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梁惠王上》)

【鑒賞】 義利之辯，孔子早有見解：“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可見，義是孔子心中理想君子必備的品格。梁惠王向孟子請教治國策略，一開口便問利，這當然與孟子的仁義思想違背。因此孟子向梁惠王說明了只追求利的弊端，希望君王能夠秉持重義輕利的原則治理國家。孟子繼承了孔子重義輕利的觀點，不僅將義與仁、禮、智看作是人心固有的品質(zhì)，認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而且，作為羞惡之心擴充的結果，他還將其從個人道德層面提升到政治社會層面，作為一種君民必須遵守的社會最高規(guī)范，必要時甚至可以舍生取義。在孟子看來，一個國家，如果從君王到老百姓都只盲目地追逐私利而不顧及仁義道德，那么就有滅亡的危險。所以他又說：“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告子下》)

但是，孟子并非完全否定獲利，他反對的只是一味求利，“后義而先利”的行為。孟子所主張的王道仁政，其中就包含了制民以恒產(chǎn)。他認為民“無恒產(chǎn)”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放辟邪侈”，因此要求“明君制民之產(chǎn)……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梁惠王上》)。孟子認為，利應建立在促進社會整體和諧穩(wěn)定、德行普遍提高的基礎之上，而仁義則是辨別利是否合理的最高準則，即孔子所說的“見利思義”。

義利之辨一直是先秦諸子談論的熱門話題。墨家提倡兼愛，認為愛人和利人是統(tǒng)一的，要愛人只需利人就可以了，然而墨家并沒有完全滑入功利主義，墨家所強調(diào)的利更多是指群體之利，在調(diào)節(jié)個人與集體利益時依舊以集體利益為主。走在儒家、墨家對立面的楊朱則主張極端的利己主義。孟子對二者的觀點都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出“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盡心上》)，“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滕文公下》)戰(zhàn)國之世，群雄紛爭，追名逐利，義早已被束之高閣。孟子正是看到重利輕義的觀點對社會造成的危難，因而才以復興孔子仁義思想為己任，宣揚義的重要性，指出利的弊端，努力勸說君王和卿大夫棄利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