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興中會會員曾經在上海和內地有過活動，但除了會黨外，他們同各階層民眾聯系甚少，同知識界的關系更淺。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凡是有一點西方文化知識而又主張進步改革的人，都被籠統(tǒng)地目為“新派”(或“新黨”)。在戊戌年間嶄露頭角的維新志士依然是新派人物的帶頭人，他們雖屢受摧殘，但在上海等地仍有立足的地盤和社會影響。當時，除了像章炳麟這樣絕無僅有的幾個主張“辨夷夏，講尊攘”的人之外，還沒有革命派的名目。
1901年3月15日、24日，為抗議沙皇俄國妄圖霸占我國東北，上海士商兩次在張園集會抗爭。首次參加者二百余人，第二次參加者近千人。汪康年、溫宗堯、蔣觀云、薛仙舟、孫寶瑄、陳錦濤、黃宗仰、薛錦琴等發(fā)表了演說，汪德淵、吳葆初等發(fā)表了書面演說。會議致電清朝政府和地方督撫，請求“力拒俄約”。杭州士商也于3月18日聚議拒俄，上書要求浙江巡撫會同各省督撫電奏力爭，具名者有邵章、汪熙、孫翼中、陳漢第(仲恕)、陳敬第(叔通)等人。發(fā)動這次拒俄斗爭的核心人物是維新派名流汪康年、孫寶瑄等人。汪康年此時所辦的《中外日報》,是國內維新派的喉舌，頗敢抨擊時政。張之洞指責張園集會“不過借俄約為名，陰實是自立會黨借端煽眾，以顯‘國會’權力”^[1],是深知汪等的政治背景的。不過，就在此前后，渾一的新派人物在國內政治形勢刺激下逐漸發(fā)生了分化。革命意識開始在青年學生和一部分原先擁護變法維新的人士中萌發(fā)。
1900年下半年，浙江杭州求是書院頭、二班學生憤于北京淪陷和自立軍失敗，組織了勵志社^[2],傳播新書報，討論時事，秘密開會演說。他們雖然還分不清維新和革命的界限，其激烈程度卻已非那些維新派名流所能望塵。勵志社社員還輪流給低班學生演講新學，評閱文課。1901年初夏，社員史久光輪值，請教習孫翼中命題，自己評卷。許多學生在課卷中痛斥作為清朝統(tǒng)治象征的辮子，結果被人告發(fā)，驚動了巡撫、將軍，成為轟動一時的“罪辮文”案。事發(fā)，孫、史二人避往日本?！白镛p文”是混沌中的一星火花，它雖沒提出革命的口號并形成運動，卻反映了知識階層仇恨清朝統(tǒng)治情緒的增長。隨后，求是的姊妹學校養(yǎng)正書塾(此時，它們已分別更名浙江大學堂和杭州府中學堂)又發(fā)生了反對校方專制的學潮，學生湯槱、馬敘倫等九人被開除。湯、馬等六人赴滬與陳黻宸創(chuàng)辦《新世界學報》。在1901年到1902年間，求是、養(yǎng)正兩校涌現了葉瀾、王嘉榘、董鴻祎、蔣尊簋、蔣方震、許壽裳、湯槱等一批出色的學生，他們在東渡日本之后，都成了留學生政治活動中的骨干分子。
杭州學生中發(fā)生的這種變化，在上海、江寧、無錫、嘉興、常州、蘇州等地的學生中也同樣地在發(fā)生著。
新派人物分化中更為重大的事件是中國教育會的成立。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將各省書院改設學堂后，各地陸續(xù)出現一批官私學堂，教科書成為迫切需要。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翻譯之風大盛，上海書商也競相印行新書，但適用者不多。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與葉瀚、蔣觀云(智由)等議定，成立中國教育會，專門編訂教科書。4月27日，中國教育會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當選為事務長，王慕陶、蔣觀云、戢翼翚、蒯壽樞等被舉為干事。蔡元培字鶴庼，號鶴卿，傾向革命后易號民友、孑民，浙江山陰(今紹興)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個商人家庭中。1892年中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補編修。他在戊戌政變后對清政府感到失望，南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jiān)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1901年應聘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同年冬，與張元濟等創(chuàng)辦《外交報》,分任撰述。教育會成立后，1902年暑假，偕高夢旦赴日本游歷，適成城入學事件發(fā)生，吳稚暉、孫揆均被勒令回國。為了防止吳等回國遭受清廷迫害，蔡元培慨然承擔護送的責任。8月13日抵滬，教育會發(fā)起了歡迎吳等的大會。8月22日，又召開協(xié)助亞東游學會，支持自費留學生入軍事學校的要求。會上，葉瀚提出了教育會自辦學堂的建議。陸續(xù)加入中國教育會的還有吳稚暉、黃宗仰、鐘憲鬯、王季同、汪德淵、林獬、陳競全、章炳麟、金天翮、屠寄、丁祖蔭、龍澤厚、徐敬吾、吳葆初、敖嘉熊、蔣維喬、馬君武、馬敘倫、陳范、張繼、劉師培等人。他們大都是從事教育及其他新興文化事業(yè)的人。在教育會成立之前，除戢翼翚、章炳麟、馬君武、張繼等少數幾個人已經致力反清革命外，其他都不過是比較激進的新派人士。但隨著教育會政治活動的開展，除了龍澤厚那樣個別的人還堅持保皇主張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反清革命運動。
中國教育會在其章程中宣布：“本會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fā)其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復國權之基礎為目的?！?sup>[3]這里，除“恢復國權”所指的內容不甚清楚外，意思是很明確的：中國教育會提倡教育，是為了改造中國的政治目的，是為了給予中國青年以改造祖國所需要的科學文化知識和正確的政治思想。這是一種革命的教育思想。關于這個目的，會中的激進分子稍后有進一步的解釋，他們說：“我等理想的國家，決非俄羅斯，德意志，乃純然共和思想，所以從國民做起”,“我輩欲造成共和的國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會?！?sup>[4]明確地說，就是為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的國家而辦教育會。他們激烈地反對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指出“專制之毒痛于學界，遞積遞演，則國民之萌蘗者愈受摧殘”,“外人利我教育權者，將陰施其狡獪，益深我奴隸之資格”^[5]。中國教育會鮮明地揭示了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教育宗旨。為了實現這一宗旨，教育會計劃認真地從事造就“共和的國民”這一工作。它設立了教育、出版、實業(yè)三個部，預備設立男女學堂，編印教科書、教育報，創(chuàng)辦商店、工廠、公司。它在成立時并沒有準備直接從事革命的政治活動，但是，時局的急速變化使它沒有來得及從容地進行教育的改造，甚至一本教科書都沒有編成，便被推上了政治舞臺，會中的激進分子成了愛國運動和革命運動的中堅。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學發(fā)生了退學風潮。南洋公學是清朝官吏盛宣懷在1897年創(chuàng)辦的一所訓練洋務人才的學校，因經費充足，校舍寬敞，設備齊全，師資較好，出路優(yōu)越而頗著聲名，實際內幕卻十分黑暗。這時，該校有六個普通班和一個培養(yǎng)高材生的特班。其中，五班文課，學課教習郭鎮(zhèn)瀛是一個學識淺陋而又頑固守舊的人，專以欺壓學生為能事，長期為學生所不滿。11月5日，郭去上課，發(fā)現師座上放著一只洗凈的墨水瓶，認定是有意侮辱他，嚴詞詰問。11月11日，校方應郭之請，開除無辜學生伍正鈞，全班大嘩，力爭無效，14日決定全班退學，舉行告別演說會。五班的行動引起全校同情，次日，全校學生集會，派代表向總辦汪鳳瀛請求收回成命，汪不允，學生們決定全校退學。這時，校方才慌了手腳，急忙請學生們尊敬的教習蔡元培等出來調解。16日一早，全校學生二百余人，檢點行裝，列隊操場，等候交涉的最后消息?？墒牵淘嗳ヒ姸睫k盛宣懷轉達學生要求時，盛尚高臥未起。十點，學生們見沒有回音，便高呼：“祖國萬歲！祖國萬歲！祖國萬歲！”整隊離校。
南洋公學退學風潮的爆發(fā)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學堂中封建壓迫的結果。正如《蘇報》所指責的那樣，學堂主辦者“攝照老大帝國小影，官場總辦局、所之惡習，自尊如帝天，視人如犬馬，妄立章程，馳逞臆說。以壓制縛束為威力，以用人派事為市恩；以排斥新書匿己短，以艱深舊學炫己長；以苛責細故為講求實際，以管束學生為門面排場。嗚呼，腐敗至此，荒謬至此，荼毒暴虐至此，焉得不為世界之公敵也”^[6]。另一方面，它又是青年學生中民主主義思想滋長的結果。長期以來，五班學生就不顧郭鎮(zhèn)瀛的禁令，偷讀《新民叢報》、《國民報》等雜志書刊，接受了民主主義思想。他們模仿梁啟超改號“任公”的榜樣，也為自己取號叫什么“公”,被開除的伍正鈞的別號就叫“特公”。他們在1902年8月31日就成立了一個“演說會”,評論時政。演說會的宗旨是“愛國”,他們強調說：“惟現在之國不必愛，而未來之國良可愛也；老大帝國奚足愛，新中國則必愛?！卑嗌虾诵姆肿邮诉€組織了一個秘密的“任會”,之所以叫任會，就在于其宗旨是“以造新中國為己任”^[7]。在他們的思想中，革命的因素已經比較明顯。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學生們是不可能起來向黑暗勢力斗爭的。
南洋公學內部的新與舊的矛盾，在全國學堂中是普遍存在的。學堂是新事物。人們都希望學堂能培育出拯救祖國的英才，他們把學堂學生稱為“新中國的主人翁”,認為他們是中國前途的一線希望。但學堂絕大部分把持在封建勢力手中，力圖按照封建的老規(guī)矩去辦學，因此進步教育界又將這大部分學堂稱為“奴隸制造場”。這樣，南洋公學退學風潮就不能不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
事后，進步輿論普遍支持學生?！哆x報》指出，這一行動“舉數十年陋儒淺士卮言曲說，一舉而廓清之，以伸獨立之權。吾國學界中當有漸被其影響，以固此學生社會，不使露西亞之學生專美于世界”^[8]。《新民叢報》也強調此“實中國國民前途關系第一重要事件也”^[9]。
南洋公學學生二百余人退學后，因校方引誘，家長威逼，返回、散走了一些，但退學者仍有145人。大部分退學生無處可依，他們想自辦“共和學?！币矡o經費，便請求中國教育會幫助。11月19日，教育會與退學生集議張園，學生提出意見書，得到教育會的支持，決定成立愛國學社。當時，教育會也沒有錢，蔡元培趕赴南京向人借款。到碼頭時，家人奔至泣告，說其長子病死，蔡揮淚囑他人代辦喪事，毅然登輪。11月下旬，愛國學社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開學。蔡元培被推為總理，吳稚暉為舍監(jiān)，教師由教育會選派。
愛國學社把灌輸民主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任務。其章程說：“本社略師日本吉田氏松下講社、西鄉(xiāng)氏鹿兒私學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煉精神，激發(fā)志氣之助?！?sup>[10]吉田松蔭、西鄉(xiāng)隆盛是推動明治維新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講社，鹿兒私學是他們在維新前后的講學之所，他們所提倡的“軍國民主義”曾經給中國革命運動的興起以不小的影響。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企圖仿效他們的教育活動，以推動中國政治的變革。蔡元培在學社開學祝詞中說：希望通過學社的努力，“用吾理想普及全國，如神經系之遍布腦筋于全體是也”^[11]。為了達到此目的，學社設置了完備的課程。學社學制分尋常級、高等級，各二年，后又增設了蒙學班。高等級有倫理、算學、物理、化學、心理、論理(邏輯學)、社會、國家、經濟、政治、法理、國文、日文、英文、體操等課程。這些課程中、社會、國家、經濟、政治、法理心理以及論理等科，都是上海其他學堂所沒有的，而學社用以傳授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學說。學社最富特色之處是學生自治制度。學生在校內享有很大的權利和自由。住宿生實行自治制，設有評議會，監(jiān)督學校行政和學生操行。高年級學生還充當尋常班的教師。學生們還經常同教師一起外出參加政治活動。愛國學社在教育上的創(chuàng)舉和活躍的政治空氣，吸引了許多青年前來就學。
南洋公學退學風潮發(fā)生前，國內早有學潮發(fā)生，但影響不大。著名的南洋公學全校學生退學，并組成自己的學校，這就為各地受壓抑的學生樹立了榜樣，鼓舞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類似事件在各地不斷發(fā)生。
1902年11月，浙江吳興南潯鎮(zhèn)潯溪公學為南洋公學學生的斗爭精神所感動，公議登報祝賀，總教杜亞泉橫加干涉，隨后又解聘學生愛戴的教師，學生二十九人憤而退學。
1903年4月3日，江寧江南陸師學堂學生三十余人也因反對校方專制退學。當時，校方無理斥退學生，引起學生公憤，校方反加以“聚眾滋事”的罪名，并以稟明兩江總督嚴加懲辦相威脅。學生義無反顧，集體離校。他們得到了中國教育會的支援，章士釗(此前因他故退學)、林懿均等三十一人加入愛國學社。
4月13日，杭州浙江大學堂學生也因反對總理勞乃宣等無理開除學生，八十余人集體退學。退學生仿照愛國學社的樣子，自建了勵志學社。勵志學社得到了中國教育會的資助。
5月3日，上海廣方言館學生因反對總教習舒高第，倡議集體退學，總辦趙濱彥竟欲調兵圍校，后見學生不屈，才設法調停。
5月9日，杭州教會學校蕙蘭書院學生因反對美國教士甘惠德的欺侮虐待，五十余人退學，組成了改進學社。
一時間，各地退學、罷課、集會等反抗斗爭風起云涌，被社會上稱為“學界風潮”,一些學生則自稱為“學界革命”?！皩W界風潮”是新型知識階層在政治上崛起的一種表現，學生們反對專制、奴化，要求自由、平等，憂國憂民，表現了民主主義的覺悟，同時也使斗爭帶上了明顯的政治性質。這種斗爭為進步師生獻身愛國運動和革命運動起了動員作用。
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始終如一地積極支持各地進步師生的正義斗爭。除去人力、物力的支援和行動上的指導外，它們特別注意了政治上的指導。教育會和學社的喉舌《蘇報》為此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它增強了“學界風潮”的政治性質，指出：“官立學堂，政府壓制之小影也”;“教會學堂，宗教壓制之小影也”^[12]。因而斗爭的內容是“脫奴隸之教育，去專制之范圍”;“釋宗教之迷信，不受外人之羈絆”^[13]。這種斗爭乃是“政治界反抗力之先聲”^[14],“國民競自由權之起點”^[15],“新中國獨立之起點”^[16]。《蘇報》還指出，“改革政體，無不從學界起點，此東西各國通例也”。中國“學界風潮至今始有萌芽，而其前途之變幻，必波譎云詭，發(fā)現于二十世紀大舞臺”^[17]。從這種認識出發(fā)，它要求學生們在斗爭中注意“有意識”與“無意識”之分，“當爭之于精神，不當爭之于形式”^[18],也就是說要堅持“學界風潮”的反對列強侵略，反對清廷專制的政治方向。教育會和學社成了“學界風潮”的指導者和國內先進知識分子的注意中心。
1902年的冬天，中國教育會還創(chuàng)辦了愛國女學校，蔣觀云任經理，后亦由蔡元培接任。為響應教育會的主張，江蘇一些城鄉(xiāng)建立了教育會的分支。殷次伊、丁初我(祖蔭)、徐覺我在常熟將他們組織的敩學同盟會改組為中國教育會常熟支部，設立了塔后小學校；金天翮、楊天驥等在吳江同里組織了中國教育會同里支部，創(chuàng)辦了同川學堂(亦名同里自治學社);同里支部成員柳人權(亞子)、陶亞魂在吳江黎里又組織了中國教育會黎里支部，開會演說。教育會的成員在上海還主辦不少事業(yè)，如鐘憲鬯主持的科學儀器館、《科學世界》雜志，陳競全主持的專出進步書刊的鏡今書局，林獬主辦的《中國白話報》等。所有這些事業(yè)的發(fā)展，壯大了教育會的實力，保證了它在政治斗爭中能發(fā)揮更大的力量。
在新型知識階層崛起于政治舞臺的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對“中等社會”,“學生社會”的禮贊?！缎潞稀芬粫f：“吾湖南而為埃及，必有人為亞拉飛；吾湖南而為非律賓，必有人為阿君雅度；吾湖南而為杜蘭斯哇，必有人為古魯家。若而人者，必出于中等社會無疑也?！薄督逃缰L潮》一書說：面對祖國危亡，“居今日而欲圖補救，舍中等社會其誰屬哉！”該書還說：“學生社會之于國家關系重且大，學生社會一日不立，則新黨一日不能結，中國一日無望。”這種對“中等社會”、“學生社會”的推崇，是新型知識階層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和它在近代革命中所處地位的表現。這些知識分子不再像古代的“士”那樣自居為“上等社會”;相反，他們視“上等社會”為仇敵，指責“挾政柄者，大率皆頑鈍腐敗之魁杰”^[19]。另一方面，他們又強調自己與“下等社會”——農、工、商的不同。他們承認“下等社會為一國之主人”^[20],但認為其沒有創(chuàng)造新國家的能力。有人說：“下流社會，如長發(fā)、大刀等，亦嘗有之矣，亦曾見于國家大事有益否耶？以暴易暴，暴更甚焉?？v使前此之建社會者，竟能改革舊政府，有所建設，吾恐其速亡國之禍也?！?sup>[21]這種對勞動民眾反抗斗爭的蔑視無疑是荒謬的，但其中也包含著一些真理：古代類型的人民起義不足以挽救中國的危亡，只有寄希望于代表新的生產力和新生產關系的階級或階層，而這種新的社會關系正是新型知識階層創(chuàng)造力的源泉所在。人們正是抱著對新的社會力量的期待來贊美“中等社會”或“學生社會”的?！短K報》指出：“蓋學生者，實能于方今各社會中獨樹一幟，有吸取新思想之資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腦筋，有擔任新中國之學問。社會主義方倒歐風、傾亞雨而來，旁皇而無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學生為之媒?！?sup>[22]根據以上對自身地位的認識，這些“中等社會”的人們認為自己的責任在于：“提挈下等社會以矯正上等社會”,“破壞上等社會以卵翼下等社會”,也就是說，他們自覺地把領導近代革命的責任承擔下來了。為什么在新型知識階層投入之后，步履艱難的反清革命迅即生動活潑起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個階層具有這種覺悟性。新型知識階層的這種覺悟性，究其根本，是中國資產階級覺醒的一種表現。但他們不是階級論者，不懂得這一點。他們甚至把自己所附著的，包括在農、工、商中的資本家階級，也視若等閑。
還可以指出這樣的現象：隨著新型知識階層的愈益活躍，贊美“中等社會”的熱情反倒冷卻下來了，代之而起的卻是對它的各種各樣弱點的指責。這種現象固然是這個幼稚、軟弱的社會階層免不了要經受的，但這決不是它對自己的歷史責任畏怯的表現，而是一個痛苦的加深認識的過程。經過一番回味之后得出的認識，畢竟要比此前高明。他們指出：“支那民族經營革命之事業(yè)者，必以下等社會為根據地，而以中等社會為運動場。是故下等社會者，革命事業(yè)之中堅也；中等社會者，革命事業(yè)之前列也?！?sup>[23]他們還說：“其游說煽動也……自學生與農民為伍而繼之以學生與軍人為伍。主義掞揚，徒黨充實，而后能挫折政府之鋒芒而無所于衄。支那之勞動社會、軍人社會，大半出于秘密社會之間，而以軍人社會、勞動社會與秘密社會相為援引，則自成不可拔之根據。故擔任下等社會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聯絡三種社會構成其統(tǒng)一之機構，而增進其活動之形勢。”^[24]這里，對于新型知識階層以及各個可能投入革命的階級、階層的估量，比過去要客觀、準確得多。辛亥革命的整個進程都沒有脫離這種估量。但是，人們不能要求新型知識階層在其開始活躍的階段就導演出驚天動地的活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