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鐘惺

富者余資財，文人饒篇籍。取有余之資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資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泄其精神，此其于事理兩虧之?dāng)?shù)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資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輯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博，蓋地史之董狐也。募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云作《太玄》，蜀富人賚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況言之而不應(yīng)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闐咽國門，此其剞劂之費，豈非資財所為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于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忘也。

——《鐘伯敬合集》

〔注釋〕　浚(jùn)：掘取，榨取。 潘景升：即潘之恒，景升其字，歙人。倜儻奇?zhèn)?，所友皆一時文壇領(lǐng)袖。以詩稱金陵。

友人募刻吳越雜志不利，鐘惺為之作說，寬解一番。不過，所題絕非強作勸慰，實也有感于時風(fēng)而發(fā)，并且，論說之中，處處體現(xiàn)了鐘惺自己的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與原則。

正如與他同年進士及第的錢謙益(字受之)所指出的：當(dāng)時東南之都，號稱人文淵藪，作者云集，其中自然不乏附庸風(fēng)雅、濫竽充數(shù)之輩。而此輩猶不惜資財，廣為刊行其集，致使惡俗粗劣之作泛濫不已。其后果，不僅浪費大量“造化之膏脂”，使之難以用之正途；而且那些以文人自居者因此淆亂了對真正的文學(xué)性質(zhì)之認(rèn)識。這就是所謂“資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

在鐘惺看來，文學(xué)(即他所說的“篇籍”)應(yīng)屬“造化之精神”，這是一個鐵定的標(biāo)準(zhǔn)，決不能降格以求。那些大量刊刻的庸劣之作，根本不是造化精神所存，因而不得列入文學(xué)之林。文中雖沒有對“造化之精神”作詳解，但我們參照他其他有關(guān)文論的篇什可知，此“精神”并非泛指，而是要求作者虛懷定力，厚養(yǎng)性靈，獨往冥游于寥廓之外，方有可能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