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fù)，福建省侯官縣（今福州）人，1853年出生。初名傳初，乳名體干；考船政學堂時改名宗光，字又陵；長大后有了官職，又改名復(fù)，字幾道；晚年自號瘉野老人。他的祖父中過舉人，并在一個縣里做過訓(xùn)導(dǎo)（學官）。他的父親是鄉(xiāng)里間的醫(yī)生，母親則是普通人家的女兒。1866年7月，他的父親不幸去世，母親、妹妹和他自己全家四口，就靠母親做女紅度日，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
晚年他為一幅《篝燈紡織圖》題詩的時候，曾經(jīng)觸景生情，回首往事，感慨萬千：

我生十四齡，阿父即見背。
家貧有質(zhì)券，賻錢不充債。
…………
慈母于此時，十指作耕來。
上掩先人骨，下養(yǎng)兒女大。

1866年冬，嚴復(fù)跨進了船政學堂的大門。1871年，以最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被派到軍艦上實習。1876年他赴英國。
嚴復(fù)踏上了英倫三島，先在抱士穆德肄業(yè)，后來又入格林尼茨海軍大學學習，中間曾到法國游歷一次。他讀完了高等算學、化學、物理、海軍戰(zhàn)術(shù)、海戰(zhàn)公法以及槍炮營壘等課程，成績總是優(yōu)等。此期間，英國學者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爾等的進化論學說風行，對他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嚴復(fù)像

嚴復(fù)畢業(yè)回國后，1879年6月被派為福州船政學堂教習（教師）。第二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天津創(chuàng)辦了北洋水師學堂，因聽到別人稱贊嚴復(fù)，就調(diào)他去任總教習（教務(wù)長）。從此，嚴復(fù)在這里任事二十年。其實，和他同時在英國留學的亞籍生還有日本的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他們回國后，得到重用，變革圖強，而李鴻章?lián)膰缽?fù)思想過于激進，未能重用，因而他常感到郁郁不得志。
1895年，中日甲午一戰(zhàn)，中國海軍全軍覆沒，為此嚴復(fù)憂心如焚。此時，他在天津《直報》上，發(fā)表了幾篇非常重要的政治論文：《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和《救亡決論》。1897年11月，嚴復(fù)在天津創(chuàng)辦了《國聞報》。他的維新變法要求，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主張基本相似。但是康、梁、譚等人在戊戌變法前沒有到過資本主義國家，又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版著作，對資本主義的了解是不充分的。他們不能用完全的西方理論來指導(dǎo)中國的變法，因而就將有限的資本主義知識，與孔孟之道、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王（夫之）黃（宗羲）之學，以及一部分佛學結(jié)合起來，這樣的維新理論，當然就有牽強附會之處。嚴復(fù)則不然，他在船政學堂和格林尼茨海軍大學學到的，都是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并且閱讀了西方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的著作，親眼目睹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梢院敛豢鋸埖卣f，在整個維新運動期間，就對“西學”認知而言，無論哪一個洋務(wù)派，也無論哪一個維新派，都不能與他相提并論。
在向光緒皇帝上的萬言書中，嚴復(fù)認為中國積弱于今為極，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由于內(nèi)治者十分之七，由于外治者十分之三。“由于內(nèi)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尚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而內(nèi)治主要是“法既敝而不知變也”，所以提出了變法維新的主張。
就在1897年，《時務(wù)報》第二十三冊發(fā)表了嚴復(fù)的《辟韓》文章，文中對人們習以為常的君臣關(guān)系提出了質(zhì)問，猛烈抨擊了黑暗的封建專制政治。文章的署名是“觀我生室主人”。譚嗣同見文后即寫信給上?！稌r務(wù)報》的經(jīng)理汪康年，說“《時務(wù)報》二十三冊《辟韓》一首，好極好極！究系何人所作？自署觀我生室主人，意者其為嚴又陵乎？”可見譚嗣同與嚴復(fù)兩心之相通。
嚴復(fù)對近代中國的最大貢獻是將西方的先進思想以譯著的形式介紹到中國，即“致力于譯述以警世”。從1898年到1911年的十三年間，他“屏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①。嚴復(fù)首先贊美科學家達爾文，說自從1859年《物種原始》出版后，“歐美二洲，幾于家有其書”。由于進化論的傳播，使得西方的“學術(shù)政教，一時斐變”。文章接著贊嘆庸俗進化者斯賓塞爾，認為他的功績就在于把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原理，普遍應(yīng)用于萬事萬物，尤其是應(yīng)用于社會科學。嚴復(fù)根據(jù)斯賓塞爾的學說，提出了國家“強弱存亡”的三大標準：“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嚴復(fù)說，西方的政治思想家們，“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yōu)，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這樣，嚴復(fù)就表明了他主張維新變法的指導(dǎo)思想，不是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是斯賓塞爾的庸俗進化論。
1895年至1898年間，嚴復(fù)還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寫的《天演論》。這部書的出版，在中國知識界震動極大，使他成為名噪一時的維新派學者。據(jù)胡適的回憶：

我又讀過嚴復(fù)所譯穆勒的《自由論》和赫胥黎的《天演論》。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于1898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智識階級的接受。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當時并沒有版權(quán)），因為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于一個感受惰性與濡滯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數(shù)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禪。無數(shù)的人，都采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號，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存競爭中消滅的禍害。向嘗一度文明的陳炯明以“競存”為號。我有兩個同學名楊天擇和孫競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于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jù)。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晨，我還記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他就說：“‘適者生存’中的‘適’字怎么樣？”我表同意；先用來做筆名，最后于1910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收入《嚴譯名著叢刊》中的8種著作，都曾在中國思想界產(chǎn)生過振聾發(fā)聵的作用。蔡元培稱：“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者，要推侯官嚴復(fù)為第一?！比欢?，他的翻譯的缺點是太偏重譯意或意述，文章過于淵雅艱深，而且還遺漏了不少極有價值的著作，譬如他曾在《辟韓》一文中，運用過盧梭《社會契約論》中的思想，主張對中國進行民主性的改革，令人遺憾的是他并未譯出此書。
1912年，他任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校長）。大約在同年春節(jié)，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就在這一年的11月，嚴復(fù)辭去校長之職，由工科學長何燏時代理校長。他從北大校長的位置上被人趕下臺，抽鴉片是一個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嚴復(fù)所掌北京大學不服教育部管。他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僅僅是來頭特別大，而是他有一個六萬兩白銀的存折在手中，這個存折是東清鐵路股票，存在華俄道勝銀行。這個存折相沿在京師大學堂校長手中，蔡元培、董惇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他交出這個存折，被拒絕，教育部則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辭職。
據(jù)沈尹默回憶：

這個六萬兩的存折，其實是空的，一個錢也沒有，我后來聽道勝銀行買辦沈吉甫談起這件事。他說：“這筆存款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當年清室曾投資六萬兩于東清鐵路，這筆款子由某王公經(jīng)手，但被那個王公吞沒了，拿了道勝銀行一個存折，錢并沒有交。道勝銀行礙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認是空頭存折，但要去取錢是取不到的?！彪m然是空頭存折，嚴復(fù)卻可以憑他的面子去幾家銀行押款。北大在嚴校長期間，確也仗了這個存折解決了一些經(jīng)費上的困難。這個存折的內(nèi)幕，當時的教育部并不曉得。^①

他的齋號“瘉野（瘉壄）”究竟為何意？“瘉野”語出《漢書·藝文志》：“彼九家者，不猶瘉于野乎？”《注》曰：“瘉與愈同，愈，勝也?！奔摧^之高明，勝出。再者，“瘉”字是否與他的鄉(xiāng)間醫(yī)生的出身相關(guān)？在他的言論中，將中國比照病人的不少。嚴復(fù)在1902年的《致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一文中指出：“今中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所謂“愈愚”意思是治愈愚昧。在嚴復(fù)看來，凡是導(dǎo)致“愚”、“貧”、“弱”諸病的，“雖出乎父祖之親，君師之嚴”，決然拋棄；凡是能夠“愈愚”和能夠“療貧起弱”的，“雖出于夷狄”（指西學），也一定向它學習。然而，他所倡導(dǎo)信、達、雅的譯書三原則中的“雅”，實為古雅，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反而反對白話文，這使他譯著中思想的傳播不免受到限制。
他亦有詩作存世，學者錢鐘書評論說：“嚴幾道號西學巨子，而《瘉壄堂詩》詞律謹飭安于故步?！?sup>①
他另有齋號“尊疑尺盦”。1900年，林琴南為他繪有《尊疑譯書圖》。為此林作《尊疑譯書圖記》，云：“自光緒乙酉（1885年）與純庚同居，迨今已十有六年，聞純庚病起已蓄其須，而余數(shù)莖白矣。松篁板屋，白沙流水。當時都不省念，今涉筆成畫，是中猶仿佛聞讀書聲也。庚子六月，畏廬記?！?sup>②
1921年10月3日，年近古稀的嚴復(fù)立下遺囑，要后人“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他真的就死在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