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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卷二○一《杜甫傳》稱贊杜甫：“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倍侗闭鳌?，正是“善陳時事”，無愧“詩史”的鴻篇巨制。

我國古代沒有流傳下來像《伊里亞特》和《奧德賽》那樣規(guī)模宏大的史詩作品。從先秦以來，除了《詩經(jīng)》中記述周民族歷史的《綿》、《公劉》、《生民》等篇而外，堪稱“史”的著作，都用的是散文形式；而文人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般都篇幅較小，偏于寫景抒情。因此，要以“詩”為“史”，在空前的廣度和深度上反映時代面貌，僅僅吸取詩歌傳統(tǒng)中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是不夠的，還必須向史傳文學(xué)學(xué)習(xí)，極大地提高藝術(shù)表現(xiàn)力。而這樣做，就必然給詩歌創(chuàng)作帶來新的特點，那就是“以文為詩”。詩歌包含某些文的因素，那是古已有之的；但真正稱得上“以文為詩”，則從杜甫開始。

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發(fā)表以后，許多同志把形象思維跟我國古代文論結(jié)合起來進行探討，寫出了不少有精辟見解的好文章，這是令人鼓舞的。但總的看來，似乎有這么一種趨向：在談形象思維問題時，只談“比、興兩法”，忽略了賦；與此相聯(lián)系，認為詩只能“曲說”(即只能用比、興)，不能“直說”，從而否定了“以文為詩”(包括“以議論為詩”)的傳統(tǒng)。這是應(yīng)該作進一步討論的。這里試以杜甫的《北征》為例，略抒淺見。

對于“以文為詩”，從北宋以來，多數(shù)人持全面否定的態(tài)度，少數(shù)人持全面肯定的態(tài)度，相持不下[1]。因為韓愈及受其影響的許多宋代詩人在“以文為詩”方面表現(xiàn)得比較突出，所以爭論的雙方，往往涉及對韓詩及宋詩的評價問題，而忽略了、或者回避了杜甫。其實，杜甫的“詩史”之作都具有“以文為詩”的特點，而《北征》這篇不朽之作，在“以文為詩”方面更有代表性。

同樣“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卻既可以寫出優(yōu)秀詩篇，也可以寫出毫無詩情畫意的“語錄講義”、“押韻之文”。這兩種情況，在韓愈的詩歌特別是宋代的詩歌中，不同程度上是并存的。而在杜甫的詩歌中，則只有前者，而無后者。從來否定“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人否定韓詩和宋詩，而回避了杜詩，大概是由于他們只著眼于韓詩和宋詩的消極方面，以偏概全的緣故吧！

現(xiàn)在讓我們討論杜甫的《北征》。

當(dāng)杜甫于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自長安赴奉先探家，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的時候，安史之亂已經(jīng)爆發(fā)了。第二年(至德元年)五月，杜甫把家小由奉先遷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寫出了“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三嘆酒食旁，何由似平昔”等詩句，已感受到這次戰(zhàn)亂的嚴重性。不久，安祿山攻破潼關(guān)，長安失陷，唐玄宗逃往四川。杜甫又攜帶妻子，從白水逃到鄜州城北羌村。八月，他聽說唐肅宗即位靈武，便單身前往；半途中被安祿山的亂軍捉住，送往長安。杜甫在長安流浪了幾個月，至德二年四月，終于伺機逃到鳳翔，唐肅宗讓他做左拾遺。五月，因上疏營救房琯，觸怒了肅宗，險遭不測。從此，肅宗很討厭他，閏八月，便命他離開鳳翔，回鄜州羌村去探望家小?！侗闭鳌愤@篇五言長詩，便是通過備述這次回家經(jīng)過及到家景況，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時期的廣闊的社會生活的作品。

《北征》是以紀行、敘事為主的鴻篇巨制。而要寫好以紀行、敘事為主的長詩，僅用比、興兩法而不用賦，那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同志就中肯地指出：“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边@就是說，《北征》是以賦為主的。與此相聯(lián)系，以賦為主的長詩要避免平鋪直敘的缺點，寫得“陽開陰合、波瀾頓挫”、海涵地負、雄健有力，不吸收長篇散文在句法、特別是章法等方面的優(yōu)點，也是不可能的。宋朝人葉夢得就曾經(jīng)指出：

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2]

“如太史公紀、傳”，這不意味著《北征》等篇吸取了司馬遷傳記文學(xué)在句法、特別是章法等方面的優(yōu)點嗎？

從章法上看，《北征》渾灝流轉(zhuǎn)，波瀾起伏，“有極尊嚴處，有極瑣細處，繁處有千門萬戶之象，簡處有急弦促柱之悲”。大致分析起來，全詩可分五個大段落。

從“皇帝二載秋”到“憂虞何時畢”二十句，是第一大段，寫“詔許”探親，臨行時憂憤國事、不忍遽去的復(fù)雜心情。

全詩以準確地標明皇帝紀年的句子開頭，顯然吸取了史傳文學(xué)的寫法、特別是《春秋》筆法。宋朝人黃徹曾說：“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史筆森嚴，未易及也?！盵3]為什么這樣開頭，就算“史筆森嚴”呢？黃徹沒有解釋。在我們看來，一開頭就抬出皇帝，寫明年月日，首先給人以嚴肅慎重的感覺，見得他這次“北征”，不單純是個人的事情，而與皇帝有關(guān)，與時局有關(guān)，與國家大事有關(guān)，而尊王平叛之意，已包孕其中。這就為后面的敘事、描寫、抒情、議論打開了廣闊的天地。就章法上說，這個“以文為詩”的開頭，既有效地服務(wù)于內(nèi)容的需要，又決定了句法上的“以文為詩”，即在一定程度上“散文化”。

“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緊承上文。于“問家室”前加“蒼?！币辉~作狀語，見得詩人在這個不平常的時候去探親，思想是矛盾的，情緒是復(fù)雜的。以下各句，即宛轉(zhuǎn)曲折地表現(xiàn)了這種思想情緒。“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作為朝廷的官吏，在這樣緊迫的情況下誰還顧得上去探親？然而“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分明是皇帝討厭他，才打發(fā)他走開，他卻把這說成對自己的“恩典”，自然帶有諷刺意味。他只好走開，但作為一個“諫官”，他還想忠于職守，向皇帝提點意見。所以又“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終于又向皇帝開口了：“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jīng)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痹捤坪跬掏掏峦?，沒有說完；大概是皇帝不想聽下去吧！“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表明揮涕而出，心猶依戀皇帝，覺得要說的話還沒有說完，因而雖已上路，心神還是恍惚不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這是他所關(guān)心的國家大事，也是他“揮涕戀行在”的主要原因。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杜甫始終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幻想著自己能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方面發(fā)揮作用。在他看來，“東胡反未已”，其根源在于皇帝“有遺失”，而當(dāng)前能否醫(yī)治好乾坤的“瘡痍”、消除掉朝野的“憂虞”，其關(guān)鍵仍在于皇帝能否做一個真正的“中興主”。然而肅宗竟然拒諫飾非，不承認有任何“遺失”，詩人作為一個“諫官”，剛提了一點意見，就得到了打發(fā)他回家的懲罰。那么，“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呢？讀詩至此，如聞詩人嘆息之聲。

這一大段，以記時開頭，把個人“詔許歸蓬蓽”的遭遇和朝政得失、社會苦難結(jié)合起來，作盡情的抒寫。沒有“以彼物比此物”，也沒有“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完全用的是賦的方法，直敘其事，直抒其情。這與比、興相對而言，是“直說”，然而它并不“平直”，而是千回百折；并不“粗淺”，而是沉郁頓挫；不是味同嚼蠟，而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從句法、特別是章法上看，顯然是吸收了文藝性散文的長處的，但不能說這是文，不是詩。

從“靡靡踰阡陌”到“殘害為異物”三十六句，是第二大段，寫旅途中的經(jīng)歷和感受。

“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四句，承前段“乾坤含瘡痍”，作進一步的具體描述?？吹竭@些慘象，于是又想到他寄托希望的那位“中興主”，用“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兩句，形象地抒寫了“揮涕戀行在”的深摯感情。這兩句寫得很精彩：回望皇帝所在的鳳翔，日光返照，旌旗在晚風(fēng)里翻動，忽明忽滅。熔寫景、抒情于一爐，又含有象征意味。

自“前登寒山重”至“益嘆身世拙”，寫路經(jīng)邠郊所見的自然景物，于“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中兼用比、興。“屢得飲馬窟”，渲染出戰(zhàn)爭氣氛，與前面的“所遇多被傷”、后面的“寒月照白骨”呼應(yīng)。這一帶在安祿山叛軍攻入長安后曾一度失陷，后來又被唐軍收復(fù)；一個個“飲馬窟”，正是戰(zhàn)爭的見證?！懊突⒘⑽仪?，蒼崖吼時裂”兩句，是紀實，也兼有比、興。用夸張的手法寫虎吼崖裂，極言環(huán)境的險惡可怖?！熬沾菇袂锘ǎ鞴跑囖H。……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jié)實”等句，賦、比、興并用，于哀痛、惻怛、驚怖之時忽然見此幽景，心情稍覺舒暢。而山果能夠結(jié)實，與“雨露之所濡”有關(guān)。顯然，這里是有寄托的。詩人自己不是一直沒有結(jié)出他所期望的果實嗎？“坡陀望鄜畤”以下至“殘害為異物”是寫所見所感。因為所感是由所見激發(fā)出來的，又與所見緊密結(jié)合，所以，所發(fā)議論，飽和著生活血肉，又充滿著生活激情。詩人從眼前的慘象聯(lián)想到其他許多類似的慘象，追根溯源，對于潼關(guān)之?dāng)?，異常憤慨，發(fā)出了“潼關(guān)百萬師，往者散何卒”的責(zé)問。潼關(guān)一敗，安祿山叛軍長驅(qū)入關(guān)，“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在這里，詩人已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最高統(tǒng)治者。

這一大段，從人煙蕭瑟、所遇被傷、呻吟流血、山寒虎吼、鴟鳴鼠拱，直寫到月照白骨，勾出了一幅乾坤瘡痍、生民涂炭的圖畫。這幅圖畫，是很有感染力的。如果詩人只以勾畫這幅圖畫為滿足，而沒有后面的那四句議論，其藝術(shù)效果必將大大減弱。反過來說，如果不勾畫出那幅具體的圖畫，只發(fā)議論，那就更談不上什么藝術(shù)效果了。所謂形象思維，既不是只有思維，離開生活形象進行邏輯推理，也不是只有形象，排除對生活的感受、認識，只作形象羅列，而是要憑借生活形象進行思維，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準詩人在形象地反映生活的時候抒發(fā)他對于生活的感受和認識，發(fā)一些議論呢？

從章法上看，第二大段與第一大段所寫，各有重點，但又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第一大段以“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結(jié)束，第二大段即具體地展示了一幅“乾坤含瘡痍”的圖畫。詩人對這一幅生活圖畫，感到“憂虞”，感到憤慨，從而聯(lián)想到潼關(guān)之?dāng)〖捌湔卧颍迵榱恕八炝畎肭孛?，殘害為異物”的罪魁禍首，這又和第一大段里的“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等句前后呼應(yīng)。

從“況我墮胡塵”到“生理焉得說”三十六句，是第三段，寫到家以后悲喜交集的情景。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發(fā)”，緊承上段，把筆觸從國事轉(zhuǎn)向個人。詩人這時并不老，只由于飽經(jīng)憂患，屢遭艱險，所以頭發(fā)盡白?！敖?jīng)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jié)”，寫離家以來妻子也歷盡千辛萬苦的狀況。在這里寫一進家門，一個是滿頭白發(fā)，一個是鶉衣百結(jié)，百感交集，從何說起？作者以“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恰當(dāng)?shù)乇憩F(xiàn)了初見面時的情景?！捌缴鶍蓛骸币韵?，通過對家庭生活的描寫，反映了時代的苦難，體現(xiàn)了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捌缴鶍蓛骸比缃駞s“顏色白勝雪”、“垢膩腳不襪”，完全變了模樣；“床前兩小女”的穿戴呢？也是“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補丁壓補丁的衣服只能護住膝蓋，膝蓋以下，就赤條條的。時已深秋，該設(shè)法為孩子們御寒，可是“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只能干著急。“老夫情懷惡”的原因很多，但這卻是更直接的原因。然而詩人畢竟做了幾天小小的官兒，回家時多少帶了點東西，如衾裯(被頭、帳子)之類，還有給老婆的“粉黛”——化妝品呢！這點東西一拿出來，就改變了家中的氣氛：“瘦妻面復(fù)光，癡女頭自櫛。學(xué)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而且，小家伙們還爭著“問事競挽須”。這些惟妙惟肖、細致入微的描寫，僅用“比、興兩法”，大概是無法辦到的吧！

清人張裕釗曾說“敘到家以后情事”的這一段，“酣嬉淋漓，意境非諸家所有”[4]。就是說，這是有獨創(chuàng)性的。這獨創(chuàng)性表現(xiàn)在：詩人既發(fā)展了《詩經(jīng)》以來詩歌創(chuàng)作(包括左思的《嬌女詩》)中的賦的手法，又從《史記》等史傳文學(xué)中吸取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用來描寫生活細節(jié)，刻畫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換句話說，就是“以文為詩”。

張氏所說的“酣嬉”，只著眼于表面現(xiàn)象?！扒ず忦?，憂虞何時畢？”這是詩人寫這篇詩時的基本思想。還家以后，始而“慟哭松聲回”，繼而“老夫情懷惡”，直到面對孩子們的天真活潑，也未能“破涕為笑”?！吧€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庇蓄愃粕罱?jīng)驗的人讀到這里，誰能不為之掉淚？“似欲忘饑渴”，實際上是忘不了饑渴?！罢l能即嗔喝”，“甘受雜亂聒”，實際上是憂國憂民憂家，心煩意亂，受不了“雜亂聒”，因而很想“嗔喝”。然而對于和他們的母親一起備受苦難、在自己回家之后才有了歡笑的無知的孩子們，“誰能即嗔喝”呢？這是以孩子們的“樂”寫自己的愁，使人更感到愁?！胺荚谫\愁”，因而就“甘受雜亂聒”，這是以“在賊”之愁襯今日之愁，以見今日雖愁，總比“在賊”時好一些。很顯然，這不過是聊以自慰罷了！于是以“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結(jié)束了關(guān)于家庭生活的描寫，又回到國家大事上去?！扒ず忦辍?，又哪能說到個人的“生計”呢？

從“至尊尚蒙塵”到“皇綱未宜絕”二十八句，是第四段，結(jié)合時事，發(fā)表對實現(xiàn)“中興”理想的意見。

詩人在“拜辭詣闕下”之時，本想針對著皇帝的“遺失”進行“諫諍”，但皇帝不想聽，沒法開口?；丶彝局心慷玫谋瘧K現(xiàn)實和回家以來的困苦生活激起了洶涌澎湃的感情波濤。“陰風(fēng)西北來，慘淡隨回紇”至“圣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對借兵回紇表示不滿，認為借兵越多，后患越大，但皇帝一意孤行地依賴外援，誰又敢于堅持己見？“官軍請深入”等句，是說“官軍”深入敵境，自可破賊，何必借用回紇之兵。“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對如何掃平安史之亂提出正面意見。青、徐二州，即山東、蘇北；恒山、碣石，指河北一帶。作者之意：“官軍”收復(fù)兩京，便當(dāng)乘勝直取安史老巢。“禍轉(zhuǎn)亡胡歲”等語，照應(yīng)首段“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從唐王朝的立場出發(fā)，指出天時人事都有轉(zhuǎn)機，希望唐肅宗積極備戰(zhàn)。

從“憶昨狼狽初”至結(jié)尾二十句，是第五段，承上段“皇綱未宜絕”，申述“未宜絕”的理由，抒寫對重建“太宗業(yè)”的渴望。

“憶昨狼狽初”以下，舉出以往的事實說明“皇綱未宜絕”。據(jù)史書記載，安史叛軍長驅(qū)入關(guān)，唐明皇逃出長安，至馬嵬驛被迫縊死楊貴妃，殺楊國忠等權(quán)奸，以平民憤。杜甫舉出這些事實，說明唐明皇在“狼狽”之時，還能翻然改悔，是與古代的亡國之君如夏桀王、殷紂王等等不同的，從而證明“皇綱未宜絕”?！爸軡h獲再興，宣光果明哲”兩句，又以周宣王、漢光武比唐肅宗，照應(yīng)首段的“君誠中興主”，說明有這樣的皇帝，唐朝應(yīng)該“中興”?！盎富戈悓④姟币韵滤木?，熱情地贊揚倡義兵變的陳元禮。把“于今國猶活”歸因于陳元禮殺楊國忠兄妹及其“同惡”而給予崇高的評價，是相當(dāng)大膽的，但出發(fā)點仍然是忠君。“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兩句，更從人心、氣運兩方面說明“皇綱未宜絕”。最后從“園陵固有神”講到唐太宗的“煌煌”大業(yè)，用以激勵唐肅宗，希望他做一個像李世民那樣“樹立甚宏達”的好皇帝，早日醫(yī)治好“乾坤”的“瘡痍”，使唐王朝得到“中興”。

這兩大段，直抒胸臆，大發(fā)議論，更表現(xiàn)了“以文為詩”的特點，毛澤東同志在《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里，以《北征》為例，指出“賦也可以用”。又指出“韓愈以文為詩；有些人說他完全不知詩，則未免太過，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張功曹》之類，還是可以的?！焙芮宄谝?，毛澤東同志是把“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的賦作為形象思維的內(nèi)容而加以肯定的；第二，毛澤東同志對“以文為詩”也沒有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他不是既認為韓愈“以文為詩”，又不同意說韓愈“完全不知詩”的意見嗎？毛澤東同志認為韓愈的《山石》等詩“還是可以的”，而《山石》這篇七言古詩，乃是用寫游記的辦法寫成的，可以算韓愈“以文為詩”的代表作。

各種文藝樣式，是既有特性，又有共性的；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把詩歌的特點絕對化，把詩歌和其他文藝樣式完全對立起來，是不符合文藝創(chuàng)作的實踐的。吸收詩歌的優(yōu)點，把散文寫得富有詩意，不是很好嗎？吸收文藝性散文在章法、句法以及描寫生活細節(jié)、刻畫人物性格、展現(xiàn)人物內(nèi)心世界等方面的長處，用以提高詩歌抒情達意、在更高的深度和廣度上反映生活的能力，又有什么不好呢？

當(dāng)然，“以文為詩”(包括以議論為詩)，是可以寫出味同嚼蠟的東西的；但這不是“以文為詩”的過錯，難道“以詩為詩”，就保證能夠?qū)懗龊迷妬韱幔?/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