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文幹(1888—1941),字鈞任，1904年留英，獲牛津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回國后曾任北京政府總檢查廳檢查長，修訂法律館副總裁，司法次長，大理院長，代理司法總長，鹽務署長兼幣制局總裁等職。王寵惠組閣時，推薦羅出任財政總長。北京政府的財政向來不寬裕，財政總長未必是個好差事。據財政部發(fā)表的《中國財政全部之內容》稱：“中國財政之困難，固不自今日始，然未有來源涸竭、債務層疊、岌岌可危如今日者。中央各機關及內外債權者之索欠，既以應付俱窮，絕無活動之余地；各省區(qū)又以政變迭出，軍費日增，截留應解之款，而以為未足，復日仰給于中央。應之則庫空如洗，羅掘無由；不應則逐電交馳，追索益急。日處此擾攘糾紛之中，中央與各省區(qū)遂交受其困，而無可振拔?！?sup>[1]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期間，直系為了解決軍費難題，曾經在其治下的直、豫、鄂三省實行攤派，大縣3萬，中縣2萬，小縣1萬^[2]。很顯然，這些軍費開銷，最終還是要落到北京政府的頭上。為了解決財政困局，羅文幹上臺后，曾經議發(fā)“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債”1000萬元^[3],但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僅僅是每月的中央軍費開支就遠遠超過財政收入，更不必提那些非軍費開支的支出，如教育經費等等，往往就成了軍費開支的犧牲品，欠款欠薪在所難免。而保派為了打擊王閣，更借此掀起索餉索薪潮，甚至由曹錕直接出面，索取數(shù)百萬元欠餉。王寵惠深感難以為繼，提出辭職，黎元洪為了自身利益，又不接受其辭職，國會方面則與保派合作，質問黎何不同意王閣辭職，北京政治簡直亂成了一鍋粥。
辭職既不成，國會不合作，王寵惠干脆讓羅文幹以財政困難為由，拒絕支付國會經費，圖逼國會讓步。吳景濂為求國會撥款，通過外交總長顧維鈞向羅文幹疏通，羅不僅不置理，還對顧說“別理他”。最后只能由顧給一家比利時銀行寫信說明，吳景濂才拿到一筆貸款，得以維持國會的運作。此舉使吳景濂極為惱火。據顧維鈞稱，羅“是王的終生好朋友”,站在王寵惠一邊，而王又站在吳佩孚一邊，但王“并沒有把他們之間的一些政治策劃和磋商情況完全告訴我”^[4]。11月14日，羅文幹為解決政府財政困難而簽署奧國借款展期合同，吳景濂即利用此事，與保派聯(lián)手，指控羅文幹擅訂合同、喪權辱國、違背法紀、濫用職權，并有納賄嫌疑。18日晚，眾議院正、副議長吳景濂、張伯烈等至東廠胡同黎宅，脅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羅文幹，拘押于京師警察廳^[5]。
奧國借款本為中國與奧國銀行團在民初分次訂立的借款合同共475萬鎊，應在1921年底還清，后因北京政府無力支付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而暫緩執(zhí)行，未還本金約432萬鎊。戰(zhàn)后，債票持有人要求中方繼續(xù)履約，但奧國借款本已由巴黎和會決定作為奧國賠償中國之物，實已無效，當然沒有簽訂新約、換發(fā)新債票的理由。此次羅文幹為救各處索餉、財政困難的燃眉之急，并屈服于列強壓力，同意續(xù)訂合同，換發(fā)新債票本息合計519萬鎊(約合四千余萬銀元),誠有可非議之處，而且合同里有“奉大總統(tǒng)核準，經國務會議通過”等語^[6],但實際上，據王寵惠告顧維鈞，羅簽協(xié)定前告訴了他，但并未經內閣討論^[7]。這更為保派倒閣提供了炮彈。
羅文幹被捕，引發(fā)北京政壇風潮。國會方面力主查辦羅文幹，指羅“喪權辱國，瀆職納賄”,“違背約法，濫用職權”,指羅文幹此次辦理失當之處有三：喪失國家權利約五千萬元之巨，不先交國會同意、總統(tǒng)批準及國務會議通過，一也；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均須國會議決，載在約法，該總長竟敢私訂有負擔之契約，并發(fā)行以新?lián)Q舊之公債，二也；據(大總統(tǒng))云：確無此項批準案件。乃該總長擅敢于十一月十四日已簽字合同內，竟有“國務會議通過及大總統(tǒng)批準”之字樣，顯系違背約法，濫用職權，三也^[8]。20日通過查辦羅文幹的動議。王寵惠等則力挺羅文幹，認為總統(tǒng)和國會直接下令逮捕閣員是違法行為，聲稱責任內閣對此無法負責，“理應立即引退”^[9]。王閣外交總長顧維鈞堅決反對逮捕羅文幹，他認為內閣向總統(tǒng)負責，不和政府打招呼就逮捕總長是違法的?！斑@個事件將在國際上造成很壞影響。作為外交總長，我曾經力圖使國際上認為中國像其他國家一樣，是個法治國家”;“必須把這個事件看成是中國政府的恥辱，我們應該采取措施，彌補已經造成的損失”^[10]。
王閣為吳佩孚所支持，“羅案”發(fā)后，吳不能坐視不管。他于20日發(fā)出通電，為羅辯護，同時訓斥黎元洪，稱此案“似屬不成事體，殊蹈違法之嫌”。同時致電曹錕云，此案“荒謬離奇，實所少見”,“請我?guī)熅徒|訊，以維法紀”^[11]。但曹錕卻不給吳佩孚面子，23日曹發(fā)表通電，稱“羅文幹身為閣員，喪權誤國，……既經拿交法庭，應請大總統(tǒng)毅然獨斷，組織特別法庭，或移轉審訊，徹底根究，期無遁飾，毋令徇縱，以彰國法” ^[12]。吳佩孚指“違法”者為黎元洪下令捕羅“不成事體”,曹錕則指“違法”者為羅文幹“喪權誤國”,于此實將直系內部矛盾公諸于世。其后，直系保派將領連發(fā)通電擁曹，而洛派將領出于武人對文人的輕視亦不愿多言，甚而有公開通電擁曹者。吳佩孚既不能得直系諸將之諒解，也不愿使事態(tài)擴大，影響直系團體利益，便“順風轉舵，對羅案完全軟化了”,向曹錕解釋自己“與王亮疇(王寵惠)素不認識，僅于覲謁元首時與之一面，而與羅財長則無一面之緣”;申明“謹遵曹帥主旨，主張依法辦理”^[13]。25日，吳佩孚致電曹錕，說明自己對此案“疑慮冰釋，如果確有犯罪證據，自應依法嚴懲，以昭炯戒”^[14]。吳佩孚既如此表態(tài)，王寵惠也無法再干，只能于11月25日通電辭職，隨后黎元洪在29日任命汪大燮署總理。
“羅文幹案”發(fā)后，黎元洪夾在曹錕的保派和吳佩孚的洛派之間，哪邊也不敢得罪。吳佩孚通電訓斥黎元洪，黎受此羞辱，無可奈何，先是復電吳佩孚撂挑子，稱“予本不愿干，請即覓定人來，予已準備交替”;接著又少見地發(fā)飆，質問吳佩孚，“且言冠冕尊之，而履蕮視之，執(zhí)事髦下如云，何以臨眾，不愿執(zhí)事遙斷朝政，輕折元首”^[15]。吳佩孚見此電勃然大怒，向其左右說：“我們?yōu)閾砝柚?，我們有錯，盡管教訓，為什么公開登報？這并不把我們當自家的人。既然如此，以后洛方不準和府方再有電往來?！?sup>[16] 羅文幹身為內閣部長而被關押，黎元洪也覺有些過分，所以不幾日便派人保羅文幹出獄，并安置在總統(tǒng)府^[17]?？墒浅錾矸▽W碩士的羅文幹卻認為，不能如此不明不白地了事，聲明要求法律解決，自愿回獄。黎元洪只能再次讓政府派人往迎，同時咨復眾議院，以查辦羅案違背約法有關規(guī)定條文，將案卷退回。黎氏的舉動又引起曹錕的不滿，保派連日指責有關“羅案”的電報在京不能拍發(fā)，向曹錕進言稱：“子玉不讓老帥做總統(tǒng)，有總統(tǒng)自為之意。老帥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帥了?！?sup>[18] 曹、吳矛盾有激化之勢，時人甚而有保、洛兩派決裂，并發(fā)生戰(zhàn)事之推論，且其“形勢已成，將來變化，不可思議”^[19]。
1923年1月11日，京師地方檢察廳宣告羅文幹“犯罪嫌疑不足，行為不構成犯罪”,予以不起訴處分。但保派抨擊檢察廳裁決不當，要求重行處理。15日，保派司法總長程克屈服于曹錕的壓力，以部令再次將羅逮捕入獄。次日，在內閣討論此案時，教育總長彭允彝提出，由國務院出面為告發(fā)人，向法院申請對“羅案”再議，并自告奮勇起草國務院咨交檢察廳的文件，直視莊嚴的司法為兒戲，從而又引起北京教育界轟轟烈烈的“驅彭”運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于17日辭職離京，他還發(fā)表宣言，揭露“議員的投票，看津貼的有無；閣員的位置，秉軍閥的意志；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20]。司法界人士亦多為“羅案”抱不平，發(fā)起反對蹂躪法權、破壞司法獨立的“法潮”。直到當年6月，黎元洪已被趕走，“羅案”作為直系保、洛兩派權力斗爭的砝碼已失作用，而擁曹派急需“好人”出臺幫忙，在顧維鈞、王寵惠等疏通下，曹錕同意放羅。京師審判廳走了公開審判的過場后，于6月29日判決羅文幹等“偽造文書罪不成立，受賄等情弊均無實據”,宣告羅文幹無罪，恢復了他的自由^[21]。
“羅文幹案”哄傳一時，對北京政治生態(tài)造成頗大影響與沖擊。“羅案”內情如何姑不論，但羅身為內閣總長，在國會起哄之下，由大總統(tǒng)直接下令逮捕，確乎違反“法律程序”。究其實質，則為直系保、洛兩派借“羅案”而斗法，所謂“法律”的意義其實并不重要?！傲_案”結果，保派雖獲勝利，推倒了王寵惠內閣，但直系內部矛盾因此而加劇，并公諸于社會及輿論，于直系維護自身地位并非有利。據稱，吳佩孚對曹錕屈服后，“宴客酒醉，談忠誠不見諒處慷慨泣下，合座皆悲酸”。吳佩孚之智囊白堅武感嘆曰：“曹使受蒙蔽，只知總統(tǒng)熱，不知環(huán)境危，宵小從而煽之，禍遂作?！薄敖蚍较∫耘艆鞘?，不惜種種陷誣破壞，取保方見信仇敵之集于各方者，亦復幣重言甘以為餌，惡貨驅逐良幣，斯真軍閥末路之現(xiàn)象也?！?sup>[22] 而軍閥在“羅案”中表現(xiàn)之強橫更引起社會的反感，吳佩孚個人原有之“清譽”亦因此而頗受影響。史家李劍農評為：“在羅案發(fā)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覺得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比較還像一個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羅案發(fā)生以后，吳佩孚為保持直系整個勢力的緣故，一意將順津保派，忍心的望著一班狐貍豺虎的橫行；忘卻曹錕的勢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潛勢力全在一部分輿論的同情，甘愿曹錕將此一部分輿論的同情毀去，想專用武力來搗亂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敗，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戰(zhàn)爭，在他將順津保派肆行無忌的時候，已經決定了。因為一般國人，已認定他也不過是曹錕個人的走狗，從前對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于希望和平統(tǒng)一太過的大錯誤。所以曹錕篡奪的計劃成功時，便是吳佩孚的勢力毀滅時?！?sup>[23] “羅文幹案”對北京政治生態(tài)的另一沖擊是，黎元洪因為在“羅案”中未能順從洛派尤其是吳佩孚的意見，招致吳佩孚及洛派的不滿，使其失去了洛派原本即不堅定的支持，當其后保派為使曹錕出任總統(tǒng)而掀起驅黎風潮時，洛派不愿施以援手而作壁上觀，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亦因此而大受影響。“羅文幹案”對北京政治生態(tài)的又一影響是，王寵惠內閣以“好人政府”而聞名，然這些所謂“好人”在軍閥強橫政治的干涉下，不僅做不成什么“好事”,且自己的政治地位尚不能保于朝夕之間，從而也斷了“好人”從政為國謀政的念頭，于此表明北京政府不能經由政治精英的體制內運作而實現(xiàn)穩(wěn)定運轉，只能經由軍閥紛爭而致社會失態(tài)，最終以革命收拾北京政治混亂的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