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

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楩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于《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諸儒之言經(jīng)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fā)其端云。

曾鞏文章“本原六經(jīng)”，長于古道，尤善作“目錄之序”，而為文“至有條理”(林琴南語)。其所撰《列女傳目錄序》，正是此類文體中的別具一格者。作者借考訂劉向《列女傳》一文的目錄、編次為由，巧運文思，揭傳文之大要、掘“列女”之題旨，“為之敘論以發(fā)其端”。從娓娓敘記、要言不煩的行文，到引經(jīng)據(jù)典、剖析精微的闡述，曾子固以大家手筆競引發(fā)出一番“王政必自內(nèi)始”的議論。使序文題旨深邃，發(fā)人深省。雖歷來稱“書序最難工”(同上)，但曾氏這一篇《列女傳目錄序》卻以其指事精實，構(gòu)筑嚴謹，文筆淡古，見識深刻而流傳后世，為歷代史學家與文學家所賞識。

全文由考核、校訂人手。首節(jié)文字循“書序”之成法，落墨于劉向所敘《列女傳》之篇目次第?；蛩輦魑脑戳?、或辯沿革變遷、或斷篇卷目次、或析諸家識見。作者考訂詳實，不厭其煩。凡典籍所載者，一一排定《漢書》、《隋書》、《崇文總目》、《藝文志》、《唐志》諸本的先后； 凡編訂著錄者，又逐個敘述劉向、劉歆、曹大家 (即班昭)、蘇頌及官修史書的異同。而考稽篇目次第則由八篇而“離其七篇為十四”，而“與《頌義》凡十五篇”，又益以“十六事”，直至指出其篇卷的增益補綴、分合刪定乃典籍、諸家各有其數(shù)。作者“編校史館書籍”(《宋史》本傳) 一向精益求精，比勘對照從來審慎謹嚴，遂有文中“今校仇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的結(jié)論。曾鞏在首節(jié)文字中并不限于“考之”，“驗之”，而是就《列女傳》的古書之變遷暢發(fā)議論。作者雖親手“校仇已定”，仍慨嘆不絕。所謂“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無疑是曾鞏的發(fā)自肺腑之言?？梢姟读信畟鳌芬粫?，雖世人之常見而不以為疑，雖疑者之不解而久不能辯析。自 《漢書》而至《唐志》，自班昭而至蘇頌，雖時曠日久，終未詳明《列女傳》之根源脈絡(luò)、分合異同之所在。曾鞏“校仇”已畢，面對著“已定”而“可繕寫”者，不禁油然生感。以至筆下“眾矣”、“惜哉”連連嘆唱。既為考訂目次的結(jié)語，又隱寓著下文的勃發(fā)議論，文意折轉(zhuǎn)自然而委婉。首節(jié)的考訂明晰，指評典籍、編著者又出語有據(jù)，更為二、三節(jié)的闡發(fā)序文題旨，直抒胸臆作出鋪墊。古人品評這一節(jié)文字時說“以上敘節(jié)之存亡分合”(《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注文)。此語似只指明曾鞏行文的表面，并未細聽出唱嘆聲里還盈溢著一種窮盡事理，由此及彼的欲望與心氣。“校仇已定”、“可繕寫”，文勢至此處作一頓，筆觸卻由序古書的“目錄”、次第轉(zhuǎn)而作生發(fā)引申，遂衍成下文的借古人古書以諷切時君的宏論。

二節(jié)文字是全篇的重點。曾鞏先揭明劉向撰《列女傳》的“述作之大意”： 所謂“王政必自內(nèi)始”，而“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故列其傳“以戒天子”。作者起筆即落在關(guān)鍵處： 王政必自內(nèi)始。而“述作大意”既明指劉向，亦暗含著表明作者的心跡。曾鞏行文很善于借古喻今，文字既述劉向“大意”，亦顯作者的大意，以“王政必自內(nèi)始”諷切時君，戒今之天子。首句品評史實，直指漢成帝后宮“尤自放”，“亂自內(nèi)始”。議論的鋒芒即由此而入，文意或明或隱，一筆寫出兩層“大意”，果然是出語不凡。據(jù)《漢書·劉向傳》：“向睹俗彌奢淫，……以為王教由內(nèi)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文中所謂“趙衛(wèi)之屬”分指趙飛燕、衛(wèi)皇后女輩。趙“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漢書·外戚傳》)，衛(wèi)氏亦自微賤得寵。此處的“衛(wèi)之屬”實指李平者，系由“侍者”得幸，“立為婕妤”“賜平姓曰衛(wèi)”(同上)?？梢娳w、衛(wèi)(李)之類“貴傾后宮”，其“逾越禮制，寢盛于前”(同上)以至“風俗大壞”。劉向有感于此遂有《列女傳》之文成篇；曾鞏作借花獻佛狀，更指出“漢承秦之敝”。北宋當朝如何雖不說，其意已顯明?？梢姟百F傾后宮”，“逾越禮制”的“風俗大壞”確已非一日。囿于自己所處的地位，作者要想在序文中直抒胸襟，只能用這種曲筆達意的方式：慷慨激昂地指斥“趙、衛(wèi)之屬”，委婉篤誠地闡發(fā)辯陳之心。

如一般俗手為文，此時就文句所指而大貶“趙、衛(wèi)之屬”，斥其禍國殃民正順理成章。曾鞏運筆并不落此俗套，偏“獨提一事發(fā)端”(《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注文)。由王政必自內(nèi)始發(fā)難，撿出《母儀傳》中“大任之娠文王”的一段佳話說起，筆鋒宕開，別出新意。“大任”(一稱太任)者，文王之母。所謂“及其有娠”，“能以胎教”(《列女傳·母儀傳》)。而胎教又唯在“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爾雅·釋詁》：敖，戲也)。似乎“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列女傳·母儀傳》)。由于時代與思想的局限，曾鞏同劉向一樣并不能認識胎教的科學性，但他們認定“惡色”、“淫聲”、“敖言”對胎教的有害無益倒是可取的。但迷信“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生子必然“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就不僅是偏頗之見，更純屬荒誕了。考《列女傳》中原有不少糟粕，劉向、曾鞏或不能辯析。所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使劉向遂有傳文“以戒天子”，其勸諷之意明確；曾鞏亦校訂作“目錄序”，將“能正其視聽言動”皆歸之于“大人(此處似單指母親)之事”。進而指出：即使那些深有道德者對胎教也是有“所畏”，而無能為力。在認識上已比劉向之文要深刻的多。作者借《列女傳》所贊“文王之母”而“對上自放”，闡發(fā)己見。指出了為人君者無不由胎教始，而胎教“皆大人之事”，雖“有道者之所畏也”。從文意與結(jié)構(gòu)來講已同“王政必自內(nèi)始”相呼應(yīng)。而文勢雖有跌宕，卻保持著與起筆處貫通如一。此時作者巧設(shè)擬問。使文意再折轉(zhuǎn)一層，“顧今天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由“王政必自內(nèi)始”，揭示“胎教者如此”，又推極根本，發(fā)微“胎教”之所以然，恰在“身化”二字。所以“以臣所聞”一句，作者純?nèi)恢卑l(fā)胸臆，出語簡潔有力。所謂“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jié)，威儀動作之度”之類，說得都是外部的條件，后天的強制。曾鞏欲強調(diào)“身化”為其根本。反而先著墨于種種外界人為的力量。此處用先揚后抑的手法。突出了劉向所持的“勸戒之意”。曾鞏看到了帝王寵幸，“貴傾后宮”的必然。但要避免王政亂“自內(nèi)始”，盡管有外部的“助”、“戒”、“節(jié)”、“度”的措施，仍是遠不能彌消內(nèi)亂。所以王政必須由治內(nèi)開始。行文中作者贊嘆“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為唯一所歸重處，正是抓住了王政的關(guān)鍵。其語出由衷，而褒意溢于言表。文中的“珩璜琚瑀”和“威儀動作”二句非常生動形象。前者乃四種佩玉，或形似磬而小巧，或呈半璧形狀，材質(zhì)由上等玉而次玉之石； 后者則從女子的“德言工容”諸多律條中單提起“勸經(jīng)學威儀之則”(《漢書·匡衡傳》)。作者正是用佩玉的華貴，舉止的雍容來襯托“身化”的重在束己自律、修身養(yǎng)性。從字面上亦以外表的穿著和儀態(tài)，對比于自身的修養(yǎng)和躬化，作者雖指言“大任之娠文王”，其諷切時君的本意已顯露無遺。文中曾鞏就勢以人君之內(nèi)外相成，“歸于自身”如“風自火出”(《易·家人》); 而文王帝業(yè)如辟立“周南”，“召南”，乃“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詩序》) 權(quán)作這一層的小結(jié)。至此，曾鞏由“一事發(fā)端”引出諸多議論，遂揭示出全篇題旨： 王政必自內(nèi)始，“豈自外至哉？”

以下行文從題旨生發(fā)，由近及遠，寓大于小，敘作三層以證“必自內(nèi)始”。而文勢文意連連跌宕，文字亦窮盡事理，紆徐環(huán)復(fù)，引人人勝。曾鞏由文王興，得自于大任之胎教、太姒之內(nèi)助，推出“其所以然者”唯在“躬化”二字。指明了王政原憑內(nèi)治為本。“后妃有《關(guān)睢》之行”，“群臣有《二南》之美”，其相輔相成，何愁王政不普與天下，此為一層。文王躬化修身，使王政若此，可見內(nèi)助內(nèi)治的不可或缺?！巴贫斑h”，以至于如商紂那樣的“昏俗”之人，江漢之間的小國，從事“兔置”一類鄙賤勞務(wù)的庶民，也都能因此善而自知。文意由此又遞進了一層。作者慨然贊曰：“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終使題旨深邃，剖析明示，昭然若揭。而“就士洗發(fā)”一層，既是作者為文的諧趣，更是借古喻今，諷切人主。曾氏嘆后世“學問之士”，“多徇于外物”，既少內(nèi)助，亦無治內(nèi)之心，且“茍于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盡心》) 的遺訓(xùn)，只須觀其言行、修身、躬化，實在是“去二南之風”遠矣。文中巧以士人言行“鉤醒人主”，文意仍應(yīng)“王政必自內(nèi)始”之主旨。行文由修身、家齊、治國、平天下而專論“士人”，何嘗不體現(xiàn)了作者追求早期儒道“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上文有“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處單斥士人的“不知反己”，前后作一褒一貶，語辭對比鮮明。而文章跌宕折轉(zhuǎn)，行文邊蓄勢邊揚發(fā)。使作者為此“目錄之序”的本心已袒露于全篇。

作者文思山胎教而內(nèi)助、由治內(nèi)而身化、由士人而君主，要言不煩，窮盡事理。而末節(jié)文字又折筆回鋒，探究劉向博覽群書的利弊。凡《芣》諸篇，或“乖異”、或“不能無失”。指出了“劉向父子世受魯詩” (項安世《家說》)，不無所囿。因此讀《列女傳》亦應(yīng)堅持“采其有補，擇其是非”的方法，既體現(xiàn)了曾鞏對古人古書的態(tài)度，亦符合書序文語貴精實，品評得當?shù)囊蟆?p>

曾鞏另有《說內(nèi)治》一篇專論，著墨于評介近世婦人的“一切悖亂、相趨于驕驁淫僻而已”，似可與這篇目錄之序相參照，當自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