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三年前，我把一個久久縈懷于心的問題概括地寫了下來。這個問題我回避不了，因為它直接與我的生活環(huán)境相關(guān)。我免不了要思考的幾樁事都出于這個環(huán)境，出于一些偶然的機緣。與我有著相似經(jīng)歷的人多半目睹了同樣的事情，我想也會發(fā)表大同小異的評論。這恰巧是一種不尋常的經(jīng)歷。論學位，我是一個科學家；論職業(yè)，我是一位作家。這就是我總的經(jīng)歷。我出身于一個貧窮的家庭，說起來這是一樁幸運的事。

一個人的履歷是無關(guān)緊要的。只需要提一提他過去在大學念過書，在科學活躍的時代曾在倫敦作過一點研究。有幸就近目睹了物理學最富于創(chuàng)造的時期之一的盛況。而且這一切發(fā)生在倒霉的戰(zhàn)爭期間——包括在1939年的一個寒冷的早晨，在凱特里車站的便餐室遇見布雷格^①，這對我實際的生活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使我能夠，事實上從道義上講是被迫，一直保持著那種就近目睹的地位。因此，30年來我同科學家保持聯(lián)系，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作為實際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在這30年里，我努力把不吐不快的東西寫成了書，經(jīng)過一段時間便置身于作家之列了。

我有不少日子是這樣度過的： 白天同科學家一道工作，晚上則和文藝界的一些同行一起，自然是談論文藝。不用說我在科學家和文學家之間都不乏知心朋友。正是由于同時生活在這兩個圈子之中，而且頻繁地往來于兩者之間，早在我用筆寫在紙上之前，我便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了；我慎重地把它叫做“兩種文化”。我老出入于兩個圈子，知道他們的才智相當，同屬一個種族，社會出身大同小異，掙得同等的收入，但這兩部分人幾乎互不交往，在知識結(jié)構(gòu)、倫理觀念和心理狀態(tài)上很少有共同之處，以致寧愿橫跨海洋，不肯從伯靈頓館^②或南肯興頓到恰爾西^③。

事實上，這走得比橫跨海洋更遠?？邕^幾千英里的大西洋之后，人們發(fā)現(xiàn)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有一群說著同一語言的人，與恰爾西區(qū)的人相似，二者與麻省理工學院的人士很少交往，好像科學家是些只會講西藏語的人。這個問題不僅我們這兒才有，只不過由于我們的教育和社會的某些特殊性，此間略有些夸大；而由于另一個英語社會的特點，又有些縮小。但總的說來，這個問題在整個西方都存在。

我想以此表明事情嚴重，雖然我腦子里思考的不是牛津大學的某個名人到劍橋大學赴宴的這個有趣的故事。我聽說這個故事講的是A.L.史密斯，大約發(fā)生在19世紀90年代，我猜想地點必定在圣約翰學院或三一學院。史密斯坐在校長旁，也許是副校長的右邊，他生性喜歡和在座的所有人攀談，盡管鄰座人的面部表情并不給予他鼓勵。他朝坐在正對面的一位牛津出身的形色快活的先生搭訕，得到的卻是一聲咕噥。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有人向另一個人問道：“你知道他在講些什么？”“莫名其妙?！甭犃诉@話，連史密斯也沉不住氣了。幸好校長從中應酬敷衍使他免于尷尬，說道：“哦，他們是數(shù)學家！我們從不和他們交談?！?p>

是的，我想以此表明事情嚴重。我相信整個西方社會的理性生活正愈來愈明顯地分裂為截然對立的兩極。我所說的理性生活也包括我們現(xiàn)實生活的一大部分內(nèi)容，我絕不認為兩者在深層意義上能夠區(qū)別開來。關(guān)于現(xiàn)實生活，我在后文還要談及。這對立的兩極，一極是文藝家，在不引人注目的場合，他們把自己視為“知識分子”，目中無人。我記得G.H.哈代^④曾在30年代的某個時候帶著有些不解的神情對我說：“你可注意到而今‘知識分子’這個詞是怎樣在使用嗎？好像有了新的定義，不再包括像拉瑟福德^⑤、埃丁頓^⑥、迪拉克^⑦、艾德里安^⑧或者像我這樣的人。真有點兒怪，你看是不是？”

文藝家在一極，另一極是科學家，尤以物理科學家為典型代表。兩極之間隔著一道互不理解的鴻溝，特別是青年人，有時甚至產(chǎn)生敵意和嫌惡，但多數(shù)情況是缺乏理解。他們相互懷著一種有趣的被歪曲了的對方形象。他們所持的看法迥然不同，很難找到共同點，甚至會達到動感情的地步。非科學家傾向于認為科學家輕率，夸夸其談。讓我們以托·斯·艾略特^⑨作為一個典型的例子吧，我們會聽到他說起振興詩劇的愿望，對此我們不抱什么希望，但他會感到滿意，他和他的同行愿意為出現(xiàn)一位新的基德或格林^⑩而準備土壤。這就是他的語氣——謹慎而有節(jié)制，文藝家擅長此道，這是他們所代表的文化特有的克制調(diào)門。他們聽到的則是大得多的嗓門，以拉瑟福德為典型代表，他會高聲說：“這是科學的崇高時代！這是科學的伊麗莎白時代！”我們許多人都聽見了這話，以及除此之外的許多謙和的言論；當然我們毫不懷疑在拉瑟福德心目中誰將扮演莎士比亞這個角色。無論文藝家如何動腦筋都難以理解： 他說的話完全正確。

“這就是世界完結(jié)的方式，不以一聲巨響而以一聲嗚咽?！?sup>?(順便說一句，科學家絕不會作這種預言。)以這句詩同拉瑟福德有名的巧妙回答作個比較吧：“走運的家伙，拉瑟福德！他總是站在波峰浪尖?！薄笆茄?，是我掀起的浪潮，不是嗎？”

非科學家懷著根深蒂固的印象： 科學家盲目樂觀，不明白人類的處境。另一方面，科學家深信： 文藝家完全缺乏遠見，特別對自己的同胞無動于衷，從本質(zhì)上說是違反理性的；他們醉心于將藝術(shù)和思想局限于眼前的存在，等等。稍具抨擊別人的本領(lǐng)的人都能在背后發(fā)一大通類似的議論。兩方面的看法都不全然是無稽之談，皆具有破壞性，大半是由于有害的誤解引起的。下面我分別談談其中最深刻的兩點誤解。

首先談談科學家的樂觀主義。這種指責經(jīng)常被提出來，幾乎成了陳詞濫調(diào)；提出這種指責的人包括當今一些最敏銳的非科學家。但這種指責產(chǎn)生于個人經(jīng)歷與社會經(jīng)驗之間的界線不分，把個人的處境與社會的困境混為一談，我熟悉的大多數(shù)科學家感到——同我熟知的非科學家一樣感到——我們個人的處境是悲劇性的。大家都很孤獨，有時我們以熱愛、慈愛或者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來逃避孤寂，但是人生中這些成功的逃遁只是我們走在黑暗的路徑時自己制造的光束，我們大家都孤苦伶仃地死去。我熟悉的科學家中有人信奉天啟教^?，對于他們來說，這種悲劇感也許不那么強烈。我說不準。就大多數(shù)富于感情的人而論，不管他們多么振奮和喜悅，他們的性格——人生的穩(wěn)定力量的一部分——似乎堅強些。對于我最熟悉的科學家是如此，對別的任何人也一樣。

但是，幾乎他們所有人——這正是希望之真正所在——不明白為什么僅僅由于個人處境是悲劇性的，社會處境也必然可悲。我們大家都孤寂，孤苦伶仃地死去。不錯，那是我們不可抗拒的命運，但我們的處境有許多東西是不取決于命運的，如果我們不抗爭，我們便不完全配做人。

譬如，我們?nèi)祟惖拇蠖鄶?shù)都營養(yǎng)不良，過早地死去，直率地說，這就是社會的困境。人們在孤獨中目睹了這種景象而陷入困惑，這使人感到無能為力，聽任奇特的悲劇上演，讓別人挨餓。

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科學家比別人更少地陷入這種困惑，他們往往迫不及待地要試試有什么辦法可想，并且傾向于認為能夠辦得到，除非事實證明行不通。這就是他們真正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精神是我們其余人特別需要的。

正是這種善良而又堅毅地要站在自己同胞一邊奮斗不息的精神，使科學家認為另一種文化人的社會觀是可鄙的。他們之中確有人把問題看得太輕而易舉了，但那僅僅是一部分人，不能視為科學家的代表。

我記得曾被一位知名的科學家一再追問：“為什么大部分作家在金雀花王朝^?采取了顯然是野蠻而又過時的社會觀點？20世紀的大多數(shù)名作家不也一樣嗎？葉芝，龐德，溫德姆·路易斯，他們大多數(shù)人左右過我們時代的文藝方向，他們難道不僅是在政治上愚蠢而且還是令人厭惡的人嗎？他們所代表的一伙人的影響不正使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陰影更加臨近嗎？”

我當初那樣認為，至今也一樣，正確的答案不在于徒勞地進行辯解。按照我所信任的朋友的觀點，說葉芝不僅是一位杰出的詩人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偉人，這沒有用。要想否認眾所周知的事實，也沒有用。誠實地說，問題在于20世紀初的某些藝術(shù)家與當時的瞎胡鬧地反社會思潮之間存在過某種聯(lián)系，而這一點文藝家遲遲未看到。那就是我們之中一部分人背棄藝術(shù)、企圖自辟新的或不同的途徑的諸多原因之一。(更確切地說，我們當時感到文藝風尚出了問題，不再對我們有益了。而且由于文藝風尚正好與邪惡的或荒誕的社會思潮攜手并進，我們的那種感覺更得到了加強。)

雖然不少文藝家曾在一個時期左右過文壇，但那早已成為過去，或者至少情形已大不一樣了。文學的變化比科學的來得緩慢，不具有像科學自身的那種抑制矯正力量，因此，它的迷途時期要長久些?？茖W家要是老以1914年至1950年之間的情形來看待作家，那就不妥了。

以上是兩個文化集團之間的兩大誤解。自從我開始談論這兩種文化以來，我一直是持著某種批評觀點的。我的大多數(shù)科學家朋友認為我的看法有些道理，我所認識的大部分還在創(chuàng)作的文藝家也一樣。但是，一些十分務實的非科學家與我有分歧。他們認為我把問題簡單化了，如果要像我這樣談問題，應當說至少存在三種文化。他們爭辯說，盡管他們不是科學家但他們與科學家的思想感情頗有共鳴。同科學家一樣，他們認為當代的文化藝術(shù)沒有什么用處，甚至還看得更過頭一些。J.H.普盧姆、阿蘭·布洛克以及我認識的別的一些美國社會學家說，他們堅決反對把自己與那些人劃在同一文化范疇，那些人與他們至死不相往來，或者把他們視為在忙著制造一種沒有社會希望的氣候的人。

我尊重這些反對的理由?！岸笔且粋€很危險的數(shù)目字，這正是思辨過程很危險的原因。把任何事物一分為二的企圖都應當受到很大的懷疑。要不要進一步細分的問題，我思考過很久，但終于決定不那樣辦。我探求的不止是一個新穎的比喻，但也絕不是一幅文化圖景，因此叫做兩種文化是恰當?shù)?，進一步細分會帶來更多的不利。

科學這個問題確實是一種文化，不僅從知識的意義或從人類學的意義上來說。即是說，它的成員不需要，當然通常也不是彼此之間完全理解。生物學家對于當代的物理學往往只有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但他們之間卻存在著共同的觀點、準則、舉止、態(tài)度和想法。這種共同性的寬廣和深刻程度簡直令人吃驚，還涉及諸如宗教、政治信仰或階級背景等其他思想形態(tài)。

同知識界的其他人士相比，據(jù)統(tǒng)計，沒有宗教信仰的科學家略為多些，雖然信教的也為數(shù)不少，而且在年輕科學家中還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同樣據(jù)統(tǒng)計，政治上左傾的科學家略為多些，雖然不少人總聲稱自己是保守派，而且在年輕人中也更普遍。在這個國家和在美國，相當多的科學家出身于貧窮的家庭。然而，這些對于他們的整個思想意識和言談舉止沒有什么影響。在日常工作和大部分感情生活方面，比起具有同樣的宗教政治信仰和階級背景的非科學家來，科學家之間的觀點立場更加接近些。我可以冒失地說，他們很自然地以未來為己任。無論他們喜歡不喜歡，具有怎樣不同的傾向和色彩，他們都不假思索地作類似的反應?！@便是同屬一種文化的道理。

在另一個文化范疇，觀點立場就紛繁得多了。顯然，在這兩種文化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思想感情形態(tài)。但我相信從全然不理解科學的一極向四面八方擴散出了它的影響，這種不理解使整個“傳統(tǒng)的”文化蒙上了一層非科學的氣氛，遠比我們所意識到的更為深入和廣泛；這種氣氛，我們不承認也罷，常常到達了反科學的地步。一極的感情導致另一極的敵對情緒。如果科學家以未來為己任，傳統(tǒng)文化的人士便希望不存在未來。而今維持西方世界的還是傳統(tǒng)文化，科學文化的出現(xiàn)并未使之明顯地遭到削弱。

這種兩極分化對我們大家，民眾和社會，都是損失，既是具體的損失，智力的損失，又是創(chuàng)造的損失。我要強調(diào)地說，認為這三方面可以明確地區(qū)分開來的想法是錯誤的。但我想首先集中地談談智力的損失。

雙方互不理解的程度再不是什么有趣的玩笑了。在這個國家里，我們有5萬名科學家在工作，還有大約8萬職業(yè)工程師和應用科學家，戰(zhàn)爭期間和戰(zhàn)后的年代里，我和我的同事有機會和他們之中的3至4萬人交談過，即占總數(shù)的百分之二十五。這個數(shù)目足以作為我們的典型例子，盡管我們與之交談的大多數(shù)人還不到40歲。通過交談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他們在讀什么書，腦子里在想什么問題。我直言不諱地說，像我這樣一個喜歡他們并尊重他們的人，也不勝驚訝。我們沒想到他們同傳統(tǒng)文化的聯(lián)系是如此微弱，幾乎是敬而遠之。

正如人們所料，一些最優(yōu)秀的科學家過去和現(xiàn)在都有很多過剩的精力和廣泛的興趣。我們遇到過幾個博覽群書的科學家，文藝人士談論的東西他們都涉獵過。但那畢竟是很罕見的?？茖W家之中的大多數(shù)人，要是一再被追問讀過什么書，他們會坦率地承認：“喔，我試著讀過一點狄更斯的作品。”仿佛狄更斯是一位特別深奧難纏，不太值得一讀的作家。事實上，他們正是這樣看待他的，狄更斯變成了不可理解的文藝標本，而這種發(fā)現(xiàn)只是他們整個做法的奇妙結(jié)果之一。

當然在讀狄更斯的時候，或讀任何我們所珍重的作家，他們都僅僅在向傳統(tǒng)的文化表示敬意而已。他們有自己的文化，縝密、精確而又處于不斷的活動之中。這種文化包含許許多多論點，比起文藝人士的題旨，常常更為嚴密而富于思辨；雖然科學家愛用一些詞匯，其詞意不為文藝家所首肯，但表達的意思則是準確的，當他們使用“學科的”(subjective)、“目標的”(objective)、“基本觀念”(philosophy)或“可能升遷的”(progressive)這些詞時，他們心里明白它們的含義，盡管這些詞意不合于一般人的使用習慣。

應當記住，他們是些天資很高的人，他們的文化從各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很精確的，值得欽佩的。它不包含多少藝術(shù)，但音樂是一項重要的例外。他們喜歡交談和爭辯，耳聰目慧，喜愛密紋唱片和彩色照片。讀書卻很少，難得有人把一本書看完；問到讀了什么書時，他們會振振有詞地答道：“讀書？我喜歡把我的書看作工具?！辈蛔屝乃挤稚⑹呛茈y的。但書能當作什么工具？一把錘子？一柄原始的鍬？

書讀得很少。至于那些在大多數(shù)文藝人士看來有如黃油面包不可缺乏的小說、詩歌，戲劇、歷史，他們幾乎從不問津。這并不表明他們對心理的、道德的或社會的生活不感興趣。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興趣比我們大多數(shù)人的更濃。在道德生活方面，總的說來他們是一群高尚的知識分子；科學自身的核心中存在著道德的因素，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有自己的道德準則。在心理方面，他們同我們大多數(shù)人一樣抱有興趣，不過我認為他們對此產(chǎn)生興趣要晚一些。因此，不是缺乏興趣的問題，主要的是他們認為整個的傳統(tǒng)文化于這些興趣不甚相干。當然，他們的這種看法完全錯了。結(jié)果是，他們的想象力受到削弱，自受其苦。

但是，另一極的情形怎么樣呢？他們也很困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們更加自負，迄今為止自命不凡，將傳統(tǒng)的文化視為“文化”的全部，仿佛不存在自然科學的地位，仿佛對自然科學的探索本身沒有什么價值，也不會產(chǎn)生什么結(jié)果，仿佛自然科學的大廈不是人類心智共同建成的最美妙的杰作。而且，大多數(shù)非科學人士毫無這座大廈的概念，即使他們想建造，也無能為力。在他們走過的漫長的求知生涯中仿佛閉目塞聽，只不過這種閉目塞聽的狀況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訓練的結(jié)果，或者完全缺乏訓練。

由于閉目塞聽，他們不知道自己孤陋寡聞。聽說科學家沒有讀過一部像樣的文學作品，他們發(fā)出一聲憐憫的訕笑，鄙夷地稱他們?yōu)闊o知的專家，盡管他們自己的無知同樣令人驚訝。我在不少社交場合同那些按傳統(tǒng)文化的標準來說很有教養(yǎng)的人士一起，他們居然公開對科學家的愚昧無知表示難以置信。有一兩次，我情不自禁地問在場的人，他們之中有多少能說明熱力學的第二定律。噤若寒蟬，同樣沒人回答得出。然而我問的這個有關(guān)科學的問題只不過相當于： 你讀過莎士比亞的著作嗎？

我相信假如我問的問題更簡單，譬如： 質(zhì)量或加速是什么意思？這個問題相當于： 你會閱讀嗎？即使如此，10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有9個不知道我在說什么。所以，現(xiàn)代物理學的巍峨大廈聳立起來，而西方世界絕大多數(shù)最聰慧的人對它的了解都同他們的新石器時期的祖先差不多。

再談一個類似的問題，我的非科學家朋友視之為情趣低下的問題。劍橋大學是科學家和非科學家可以每晚聚在一起會餐的學校。大約兩年前，一項在整個科學上最令人驚奇的試驗成功了。我指的不是蘇聯(lián)的人造地球衛(wèi)星——作為一項成功地運用現(xiàn)有知識和組織的壯舉，它是值得欽佩的，雖然為著完全不同的理由。我指的是楊振寧和李政道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的試驗，一項最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完美試驗，但是其結(jié)果太令人驚奇了，人們幾乎忘了它的美妙。這項試驗使我們重新想到物理世界中的某些最基本的東西。直覺，公理……這些問題全然都挺立了。其結(jié)果通常叫做同等對立。要是兩種文化之間有過認真的交流，這次試驗的成功會成為劍橋大學每張餐桌上的議論中心。但實際情形如何呢？我當時不在場，但我想問問這個問題。

兩種文化之間似乎沒有會合之地，我不想浪費時間，說這是遺憾的事，實際情形比這更為嚴重，在思想和創(chuàng)造的本質(zhì)上，我們放過了最難得的機會。兩門科目，兩個學科，兩種文化，或者我們說的兩群出色的人物，相互的撞擊應當提供創(chuàng)造的機會，在思想發(fā)展史上，突破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F(xiàn)在就面臨這樣的機會，但機會仿佛存在于真空之中，因為兩種文化之間不能對話。真是奇怪，20世紀的科學被吸收進20世紀的藝術(shù)的東西多么微乎其微。人們偶爾發(fā)現(xiàn)詩人努力運用科學的詞語，但給用錯了——曾經(jīng)有個時候，“折射”一詞老是神秘地出現(xiàn)于詩行，“極光”一詞仿佛被作家幻想化，當作了一種特別寶貴的光線。

當然，那不是科學有益于藝術(shù)的途徑，科學應當隨著我們整個的思想體驗，一道溶進藝術(shù)之中，像其他詞語一樣，自然而然地運用。

我在前面提到，文化的分離不僅出現(xiàn)在英國，整個西方世界都存在。但是在英國可能特別突出，原因有二： 一是我們熱衷于教育的專門化，這植根于我國的深度比東、西方世界的任何國家都深；二是我們傾向于讓我們的社會形態(tài)一成不變，而且隨著我們讓經(jīng)濟的不平等現(xiàn)象固定下來，這種傾向不是在減弱，而是在加強，尤其明顯地反映在教育上。這意味著文化分離的現(xiàn)象一旦確立，整個的社會力量都在強化它，而不是削弱它。

這兩種文化在60年前就已經(jīng)分道揚鑣了，但索爾茲伯里^?侯爵能夠有自己的實驗室；阿瑟·鮑爾弗^?首相曾對自然科學發(fā)生過相當大的興趣；約翰·安德森^?進入政府機構(gòu)之前曾在德國的維爾茨堡研究過有機化學，還修過不少學科，政府上層人士的這種跨文化活動現(xiàn)在不大可能了，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事。

事實上，科學家與非科學家之間的分離在青年一代比在30年前更難以彌合。30年前，兩種文化之間早停止了對話，但至少在鴻溝兩側(cè)還能勉強保持一副冷淡的笑臉。而今禮貌不講了，相互只作鬼臉。年輕的科學家不僅感到自己屬于處在上升的文化，對方則日漸衰微，而且他們知道自己能夠找到舒適的工作，冷眼旁觀從事英文或歷史學科的人能掙到自己工資的百分之六十要算非常走運了。凡有才能的年輕科學家，都不像小說《幸運的吉姆》中的主人公那樣擔心無用武之地，或感到自己干的工作滑稽可笑。事實上，阿密斯^?和他的朋友們的某些抱怨，正是難以找到職業(yè)的藝術(shù)畢業(yè)生的不滿。

這一切的出路只有一條： 重新考慮我們的教育。在這個國家，由于我在上文談到的兩個原因，情況比任何別的國家更為困難。幾乎誰都會同意這個說法： 我們的學校教育太專門化了。但同時誰都感到任何人也無法加以改變。別的國家也像我們一樣，不滿意自己的教育狀況，但不像我們這樣聽之任之。

美國使相當多的孩子受教育到18歲，教的內(nèi)容遠為廣泛，但要求不嚴格；他們希望在10年內(nèi)解決這個問題，盡管不一定有這么多的充裕時間。比較起來，蘇聯(lián)所教育的孩子更多，教的內(nèi)容也比我們寬廣，但要求過分嚴厲。他們正努力使情況正常。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尤其是瑞士人，由于實際的需要，花了大量時間學習外語，因而受到影響，但他們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而我們呢？我們是否已經(jīng)僵化到再也不能表現(xiàn)出靈活性？

同中學校長談起這個問題，他們說我們高度的獨一無二的專門化教育是由于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獎學金考試造成的。如果情況真如此，人們不是不可以考慮改變牛津和劍橋的獎學金考試的。然而要是相信這樣做不用費事便低估了國內(nèi)復雜的抗拒勢力。我們的整個教育史表明，我們只會增加教育的專門化，而不能削弱它。

不知怎么搞的，我們給自己賦予了培養(yǎng)少數(shù)佼佼者的任務——按比例來說，這個數(shù)字比任何國家的都少——培養(yǎng)某一學科的專才。最早的150年里，劍橋大學培養(yǎng)的?？剖菙?shù)學，后來是數(shù)學或古典文學，再后才有了自然科學，但歷來都只允許作單項的選擇。很可能這個進程源遠流長，不可扭轉(zhuǎn)。我認為要讓一個生長的文化發(fā)展，這是一個災難性的進程，我甚至認為，如果我們要履行我們在世界上的實際任務，這幾乎是致命的打擊。

(藍仁哲　譯)

注釋：

① 威廉·勞倫斯·布雷格(1890—1971)：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

② 伯靈頓館： 英國皇家學院、不列顛科學院和不列顛協(xié)會在倫敦的會址。

③ 恰爾西： 倫敦文化區(qū)，在倫敦市西南，泰晤士河北岸，為藝術(shù)家和作家聚居之地。

④ G.H.哈代(1877—1949)： 英國著名數(shù)學家。

⑤ 歐內(nèi)斯特·拉瑟福德(1871—1937)： 生于新西蘭的英國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獲1908年諾貝爾化學獎。

⑥ 阿瑟·埃丁頓(1882—1944)： 英國天文學家。

⑦ 保爾·迪拉克(1902—1984)： 英國物理學家，曾獲1933年諾貝爾獎。

⑧ 埃德加·艾德里安(1889—1977)： 英國生物學家。獲1932年諾貝爾醫(yī)學獎。

⑨ 托·斯·艾略特(1888—1965)： 英國著名的現(xiàn)代詩人、批評家。

⑩ 托瑪斯·基德(1558—1594)： 英國戲劇作家。羅伯特·格林(1560—1592)：　英國詩人和劇作家。兩人同為莎士比亞戲劇的前驅(qū)者。

? 這是托·斯·艾略特的詩句，見《空心人》。

? 天啟教： 相信神靈會向人顯圣或啟示的宗教。

? 金雀花王朝： 英國歷史上從亨利二世至理查德三世(1154—1399年間)的英國王朝。

? 羅伯特·索爾茲伯里(1830—1903)： 英國政治家。

? 阿瑟·鮑爾弗(1848—1930)： 英國哲學家，政治家，于1902—1906年任英國首相。

? 約翰·安德森(1882—1958)： 英國政治家。

? 金斯利·阿密斯(1922—1995)： 英國當代小說家和詩人，《幸運的吉姆》是他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說。

【賞析】

1959年斯諾在劍橋大學發(fā)表了題為《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的演講。講稿全文共四部分，分別為“兩種文化”、“知識分子——天生的勒代特”、“科學革命”和“富人和窮人”。本文是其中第一部分。后來這篇講稿被作家編入自己所著的《兩種文化》一書。

文學與科學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兩大支柱，文學促進人類精神文明的進步，而科學則促進人類物質(zhì)文明的發(fā)展。兩者均是人類思想的結(jié)晶，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隨著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文學與科學的分化日益嚴重，兩者之間逐漸形成了一道難以彌合的鴻溝。文藝家與科學家之間缺乏交流溝通，彼此難以認同。

文章中，斯諾把文學與科學稱為“兩種文化”，從此“科學文化”一詞也隨著他的這篇演講而逐漸被人們所熟知。作家說，盡管這兩種文化都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代表也“才智相當，同屬一個種族，社會出身大同小異，掙得同等的收入”，但是“這兩部分人幾乎互不交往，在知識結(jié)構(gòu)、倫理觀念和心理狀態(tài)上很少有共同之處”。由于缺乏溝通，雙方產(chǎn)生了很多誤解。非科學家認為科學家“輕率，夸夸其談”，“盲目樂觀，不明白人類的處境”;科學家則認為非科學家“完全缺乏遠見，特別是對自己的同胞無動于衷，從本質(zhì)上說是違反理性的；他們醉心于將藝術(shù)和思想局限于眼前的存在”。這種誤解普遍而廣泛地存在，最終導致了科學界和文藝界之間互不來往。

文學家認為，科學家讀書少，“當然在讀狄更斯的時候，或讀任何我們所珍重的作家，他們都僅僅在向傳統(tǒng)的文化表示敬意而已”，“至于那些在大多數(shù)文藝人士看來有如黃油面包不可缺乏的小說、詩歌，戲劇、歷史，他們幾乎從不問津”?？茖W家卻并不認為這有什么不對，“不是缺乏興趣的問題，主要的是他們認為整個的傳統(tǒng)文化于這些興趣不甚相干”。他們認為，文藝界的人“更加自負，迄今為止自命不凡，將傳統(tǒng)的文化視為‘文化’的全部，仿佛不存在自然科學的地位，仿佛對自然科學的探索本身沒有什么價值，也不會產(chǎn)生什么結(jié)果，仿佛自然科學的大廈不是人類心智共同建成的最美妙的杰作”。兩種文化的分化最終造成了極為錯誤和狹隘的知識認知體系。

本來能夠通過互相的才智交流、思想碰撞而產(chǎn)生靈感火花的兩群出色人物，就這樣彼此封閉在各自的領(lǐng)域里，互相敵視。那么，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作家最后給出了答案：“我們的學校教育太專門化了。但同時誰都感到任何人也無法加以改變?！?p>

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對“兩種文化”逐漸深入的探討過程。斯諾由當今普遍存在的科學界與文藝界之間互不往來的這一事實入手，指出這一現(xiàn)象乃導因于兩種人群之間存在著的極大誤解；而這種誤解又是由于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文化缺乏重視，沒有從認知體系上把對方的知識當成自身必備的素養(yǎng)來看待；最后作家將這一切歸為一點，即學校的教育制度不完善。

總體而言，本文是一篇論說氣息較濃的散文。全文緊緊圍繞“兩種文化”這個題目而展開，語言平實，條理清晰，不蔓不枝，由表及里，層層深入，又環(huán)環(huán)緊扣，論證透徹，觀點極具說服力。

這篇講稿曾轟動一時。斯蒂芬·科里尼曾就這次講演所引起的軒然大波說過一段話：“第一，他像發(fā)射導彈一樣發(fā)射出一個詞，不，應該說是一個‘概念’，從此不可阻擋地在國際間傳播開來；第二，他闡述了一個問題(后來化成若干問題)，現(xiàn)代社會里任何有頭腦的觀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發(fā)了一場爭論，其范圍之廣、持續(xù)時間之長、程度之激烈，可以說都異乎尋常?！被蛟S，在觀念中引起的革命正是這篇文章真正的意義所在。從此，兩種文化之間的辯論，也隨著作家的這篇演講而蔓延開去，至今不息。

(汪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