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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文 | 杰姆遜,弗雷德里克 |
| 釋義 | 杰姆遜,弗雷德里克美國著名文化批評家。1934年4月14日生,1954年獲哈佛學士學位,1959年獲耶魯大學法語博士學位,1959—1967在哈佛大學、1967—1976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教法語和比較文學,1976年成為耶魯大學教授?,F(xiàn)任美國杜克大學教授。早期表現(xiàn)出對薩特的極大興趣,著有《薩特:一種風格的源起》(1961)。70年代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批判,著有《馬克思主義與形式》(1971)、《語言的牢籠》(1972)。80年代熱衷于文化批評,在1983年伊利諾伊大學舉辦的“馬克思主義和文化解釋”為題的國際講習會和討論會上擔任主持人。他的思想接受盧卡奇和阿爾都塞以及法蘭克福學派本雅明與阿多爾諾等多方面的影響,并能對他們進行批判改造,使自身成為本世紀后期新一代馬克思主義學者與理論家。在被公認為是他成熟之作的《政治無意識》(1981)一書中,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闡釋學”及“政治無意識”概述。80年代中期他致力于對資本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的研究,著有《后現(xiàn)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1991)等,其他還有《診斷學》(1982)、《后期馬克思主義:阿多爾諾或辯證法的持久性》(1990)等著作。這些論著被譯成不同文字,為杰姆遜贏得了世界聲譽和地位。 杰姆遜以研究、講授馬克思主義對文學藝術以及文化的闡釋為己任,到過歐洲各地講學,1985年他在中國北京大學講授《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理論》,提出用“新馬克思主義”取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批評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此后多次來中國訪問交流。早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一書中,杰姆遜已經(jīng)明確馬克思主義應該隨著時代而被賦予不同的特點。 杰姆遜的研究視野開闊,自稱為“文化批評家”。他以敏捷的思維、靈活新鮮的概念把馬克思主義的執(zhí)著信念融入當代,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下重新激活一度被視為“陳腐教義”之古典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或許正因為如此,他自認有資格為馬克思主義闡釋學在多元格局中的優(yōu)先地位一辯。他與本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重大哲學理論問題上有所不同,主要體現(xiàn)在向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回返早在1972年研究俄—法結構主義批評的《語言的牢籠》一書中,杰姆遜就把結構主義的“二項對立”原則作為語言結構同現(xiàn)實的“有機結構”是“同構”的,帶有精神特性的語言與形式的東西與現(xiàn)實東西的“同構”性實質上就是現(xiàn)實矛盾的反映。在《元詮釋》一文中,他更為直接明確地認為,“一種確定的文學形式的存在總是反映該社會發(fā)展階段的某種可能的經(jīng)驗”。80年代以來,他在對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與后現(xiàn)代資本主義歷史狀況的分析中,把后現(xiàn)代主義既作為一種風格,也更作為資本主義第三發(fā)展階段的“文化邏輯”。這種邏輯對于歷史就是總體性的反映關系。從反映論這個出發(fā)點必然導致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他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中關于上層建筑與經(jīng)濟基礎關系的有關論述再加上剩余價值理論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綜合。因此,他對文化的批評闡釋既是立足于經(jīng)濟決定論的,但又強調意識形態(tài)各層面在功能上的“半自律(相對獨立)性”,并將之歸結為階級的意識,而文明的歷史是階級與階級斗爭的歷史,因此,“一切闡釋最終都是政治的”。 杰姆遜反復聲稱自己的批評是一種“辯證法批評”,認為“沒有對矛盾的認識(也就是沒有辯證法的思想)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并系統(tǒng)地表述了辯證的批判觀,正如他在《政治無意識》一書前言第一句話所說:“總是歷史化!———這個口號———這個絕對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一切辯證法思想的‘超歷史’的專斷……”。 杰姆遜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絕對歷史主義”,在這里“絕對”可以理解為“辯證法的‘超歷史’的專斷”。在杰姆遜看來,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不僅是現(xiàn)在與過去的關系,還有過去、現(xiàn)在同將來之間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結構主義者,主要是阿爾都塞等,以其“共時態(tài)”觀念把這種歷史主義批判為“本原”模式和“目的論”。在“目的論”的問題上,杰姆遜認為應該分清資產(chǎn)階級“進步論”與馬克思主義“關于未來”的觀點,“在清除馬克思主義關于未來的觀點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將被逐漸地消除掉”。所以他目前仍有雄心與信心建立一種新(非舊概念的簡單復活)的“社會主義文化模式”———“未來文化”。 歷史的終極目的與對權力的看法有關,杰姆遜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為權力范疇不是最終目的,“當代社會理論(從韋伯到??拢嗔Ψ懂牭呐d趣經(jīng)常是策略的,而且有系統(tǒng)地對馬克思主義疑難問題進行移位”,這顯然是就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消亡的理論而言。杰姆遜在論后現(xiàn)代主義中涉及學術理論領域中,權力作為文化給馬克思主義造成的后果,他說:“對某種日益加強的整體系統(tǒng)或邏輯的看法越是有力……讀者就會感到越是無力。因此,通過一種封閉可怕的機器,理論家所贏得的也正是他所失去的,因為他著作的批評能力會由此喪失,而否定和反抗的沖力……處于這種情況也會被認為是徒勞和微不足道的”。理論對權力的依附與借助,理論家贏得某種東西,但這種“贏得”畢竟不是依靠理論自身的力量,所以這也正是他所失去的———理論的“批判能力、否定和反抗的力量”———對于馬克思主義,是批判、否定、反抗“反對人自身的社會現(xiàn)狀”———商品拜物教、異化、腐敗、特權和官僚主義———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生命與活力之所在。正是出于對馬克思主義自身理論力量的信心,杰姆遜認為前蘇聯(lián)解體和東歐的衰敗不是共產(chǎn)主義的失敗,而是它的“成功”。 杰姆遜思想理論的錯誤與矛盾之處表現(xiàn)為對盧卡奇早期的錯誤觀點的重復和薩特后期思想的影響,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唯物主義,但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q證唯物主義企圖把辯證法同時運用于解釋歷史和自然,而這是和斯大林、恩格斯的思想聯(lián)系在一起的?!鞲袼乖凇斗炊帕终摗分刑岢隽怂约旱恼f法,這本書也就成了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斗炊帕终摗穮^(qū)分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一整套完整的世界觀和形而上學,將辯證法看成了自然界‘永恒’的規(guī)律”。杰姆遜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則是關于歷史的,和形而上學、存在、自然等沒有關系,辯證法只是在歷史發(fā)展中起作用,在自然界中則不能說有辯證法”。因為不承認自然辯證法,必然導致否認人類同樣要受自然規(guī)律支配,進而否定社會的總體性規(guī)律是不以主體的認識與意志轉移的“外部規(guī)律”,而走上主體“自律論”,即人的本質不是由人以外的社會關系的總和所決定的,而是由“人自身”的理性、欲望、心理的、情感的東西,即杰姆遜所批判的“力比多”規(guī)定的,走到薩特的“存在先于本質”、“存在是不能規(guī)定”上面去。而這種主觀唯心的人本主義正是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種種反意識形態(tài)、非社會、非歷史、非政治批評的根源。這也正是杰姆遜所批判的“在局部上是正確的”種種“多元”理論。 杰姆遜的矛盾也正在于此,對此他并不知覺。因為正是在同一本講稿中,他卻表現(xiàn)出自身的這種矛盾,如他在前面說自然界與社會沒有共同的規(guī)律,而在論述結構主義者列維-斯特勞斯的“二項對立”原則時,他寫道,有X和Y兩組矛盾,從共同的矛盾結構上有其“相似性”,“因為宇宙就是這樣的,這成了普遍現(xiàn)象”。這實際上說出了矛盾規(guī)律是宇宙間的普遍規(guī)律。 馬克思主義除了自身有從人的解放與全面發(fā)展、批判現(xiàn)實異化的使命之外,相應在其闡釋學方面對文學藝術的批評與指導作用也應順應這一功能的要求。當代世界與資本主義早、中期,即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發(fā)生了某些實質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在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形式的實踐與美學、文藝學理論與批評上帶來的問題就是現(xiàn)代主義與所謂后現(xiàn)代主義。這一問題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們未曾接觸過的,因而也就必然地挑戰(zhàn)性地提到了當代馬克思主義闡釋的面前。杰姆遜指出:“闡釋在這里被視為一種基本的轉喻行為,它是在本文重寫中根據(jù)一種特定的主導符碼構成的。”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意義也主要是就此而言。其敘事“轉喻”的意義也正如《政治無意識》一書的副標題所示:“一種社會象征行為”。20世紀在理論批評上的,從語言形式主義詩學開始,到結構主義,符號象征主義之非歷史的形式主義運動,是對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在形式上不斷的變異性要求的順應,同樣需要更高的解碼闡釋。 杰姆遜把第三世界的敘事文學稱為“政治寓言”。就解碼的要求而言,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形式變異性同樣帶有政治寓言的特點,只不過第三世界的創(chuàng)作往往是在專制獨裁政權下躲藏的寓言,而西方現(xiàn)代主義則是逃避古典的人道主義傳統(tǒng)的隱匿。發(fā)掘隱義,轉換符碼,反溯始源,則是唯馬克思主義(歷史的)闡釋,方能在根本上完成的使命與功能。這一使命與功能又是同在新歷史條件下對異化的繼續(xù)批判聯(lián)系著的。這整個理解—闡釋的過程也就是對于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本文“去神秘化”的解碼行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闡釋超越現(xiàn)代主義闡釋方法作為一種從“最終點”之“絕對視野”的根本優(yōu)越性之所在。 杰姆遜于80年代中期以來對作為資本主義晚期之“文化邏輯”的后現(xiàn)代主義作了大量馬克思主義闡釋與研究。 參見“去神秘化”、“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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