切思想都從腦筋中出來”,因而要買補腦汁給傷了頭的兒子吃。他最怕一班維新黨員天天講平等、講自由，擔心學(xué)生看了上海來的新書，“一個個都講起平等來，不聽我的節(jié)制，這差使還能當嗎？”于是大倡禁書，搜抄書店、監(jiān)禁學(xué)生，弄得江南學(xué)堂，為他一人勢力圈所有，“沒人敢違心半毫分。” (四十一，四十二回)
總之，《文明小史》通過來自不同方面的抵制、扭曲、質(zhì)變，描繪了引進與反彈相互糾葛相互沖突的復(fù)雜圖景，并且預(yù)見到了，由于這無數(shù)互相交錯的力量所形成的合力，決定了中國的開放改革的程途是充滿曲折與反復(fù)的。小說第一回寫姚士廣叮囑柳繼賢道：“要興一利，必須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談。就以貴省湖南而論，民風(fēng)保守，已到極點，不能革舊，焉望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話，道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說這句話，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頭，原因我們中國，都是守著那幾千年的風(fēng)俗，除了幾處通商口岸，稍能因時制宜，其余十八行省，那一處不是執(zhí)迷不化，捍格不通呢？總之，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為不美。老弟，你記好我一句話，以愚兄所見，我們中國大局，將來有得反覆哩！”這一段話，集中概括了李伯元關(guān)于改革的基本觀點，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提出須用 “水磨工夫”、潛移默化，千萬不可操切從事，欲速不達，唯此之故，李伯元向被視為改良主義者，頗受非議。這是極大的誤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大局將來有得反覆” 的預(yù)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楊世驥曾說《文明小史》是一部“謗書”式的諷刺作品，而后的多數(shù)研究者亦加以認可。“謗書”一說，實源于楔子中一首七絕：

謗書自昔輕司馬，直筆于今笑董狐。
腐朽神奇隨變化，聊將此語祝前途。

詩中說，過去人們因為“謗書”而看輕司馬遷的《史記》,號稱“直筆”的良史董狐到今天也不免要為人所笑。“腐朽”、“神奇”之間，并無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是可以隨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的，聊將我的這番話來預(yù)祝未來的程途。從詩中看，李伯元決沒有自居 “謗書”的意思，相比，他自信比董狐還要忠于歷史真實?！段拿餍∈贰?以 “比泰西的照相還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畫還要畫得透露些”的寫實手法，塑造了在文明引進過程中 “流芳遺臭，各有千秋”的人物群像，褒貶抑揚，允執(zhí)厥中，并沒有陷入“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 的絕對化的極端。如第十二回到十四回，寫了一個致力于改革事業(yè)，據(jù)說是以張之洞為原型的好官湖廣總督，“做了幾十年的官，依然是兩袖清風(fēng)，一塵不染”,竟窮得質(zhì)當太太的嫁妝。武昌知府大驚道：“制臺大人一年有上萬銀子的養(yǎng)廉俸銀，還怕不夠用？就是不夠用，無論那個局子里提幾萬出來，隨便報銷一筆，還要他還嗎？”武昌知府的疑竇，恰為實心為國的廉吏同借改革因緣為利的不肖之輩劃清了界限。小說還不無善意地寫出制臺大人的怪僻性格：“原來這位制臺，是天生一種異相，精神好的時候，竟其可以十天十夜不合眼；等到?jīng)]事的時候，要是一睡，亦可以三日三夜不醒。一頭看著公事，或者一面吃著飯，以及會著客，他都會睡著了的。只要有事，一驚就醒，倘若沒有事把他驚醒，一定要大動氣的?！薄秶剛涑恕肪矶谑黾皬堉磿r，說他“自負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舊規(guī)，年愈邁而氣愈驕”。小說既表現(xiàn)了張之洞有識見、有魄力，對于晚清改革事業(yè)開拓之功的一面，又表現(xiàn)了他好大喜功、辦事疏闊、性情乖張的一面，可謂 “愛而知其惡”,是不應(yīng)視為溢美的。
湖北巡撫萬岐，貪財納賄，假充內(nèi)行，比起清廉而精明的湖廣總督來，是要大大地不如的。但小說又寫他“極講究維新”、“銳然以革弊自任”,視察學(xué)堂時，主動提出要在學(xué)堂吃飯：

魏總辦正待招呼備菜，萬帥止住，說合學(xué)生一起吃。雖然這般說，魏總辦到底叫廚房另外添了幾樣菜。萬帥走到飯廳，見一桌一桌的坐齊，都是三盤兩碗。自己合魏總辦坐了一桌，雖多了幾樣，仍沒有一樣可口的。勉強吃了半碗飯，卻噎了幾次。(二十二回)

要說這是諷刺，自無不可。但萬岐在那個時代，畢竟邁出了放下巡撫架子，與普通學(xué)生同堂吃飯的一步。
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平中丞，“心地明白，志趣高遠，兼之酷嗜風(fēng)雅，金石書畫，尤所擅長”。小說寫平中丞一清如水，卻收下部屬奉敬的骨董，把一座撫臺衙門，變做了舊貨店。但此公與《官場現(xiàn)形記》 中的華中堂不同，雖然收了人家的書畫碑版，卻 “不以此為輕重，委差委缺，仍舊是一秉至公，大家到后來看看沒有什么想頭，便也廢然而返了?！逼街胸┑目蓯壑帲谟谒湟晜鹘y(tǒng)文化，說：“現(xiàn)在這種世界，人人維新，大家涉獵新書還來不及，那有工夫向故紙堆中討生活，我看講究這門的漸漸要變作絕學(xué)快了?！?(六十回) 不啻是獨醒之言。
南京制臺之子沖天炮，更是具有深長意味的典型人物。沖天炮在日本留學(xué)的時候，經(jīng)常給什么會、什么黨捐錢，又在別人的譯著上刊刻自己的名字，“學(xué)界巨子”、“中國少年”的美稱，居之不疑。從日本歸來，又打算“運動”老頭子做唐高祖，以便尊自己去做唐太宗，民族思想之強烈，讓人家聽了，都吐舌頭。但回到南京之后，“見著老人家的食前方丈、侍妾數(shù)百人的行徑，不禁羨慕，暗想我當初錯了主意，為什么放著福不享，倒去作社會的奴隸，為國家的犧牲呢？”于是，“文明的事做夠了，自然要想到野蠻的事了； 維新的事做夠了，自然要想到守舊的事了?！?(五十七回) 小說借此道出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往往在一反掌之間，標榜所謂文明，往往是最易墮入野蠻的惡道中去的。
即便對于一班應(yīng)該徹底否定，令人厭惡的角色，小說也表明他們的言論并非一無可采。魏標賢、劉學(xué)深之流的招搖撞騙，固然為人所不齒，但他們那一番“治國同治病一樣，到了交難的時候，應(yīng)得如何，便當如何，斷不可存一點拘泥。不存拘泥，方好講到自由；等到一切自由之后，那時不言變法，而變法自在其中”。又何嘗不包含若干真理呢？李伯元站在一個歷史的制高點上，對于文明引進過程中出現(xiàn)的種種反彈現(xiàn)象，充滿了寬厚的宅心仁恕，他在楔子中說：“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xué)，早已鬧得沸反盈天，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得不好的；也有學(xué)得成的，也有學(xué)不成的?，F(xiàn)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 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xué)。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奮興，這個風(fēng)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fēng)潮一樣么：所以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們這一片苦心孤詣也。”“腐朽神奇隨變化，聊將此語祝前途”,對于文明進化趨勢之不可逆轉(zhuǎn)，富有辯證精神的李伯元，是滿懷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