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寫金文者，皆以三代鼎彝為典則，認為兩漢銅器已是強弩之末而加以忽視； 學漢隸者，常以豐碑巨刻為范本，往往不從銘文中汲取養(yǎng)分。二者均不免有遺珠之憾?！蛾柸拐呱嵫瑺t》銘文就是漢金文書法的杰作之一。
《陽泉使者舍熏爐》銘文為：“陽泉使者舍熏廬有般及蓋，并重四斤□□,□□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內史屬賢造。雒陽付守長則、丞善、掾勝、傅舍嗇夫兌?！贝?7字，隸書。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和陳介祺《簠齋吉金錄》均有著錄。文中有“□□五年”,未知年號?！傲彩辍睘橹T侯王國紀年。陳介祺以為西漢時器，誤。因銘文中“洛陽”作“雒陽”,漢光武帝建都洛陽，自以為以火德王，火德忌水，改洛陽為雒陽。三國時曹魏自以為土德，水得土而活，土得水而柔，去隹加水，仍改作洛陽。故知此器為東漢時物，從字體看應在東漢前期。

銘文“熏爐”作“薰廬”,“盤”省皿作“般”,“善”簡省作“善”。結體修長扁闊，各隨字勢，筆畫信手刻成，似未著意經(jīng)營，如“使者舍”“有般”、“史”、“造”、“長”等多數(shù)字的撇捺舒展奔放，戈戟交架。而有些字如“泉”、“廬”、“并”、“月”、“屬”、“善”、“嗇”等又是內斂含蓄，息心靜氣。兩相映襯，擒縱有度，參差錯落，意趣橫生，與漢簡書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筆畫雖無粗細提按變化，因是快刀在堅硬的銅器上鑿刻而成，故並非放縱無歸、輕浮滑率，而是瘦硬中含柔韌，勁利中見逆澀，直而有曲，行處皆留，可見刀法與筆法原來也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