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袁宏道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遣此寂寞日子？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么鐵床銅柱刀山劍樹也！大抵世上無難為的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為？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拼著便做。勉之哉！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袁宏道集箋校》

〔注釋〕　李子髯：子髯名元善，公安人，袁宏道的妻舅和密友，官至惠州府推官。

本篇里跳蕩著五六個“寄”字，其義究竟何居？中郎《瓶史》之十《好事》云：“嵇康之鍛也，武子(王濟，字武子，東晉人，《世說新語注》稱其“性愛馬”)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北宋畫家、書法家米芾的外號)之石也，倪云林(倪瓚，號云林子，元代畫家，相傳其有“潔癖”)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這一節(jié)，雖是距本篇三年后所作，但二者卻相互發(fā)明，實可作一篇讀。嵇康諸人，不就是“古之達人”么？鍛鐵諸癖，不就是“情有所寄”么？無癖之人的無味可憎，不也正如無寄之人的徒憂不樂么？所以，“寄”只是中郎愛拈弄新鮮字眼，說穿了就是一個“癖”字。“癖”這玩意，世人有之者不少，雅些的癖于琴棋書畫，俗些的癖于酒色財氣，古怪些的如東晉阮孚之癖屐，乖僻些的如南朝劉邕之癖痂。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然以常理揆之，癖之美丑固可據(jù)以論人品之高下，癖之有無則似與人品無關(guān)。殊不料，到了言論動逾常規(guī)的袁中郎筆下，不起眼的癖居然身價暴增起來。你看他把這癖或云寄說得何其非同小可：人若無癖，便足證他是碌碌凡夫，可憎可厭，須有了寄，才是達人高士，可敬可慕；人若不嗜于癖，便是白活了一場，是地獄里鬼，須沉溺于所寄，才算不同凡響，是天界上仙。照此說來，癖或云寄，倒成了衡量人品——不，毋寧說是衡量人生價值——的唯一天平，身價豈不是驟然百倍了么？

癖或云寄既要緊到這步田地，那么其內(nèi)容又究竟何居？中郎舉的例子將令你頓開茅塞。先看“癖”例，嵇康的鍛鐵之癖，誰都知道其中所寄的“磊傀俊逸之氣”，就是“非湯武而薄周孔”，其余癖馬癖茶、癖石癖潔，雖不公然同禮法作對頭，要之亦于禮法無益。再看“寄”例，那就更了不得了。弈，三國時韋昭先生早就痛陳過其弊端種種，曰“妨日廢業(yè)，終無補益”，曰“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曰“廉恥之意馳，而忿戾之色發(fā)”，玩物喪志，莫此為甚。且弈“伎非六藝，用非經(jīng)國，立身者不階其術(shù)，征選者不由其道”(《博弈論》)，也絕不是欲為朝廷柱石的有志之士所宜從事的。色，那是萬惡之首，不消說的。技，那是“士農(nóng)工商”“四民”里“百工”營生的勾當，士君子若涉足了，豈不有辱斯文？文……那也得看何等樣的。若是如韓文公那般為載道而文，則其頭童齒豁“癖”之不倦，自然是極可嘉可許的。但中郎卻并不作如是想。你看他“勉”李子髯作詩，不教他深味乎風人之旨，學著點溫柔敦厚，卻說世上無難事(然則做詩自也不難)，只胡亂做去即可成功(言下之意做詩也無須講究用功)，便可知他心目中的“文”，乃是《小修詩敘》里提及的《擘破玉》、《打草竿》一類蕪穢不堪入耳的俚曲俗詞。士君子癖上這類“文”，還能替圣天子鼓吹休明，還能成為粹然純?nèi)迕?？八個例子看完，不是小道，就是邪魔外道，無一乃名教內(nèi)自有之樂地；而中郎還將這些“寄”、“癖”高高捧起，直當作免墮地獄的護身符、身登天堂的青云梯，則其蔑棄名教的心跡，還須筆者再贅作說明么？

標舉“寄”的目的是教人離經(jīng)叛道，這已經(jīng)是明明白白的了吧？然而，一則堂堂皇皇地教人離經(jīng)叛道，在那個時代到底還不成；二則正正經(jīng)經(jīng)地布道說法，也不合游戲筆墨的袁中郎的脾性。所以文中說道：“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樂?！卑选凹摹钡哪康恼f成教人行“樂”，這正是中郎的尤為可惡之處。人孰不愿活得快樂？既然要快樂就必先取道于“寄”，則人孰敢不“寄”？若中郎的話真?zhèn)€兒人人都信服了，大伙兒你也去“寄”，我也去“寄”，則學宮里自然傳不出誦《詩》講《禮》之聲，廟堂上自然聽不到尊圣宗經(jīng)之論，禮崩樂壞的日子還會遠么？在中郎或許只是以“寄”行樂而已，然其流毒所及，卻是叫人心甘情愿地離開名教正道，被“樂”字牽著誘著走上邪道。中郎真是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