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鑛，字文融，號月峰，浙江余姚人。明萬歷二年(1574) 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后被劾乞歸，著有《孫月峰評經》、《今文選》、《書畫跋跋》。
《書畫跋跋》是孫鑛對王世貞《書畫跋》所作的補充跋語，故名。孫鑛雖然對王世貞的跋語頗加推重，然其論書宗旨與王氏以崇古為尚的主張不盡一致。盡管他曾經說： “書一涉魏晉，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此是藝文三昧?！?《書畫跋跋》卷二上《淳化閣帖十跋·第二卷),以下引文出于同書)體現(xiàn)了論藝深受七子風氣的薰染，但他其實于唐宋人的詩文書畫均未嘗厚非。同時，孫鑛所謂的復古，也意在脫去近人樊籬，以復古為通變。王世貞跋蘇軾《告史全節(jié)語》曰： “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鐘、索也，畫而得顧、陸也，為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蓖跏镭懯怯》ê跎?，自標高格，而孫鑛則曰：
“能事畢”三字絕有分曉，畫吾不能知，若謂詩文字至杜、韓、顏三公而極，余未服也。蓋藝至此乃全入今，其機竅入人心髓，今人為藝若刻意搜求未有不入三派者，其道至此窮矣。無但曹、劉、鐘、索，即先天以前猶別是一面目。今人若舍三派，必須力仿古先，方能絕類不染，不然，忽不知已入窠臼矣。何種默謂古詩亡于謝，古文亡于韓，亦是此意，第褒貶不同調耳。
孫鑛以為取法前古的目的在于脫去杜、韓、顏等大家的窠臼而形成自己的面目，以此解釋學古，自然就比單純強調摹擬古法有更深廣的意義。正因為如此，故孫鑛論書不重法而重趣，尤其標舉 “天趣”。其言曰：
誠懸書力深，此詩文率爾摘錄，若不甚留意而天趣溢出，正與清臣 《坐位帖》同法，然彼猶饒姿，此則純仗鐵腕，敗筆誤筆處乃愈妙?？梢娮髯仲F在無意，涉意則拘，以求點畫外之趣寡矣。(《柳誠懸書蘭亭詩文》)
凡書貴有天趣。既系百衲，何由得佳。(《晝錦堂記》)
此跋于長公畫竹及詩字皆極其贊頌，曰天趣，曰不當于驪黃之內求之。似是醉余逸興淋漓、信筆揮染者，極令人企羨。( 《蘇長公三絕句》)
大凡詩文書畫等晚年則力量進，所謂年是年力，然精神周密卻不如少年時。書畫道成，雖不若詩文之焦勞，第衰邁時潦倒或亦不免，但就其漫興中，詩文則氣格深厚，書畫則姿態(tài)淋漓，皆有一種天趣，正是大不可及。(《趙松雪書千文》)
可見孫氏所謂的“天趣”,是指書法創(chuàng)作中出于自然的一種情趣。他要求避免人工的雕鑿，以為有意求工反令趣味索然。倘若刻意古范，自己的創(chuàng)作如百衲之衣，純從古人法書中拼湊而來，也就缺少了天趣。故天趣是指書法形跡體貌之外的神情氣韻，即所謂 “牝牡驪黃之外”,故孫鑛以為天趣是在長期涵養(yǎng)之后，于漫興任意中表現(xiàn)于作品中的天然情趣。故他強調書法創(chuàng)作中的 “無意”。他說“衡山翁書絕有古法，筆力甚蒼勁，以不經意出之乃更妙?！?《文太史三詩》)以為文徵明之書雖有古法，然以無意出之方可入妙。他評王寵的《白雀帖》說： “大約由縱筆中乘勢為之耳，若稍有意，恐遂不入格。”其論顏真卿《祭侄稿》:“草書使轉之妙，中間率意處神采奕奕，難以盡述?！?(《廬山陳氏甲秀堂帖·第三卷》) 又贊宋搨《蘭亭序》云： “《蘭亭序》結體全近元常、世將等，古法至此一大變，其妙處惟在字字飛動，若不甚經意?！庇址Q賞柳公權《玄秘塔碑》云： “柳書惟此碑盛行，結體若甚苦者，然其實是縱筆，蓋肆意出之，略不粘帶，故不覺其鋒棱太厲也?！笨傊?，他對上述書法名作的肯定都指出了其無意求工而反至極詣的特點，從而說明書法創(chuàng)作宜采取自然流露，率意縱筆的方式，而不應斤斤于筆墨之工巧。故他批評歐陽詢的 《九成宮》“最整潤多姿，無一筆不妍，亦無一筆不陗，第覺太用意耳。” (《九成宮醴泉銘》)顯然對歐書的筆筆求工，刻意整飭略有不滿。然而，他所說的無意也并非力求狂放，孫氏以為過份狂逸也是一種“有意”,他說： “孟河公書學懷素，尤主《圣母碑》,然失之太狂，其狂亦多出有意，以故雖稍有逸態(tài)而乏雅趣。”(《馬太史卷》)可見他的理論頗能折中，并深入到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辯證認識中去。
由此出發(fā)，孫鑛在書法風格上提倡蘊藉而力避狂俗。如他跋 《宗室家懷素千文》曰： “素師千文，今世存者尚多，想其在日所書固不少，然其筆法只是狂勁，故易偽作，以乏蘊藉耳?！边^份狂勁即乏蘊藉，可知蘊藉是指書法能得溫厚含蓄之美，其跋《張即之書后》中曰： “溫甫書佻處得之李北海，而以柳河東筋骨行之，故槎枒四出，不免墮惡道，其失乃在不得斂鋒法，少保沈蛟翁處有此公書《蓮經》刻板，較稍有蘊藉，蓋刻者損其槎枒耳。”又評《鵝群帖》“險勁乏蘊藉”,顯以槎枒險勁為病，要求溫和蘊藉。同時從蘊藉的要求出發(fā)，孫氏也不滿姿媚過甚，其《三吳楷法十冊》跋中云：“祝京兆書秀媚出塵，細玩盡有姿態(tài)，然蘊藉未深，謂是少年書，良然?！弊Ｖι缴倌陼r書由于功力未深，雖姿媚秀潤，然未得蘊藉之美。
孫鑛論書又力求避俗，而其所謂的俗，也即主要指狂邪與甜媚兩種弊病，他于明代書家中指責李東陽之書俗邪之氣未盡，他說： “西涯翁在位日書名震海內，篆書姑置勿論，行、草亦清勁有筆，第微帶邪氣，彼時士大夫書多作此形狀?！?《李文正陸文裕墨跡》)故其論張南安書曰： “東海翁筆勢飛動，自是顛旭、狂素流派，遣筆處殆如云行電掣，安得云緩弱，惟未能去俗，凡俗體、俗筆、俗意、俗氣俱不免犯之，蓋亦為長沙所誤?！?( 《張東海冊》)李東陽之俗邪影響一代，故明初人書未脫俗氣，其病即在勁而邪。又其跋 《懷素圣母帖》云： “唐元卿謂此碑為偽筆，可謂卓識。雖云勻美清熟，卻微帶俗氣?！痹u《大智禪師碑》云：“此隸殊太肥，又帶俗，不及韓尚書遠甚?！笨芍獎蛎婪蕽櫼讕讱?，故孫鑛也不求嫵媚的書風。
孫氏既重“天趣”,提倡“無意”,故不斤斤于與古人盡合。其跋《祝京兆卷》曰： “書法于古人何必盡合，既云楊、黃、米，安得若出一手?！彼詾闅v代名家都有自己的風格面貌，不必求與古人相合，故他論學書貴在神似而不求形跡。如他稱贊文徵明晚年之書“縱筆豫章，形不似而神似”(《文太史三體書》),又評楊凝式之書曰：“楊少師起居法無但紛披老筆，亦僅有天趣，第效之者須師其意，若形體恐難步趨?！?《文氏停云館帖十卷·第三卷》)稱贊懷素的《千字文》曰：“此書以神勝，佳處不在形似，最難摹刻。”他又批評韓琦的字說：“魏公書全師《多寶塔碑》,但用力深，只得其形似，所以方嚴多，秀媚少，然聞當時效之者頗眾，則以其勛業(yè)故。”(《韓魏公書北岳廟碑》)可見他論書取神遺形，要求在精神氣韻上與古人貫通；他論古人之書也在求其筆意真趣，而不規(guī)規(guī)于形跡，其論鐘繇之《薦季直表》與王羲之《蘭亭序》之言最為典型：
太傅此表正與《蘭亭》絕相似，皆是已退筆于草草不經意處生趣，但 《蘭亭》長此扁，《蘭亭》瘦此肥，《蘭亭》今此古，然 《蘭亭》以骨為肉，此以肉為骨，《蘭亭》規(guī)矩在放縱中，此放縱在規(guī)矩中，其相反處，筆意亦正相合也。( 《鐘太傅薦季直表》)
《薦季直表》與《蘭亭序》雖形貌迥異，然其意趣相類，故孫鑛看出了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由此可見他論書的著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