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樂游原》

向晚意不適，驅(qū)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注釋】

(1)樂游原：唐時京城長安游覽勝地。

(2)向晚：“向”為接近的意思，向晚即為傍晚。意不適：情緒不佳，心情郁悶、不舒暢。

(3)古原：指樂游原，它原是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創(chuàng)建，至商隱出游時，已近九百年，故稱“古原”。

(4)只是：一般理解為“只不過是”“怎奈”“但是”“可惜”等意。但周汝昌先生等指出，在李商隱詩文中應(yīng)理解為“就是”“正是”等意。比如，他在《錦瑟》詩中寫道：“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已惘然！”其中，“只是”就應(yīng)理解為“正是”。筆者贊成這種理解。

【賞析心得】

這首詩，寫作時間未得準(zhǔn)確辨考。但認為他從東川幕府五年返京后而作，當(dāng)有可能。此時，他已過四十四歲，在其英年早逝，僅有四十六年的歲月中，此詩可視為其夕陽之作。正因為這點，古今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作者是借此詩抒發(fā)遲暮之感，沉淪之痛，因而“觸緒紛來，悲涼無限”(《李義山詩集輯評》)。也有人說，此詩哀嘆唐家衰晚，為憂時憂國之作。從唐朝的衰亡歷史和李商隱的個人身世來說，這些理解都有道理。所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才成為后世傳誦的名句，用來形容夕陽無限美好，可惜好景不長，惋惜中帶有嗟老傷窮、殘陽末路的消極悲觀。

但是，若站在李商隱本人的角度深入分析，以上理解，似有后人主觀臆斷、強加之嫌。為此，周汝昌先生曾提出過不同理解，即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詩句，應(yīng)具有完全相反、更加積極進取的意思，應(yīng)該理解為“夕陽無限好，正是近黃昏”。筆者是贊同周先生意見的，認為這首《樂游原》表達了詩人對時光的愛惜，對美好晚景的留戀，進而對一切美好事物匆匆而逝的無限感嘆，反映的是李商隱一生始終不渝、積極進取、憂時用世，渴望實現(xiàn)遠大抱負的情懷。

其根據(jù)有以下幾點：

第一，周汝昌先生的意見。“古代‘只是’，原無此義，它本來寫作‘只是’，意即‘止是’、‘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了”(《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2月第二次印刷)。

第二，此詩原意的不同理解。“向晚意不適，驅(qū)車登古原”。他在京城長安，傍晚驅(qū)車登樂游原，目的不為別的，就是自己情緒不佳，找個喜歡的地方，排遣一下“向晚意不適”的郁悶?！跋﹃枱o限好，只是近黃昏?！痹娙说巧瞎旁灰娦标栁髡?，晚霞滿天、無邊無際，京都長安沐浴在一片金色燦爛的陽光中，這是多么美好的時光??！詩人心中的郁悶頓時消融，傷凄悲痛、仕途坎坷、世人誤解，統(tǒng)統(tǒng)置于腦后。他才年過四十，懷有凌云之才、報國之心，抒展胸懷，不是正好大干一場嗎？詩人一世困頓、煩惱頗多，他有一種習(xí)慣，就是每遇煩心事，就想登高眺望，排解胸中郁悶之氣。其另一首《樂游原》(“萬樹鳴蟬隔岸紅，樂游原上有西風(fēng)。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陽更向東。”)以及他在桂林幕府作的《晚晴》，在桂林城北秦城登高吟唱的“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都是同樣的情景，反映了詩人屢經(jīng)坎坷，卻始終熱愛生活、執(zhí)著用世、堅持理想、心光不滅的深情苦意，表達了決不悲觀失望、消極退縮的決心。

第三，愛惜夕陽、有所作為，是古代、尤其是唐代志士能人共同的胸臆。無獨有偶，李商隱一向推崇的表兄、另一位大詩人杜牧，也有一首《山行》詩，詩中“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似二月花”，謳歌了經(jīng)霜楓葉煥發(fā)出堅強的夕陽新生活力。商隱此首《樂游原》詩便與《山行》異曲同工，同樣表達了積極進取的人生奮斗精神。

第四，許多人認為，商隱此詩是對唐王朝將要衰落的哀嘆，這不符合他所處時代的形勢特點和其思想狀態(tài)。雖然李商隱所處的唐王朝，內(nèi)憂外患有增無減，衰微沒落已露端倪，但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斗爭尚未爆發(fā)，國家還維持著暴風(fēng)雨未來前夕的暫時統(tǒng)一和平靜。據(jù)《通鑒》等史料記載，李商隱從十四歲至逝世時，所經(jīng)歷的文宗、武宗、宣宗三個朝代，均是晚唐中興有望的時候。文宗為人勤懇，著力重振朝綱，除掉奸宦，平息黨爭；武宗會昌年間，重用宰相李德裕，平定澤潞叛亂，破回鶻、廢佛教等方面做出了成績；宣宗在位十三年，勤勉政事，平定黨爭，治國有方，天下稱為“小太宗”。尤在大中三年(849)年春，收復(fù)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七關(guān)，大中四年，奪回沙洲(今甘肅敦煌一帶)，次年又收復(fù)河隴地區(qū)，大有中興之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說商隱登原哀嘆唐朝衰落，是怎么都解釋不通的。

第五，從李商隱的詩歌成就來看，認為《樂游原》是嗟老悲觀，也是說不通的。商隱詩歌歸屬晚唐，但他不少名篇佳作，即使置放盛唐，也毫不遜色。他所寫的許多吟詠懷抱，感慨身世的詩篇，所表達的都是積極進取、為世所用的渴望，發(fā)出了為國效力的熱烈呼聲，就在逝世前不久，還為自己沒能實現(xiàn)“匡國”愿望而憂憤不已。我們所見的李商隱絕命之作《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作于大中十二年(858)，作者終年四十六歲]，詩人因赴母喪未能參加京城彩燈盛會，深感遺憾，補詩志慨：“身閑不睹中興盛，羞逐鄉(xiāng)人賽紫姑”，追憶武宗、宣宗時平定藩鎮(zhèn)之亂、收復(fù)邊疆失地、萬民同慶的歡樂場面。

根據(jù)以上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對于這樣一位“凌云萬丈才，襟袍未曾開”，終生渴望“匡國用世”的詩人，將他的名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理解為消極的悲嘆，恐怕是一個千年大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