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聶耳

楚生是青年，我總是熱烈地希望著他能很快地走上條正確的大道，不要再做著藝術家的迷夢。

【演講詞】

青年導演蔡楚生自從導演了《南國之春》后，我們看到了不少的批評，不管它是捧是罵，我們總覺得他在中國電影界是有希望的人物，因為他是肯努力的青年。

我不再給《南國之春》多費口舌，也不給他的第二部作品《粉紅色的愛》做介紹或批評，只望他在以后的作品里不要再做麻醉群眾階級意識的工具。

《粉紅色的愛》已經(jīng)是拍完了，“我正預備講拍一部下流的東西”。這是楚生親口說出的話，這，倒是出乎意外的消息。

所謂“下流”，當然是站在資產(chǎn)階級的道德立場所決定的“下流”，勞苦群眾為了肚子吃不飽而做非法(？)舉動，失業(yè)者，因為沒有飯吃而做強盜，當土匪，站在四馬路拉人，無疑地便是他們認為的“下流”了。

楚生要拍一部“下流”的東西，不知他怎樣去決定這“下流”的意義。在我的理想中，也許他漸漸地在轉變了，在這部“下流”的作品中，至少會描寫出多量的下層階級生活，同時暴露出“下流”的必然性。否則，必是替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者做欺騙大眾，麻醉大眾的工具！

楚生是青年，我總是熱烈地希望著他能很快地走上條正確的大道，不要再做著藝術家的迷夢！我們期待著青年導演的“下流”作品的到來，這也應該是今天在座的諸位需要明白的所在。

【鑒賞】

聶耳(1912—1935)是我國現(xiàn)代最享盛譽、最有成就的作曲家之一。他在短暫的人生歷程中創(chuàng)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前進歌》、《畢業(yè)歌》、《新的女性》、《鐵蹄下的歌女》等三十余首歌曲，鼓舞了千百萬人民的斗爭意志，激發(fā)了無數(shù)青年的革命熱情。其中《義勇軍進行曲》還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聶耳早年曾在黎錦暉主辦的明月歌舞團學習音樂創(chuàng)作，后因不滿于該團的那套靡靡之音，便決意離開，投入當時文藝界的左翼運動之中。聶耳的音樂創(chuàng)作，始終堅持為普通勞動人民服務，熱情反映下層人民的生活。當時，青年電影導演蔡楚生拍攝了一部影片《粉紅色的愛》。這部影片真實地描繪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生活情景，但因為片中出現(xiàn)了妓女、流浪漢等人物及有關場面，受到輿論的多方責難。對此，聶耳大不以為然，他對蔡楚生的創(chuàng)作活動予以充分的關注和支持。后來，在聯(lián)華影業(yè)公司召開的創(chuàng)作會議上發(fā)表了這一即席演講。

這篇演講詞短小精悍，雖不滿千字，但結構嚴謹，頗具章法。演講開頭首先排除了“不管它是捧是罵”的種種批評的議論，明確提出：蔡楚生在“中國電影界是有希望的人物，因為他是肯努力的青年”。語氣強烈，態(tài)度明朗。這就奠定了整篇演講的基調。接著聶耳采用先抑后揚的手法，先曲折婉轉地提醒蔡楚生“不要再做麻醉群眾階級意識的工具”，實質上是一種暗示，提醒他對某些不正確的批評要作分析，要堅持為勞苦大眾服務的創(chuàng)作方向。然后，聶耳引用蔡楚生的話，抓住所謂“下流”作分析，區(qū)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下流”：有些人批評《粉紅色的愛》“下流”，這“當然是站在資產(chǎn)階級道德立場”上所作的完全錯誤的評論；聶耳理想中的“下流”，應當“描寫出多量的下層階級生活，同時暴露出‘下流’的必然性。否則，必是替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者做欺騙大眾、麻痹大眾的工具”！演講結尾，聶耳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上，水到渠成地作出結束語：“楚生是青年，我總是熱烈地希望著他能很快地走上條正確的大道，不要再做著藝術家的迷夢！”這“正確的大道”含義很清楚，要使作品真實地反映勞動人民的呼聲，要鼓舞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勇氣。而“藝術家的迷夢”，其含義也是十分清楚的，即“不要再做麻醉群眾階級意識的工具”。

這篇演講詞在極短的篇幅中蘊含了聶耳基本的文藝創(chuàng)作觀點，體現(xiàn)了他對以蔡楚生為代表的一批進步的青年文藝工作者的堅決支持。此后的事實表明，蔡楚生沒有辜負聶耳的期望，他編導了多部進步影片，如《都會的早晨》、《漁光曲》、《新女性》，以及與鄭君里合作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