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颎善為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系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此人，廢書欽嘆！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嘗表廢廖立、李嚴于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fā)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涞蓉M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毙g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挚鬃臃Q‘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圣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qū)宇，化成天下?！碧谠唬骸按酥彪拗鶓?，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公平》)

【鑒賞】　這是唐太宗與房玄齡的對話，“公平正直”為治理國家的關鍵是兩人的共識?！肮秸薄本褪莻鹘y(tǒng)公正觀，其初始形態(tài)在先秦就出現(xiàn)了?！盾髯印べx篇》中就有“公正無私”的概念。韓非更多地把“公正”應用于政治領域的運作中：“故群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于選賢？”(《韓非子·難三》)臣民們推舉人才時，不要隱匿賢人，也不要不薦舉不肖之人。這樣君主就不必為“選賢”擔心了，可以做到無為而治。在傳統(tǒng)的“公正”觀中，“公”主要是對統(tǒng)治者或執(zhí)政者的要求，是君主的執(zhí)政理念、為政之要?！秴问洗呵铩酚小顿F公》與《去私》篇?！顿F公》篇講，理想中的執(zhí)政者應以天下為重，以公平為準則。“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薄秴问洗呵铩纷髡咭昧恕渡袝ず榉丁分械脑挘彩欠啃g所引的話，說沒有朋黨，沒有偏私，治理天下的道路是正直的、暢通的?！肮钡暮x，是指行為的正當與公正，去治理天下?！度ニ健菲淖谥迹钦f執(zhí)政者要去除私心。舉了祁黃羊的例子，他向晉文公薦舉了兩個人，一個是自己的仇敵解狐，另一個是自己的兒子。這叫“外舉不避仇，內(nèi)舉不避親”。

《公平》篇中有唐太宗引用這句話的記載。其實唐太宗不只是征引，而且實踐了此話。對宿敵李建成與李元吉的部下，唐太宗是先于秦王府的舊部下給予了提拔。聽到怨聲后，唐太宗依然不改初衷。唐太宗重用魏徵，是“外舉不避仇”的典范。魏徵先是依附竇建德，竇建德事敗，做太子李建成的洗馬。他力勸李建成防秦王李世民奪位。但唐太宗不究往日恩怨，即位后擢為諫議大夫，歷任秘書監(jiān)、侍中、太子太師。魏徵前后陳諫二百余事，多被采納。又如虞世南，隋時為秘書郎、起居舍人。入唐后，授弘文館學士。貞觀時，官至秘書監(jiān)，后授青光祿大夫。每與唐太宗論及古今政事，必為規(guī)諫，為唐太宗所敬重。唐太宗稱魏徵有五絕：　德行、忠直、博學、詞藻、書翰。大量收羅前朝人才，而以寬恕之心待之，這就是唐太宗心目中的“公平”?！爸凉?，蓋謂平恕無私”，是唐太宗對房玄齡說的話。公平，就是寬容而無私心?！肮秸薄钡暮诵?，就是以公心去對待一切。樹立公心，就要去除私心雜念。在處理人和事的行動中，不因以往的恩怨與是非，不因親人、舊部下、仇敵的糾葛，產(chǎn)生任何偏差。公則平，即能平等地對待人和事。這樣去處理政務，心中自然感到正大光明、理直氣壯。

入宋以后，對“公正”的論述不絕于書。集理學大成的朱熹說：“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他指出，“惟公然后能正”(《朱子語類》卷二六)?！肮笔恰绑w”，“正”是“公”之“用”。唯持“公心”，處事才能無偏無頗，才能得之理?！肮笔菍崿F(xiàn)“正”的前提，“正”是“公”所要達到的目標和結(jié)果。明代名臣呂坤在《呻吟語·治道》中說：“‘公正’二字是撐持世界底。沒了這二字，便塌了天?！庇?jīng)濟學家、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也說了相類似的話：“正義猶如支撐大廈的重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筑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道德情操論》)兩人都肯定了“公正”作為社會價值對于維系社會秩序的重大意義。

自近代以來，西文“justice”一詞被譯為“公正”或“正義”，西方關于“公正”(“正義”)的理論學說也大量引入中國。羅爾斯的《正義論》中文本出版以后，“公正”就成了舶來貨，很少有人去深入發(fā)掘自己先人的“公正”或“正義”的思想。一談到“公正”，人們頭腦里的第一反應，就是從西方人那里去尋找理論依據(jù)和學術滋養(yǎng)。以往許多學術論著，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對中國傳統(tǒng)“公正”觀的研究?！敦懹^政要》有《公平》的專篇，參與討論的不只是唐太宗與房玄齡，還有戴胄、魏徵等人，內(nèi)容相當豐富?！袄韲溃谟诠秸薄?，是中國古代執(zhí)政者關于治國理念的一次有益探索，應當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