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社會分工和社會結構日益繁雜，教育的功能也逐漸多樣化，教育不再局限于學齡學生，而不斷向社會擴展，由此興起了社會教育的熱潮。
二三十年代，社會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民眾學校、各類職業(yè)學校及民眾教育館等公共文化設施。1929年，教育部發(fā)布《民眾學校辦法大綱》,確定：“凡年在十二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之男女失學者，均應入民眾學校?！?sup>[1]民眾學校修業(yè)期限一般為四個月，不收學費及其他費用，所有書籍文具均由學校供給。民眾學校注意開展勞工教育，1931年5月成立勞工教育設計委員會，次年教育部和實業(yè)部聯合發(fā)布《勞工教育實施辦法大綱》,要求對勞工進行識字訓練、公民訓練及職業(yè)補習訓練，各廠礦、公司、商店勞工在50人以上者，均應設勞工學校或勞工班，不滿50人者由各機關聯合辦理，經費由設立機關承擔。針對大批失學民眾，教育部也先后制訂方案，要求各地推行大規(guī)模定期強迫教育，首先對16—30歲青年失學男女進行掃盲，并逐漸推及全體民眾，爭取用六年時間分期分批肅清全國文盲。辦理民眾教育經費原則上由地方自籌，中央政府對邊遠貧瘠省份酌情予以補助，補助費1936年度為50萬元。
民眾教育館是社會教育的另一重要形式。1927年江蘇率先開辦民眾教育館，此后各地紛紛仿效。1932年教育部公布《民眾教育館暫行規(guī)程》,鼓勵各地開辦民眾教育館，作為實施社會教育的中心機關，此后民眾教育館在各地紛紛涌現。民眾學校、民眾教育館及社會職業(yè)學校的出現，確實解決了一部分失學者的掃盲問題，一些大城市的社會教育成績尤為顯著。據統(tǒng)計，1934年上海各類社會職業(yè)學校達1173所，在學人數164,566人，數量與正規(guī)學校不相上下^[2]。市立民眾教育館、博物館、美術館、公共體育場等社會文化公共設施也初具規(guī)模。上海市政府還確定自1935年起兩年內完成市區(qū)掃盲計劃，因抗戰(zhàn)爆發(fā)，計劃未能如期完成。1936年，全國接受社會教育學生達386萬多人，年投入經費1600多萬元^[3],形成較大聲勢。
不過，國民政府龐大的教育普及計劃和當時中國實際社會經濟狀況是存在很大距離的，尤其在廣大農村地區(qū)，農民大規(guī)模接受掃盲教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截止1934年，全國曾經或正在民眾學校及識字學校接受掃盲教育的為685萬人，占全國2億文盲的3.4%。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指出：“依據教育部的統(tǒng)計，每一個小學生每年要用八元九角錢的教育費，民眾學生每年要用一元八角錢的教育費。現在中國有二萬萬失學成人，七千萬失學兒童。這二萬萬七千萬人當然是我們大眾教育的對象。照上面的費用算起來就得要十萬萬元才能普及初步的大眾教育。這個數目不但是大眾自己辦不到，就是教育部，去年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籌到三百多萬元的教育經費，對于這十萬萬的大眾教育經費也一定是籌不出來的?！?sup>[4]教育主管部門提出在全國范圍短時期內消除文盲是不切實際的過高目標。
邊疆少數民族教育長期來一直停滯不前，國民政府成立后開始把發(fā)展少數民族教育納入議事日程。1930年，國民政府設置蒙藏教育司，負責蒙藏及其他邊疆地區(qū)地方教育的具體事項。1934年，教育部從中央撥給邊遠貧瘠省份補助?？顑?，劃出50萬元作為推動少數民族教育之用，次年又從各國退還庚款中加撥20萬元用于少數民族教育，并擬出《推進蒙藏回苗教育計劃》付諸實施。邊疆民族教育獲得發(fā)展，甘肅、青海、新疆、西藏、察哈爾、綏遠、西康、貴州等地都相繼設立了民族學校，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全國總計設有民族師范學校十一所又九班，中學三所，小學2374所。
“特種教育”是為配合對蘇區(qū)的軍事“圍剿”產生的。1933年3月，鑒于江西、湖北、福建、安徽、河南等省蘇區(qū)及周圍地區(qū)革命思想濃厚，國民黨中央通過《特種地區(qū)暫行社會教育實施方法》,提出要在這些地區(qū)實行“特種教育”,肅清革命思想影響?！疤胤N教育”的宗旨是管、教、養(yǎng)、衛(wèi)，即以開辦民眾學校的方式，政教合一，“以學校的方式，得到實施特種教育之程序；以政教合一的精神，得到實現農村自治之步驟；以學校為改進社會中心，得到建設農村文化之方案；以全區(qū)為農事改進對象，得到復興農村自衛(wèi)之辦法?！?sup>[5]“特種教育”對象包括小學生在內的“特種區(qū)域”全體民眾，通過開辦民眾學校方式，進行集中的思想灌輸。民眾學校以16歲為界，分成人與兒童班兩種，成人班教授公民，每天授課兩小時，兩個月畢業(yè)；兒童班學習國文，每天上課四小時，一年畢業(yè)。學校均使用單獨編印的教材，教材內容要求包括60%以上的政治宣傳^[6]。
1934年9月，蔣介石主持的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頒發(fā)《贛閩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種教育計劃》,決定成立五省特種教育委員會，具體指導“特種教育”的進行。蔣介石為其在1934年、1935兩年每年爭得40萬以上的庚款補助資金^[7]。其中江西每年12萬元，福建、安徽、湖北、河南四省每年6萬元，其他特種補助費4萬元^[8]。
“特種教育”以反共教育為主，也兼顧文化教育。由于原蘇區(qū)大多比較落后閉塞，加上戰(zhàn)爭頻仍，教育文化水平很低，“特種教育”開辦民眾學校，鼓勵人人就學，對形成重視教育風氣有一定作用。英國人戴樂仁考察江西“特種教育”后提到：“弋陽一縣設立中山民眾學校五所，因此風氣所及，民眾自辦學校次第設立者，竟有105所之多。”^[9]隨著時間的推移，“特種教育”的宣傳性也在逐漸淡化，1935年7月，蔣介石批發(fā)五省特種教育委員會決議，確定“特種教育”繼續(xù)進行的四項原則：“一、特種教育應當與當地建設事業(yè)發(fā)生密切關系；二、應盡量利用已有學校，或就已有學校中增添中山民眾學校之課程，或使兼辦中山民教事業(yè)；三、每縣各區(qū)應組織教員聯合會；四、應兼辦職業(yè)教育，與當地合作事業(yè)機關及領袖人物聯絡?！?sup>[10]1936年3月，“五省特種教育委員會”劃歸教育部，4月，教育部擬定“特種教育”方案，著重提出改良精神訓練，厲行軍訓，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向抗日目標轉移。
軍事常識及童子軍教育是和正規(guī)教育協同進行的。蔣介石說：“軍事教育，可以說就是國民教育的重心?！?sup>[11]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軍事教育成為教育政策中的一個重點。1928年5月，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對高中以上學生實行軍訓的方案。1929年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和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jiān)部公布《修正高中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將軍事教育列為高中以上學生的必修科目，每周三學時，學習期限兩年，每年暑假還需集中訓練三個星期。此后，教育部又對《修正高中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作了數次修訂、補充，進一步嚴格軍事教育紀律，基本套用了管理軍隊的辦法。
對于初中和小學，當局組織童子軍訓練。童子軍原為英國退伍軍人貝登堡倡導，目的是培養(yǎng)兒童熱心服務、勇敢進取及機智果斷的精神品質，創(chuàng)立于1908年。清末民初傳入中國。國民政府規(guī)定的童子軍訓練目標是：根據兒童生活、生理及心理之狀態(tài)，為實施訓練之準繩，以養(yǎng)成其服務民族、國家及社會所需要之基本能力。童子軍在國民政府轄區(qū)內初稱黨童子軍，1928年改稱童子軍，由各地教育主管機關辦理。1930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舉行童子軍第一次全國總檢閱，促進童子軍在各地的發(fā)展。1933年11月，教育部公布《中國童子軍總章》,次年成立中國童子軍總會，蔣介石、戴季陶、何應欽分任會長、副會長，王世杰為理事長。童子軍教育倡導并努力培養(yǎng)兒童的集體意識、勞動觀念和獨立生活能力，加強對兒童的紀律教育。1936年10月，教育部舉行萬名童子軍露營大檢閱，參加的童子軍表現出較好的精神面貌。軍事教育和童子軍教育對提高學生身體素質，加強紀律觀念有一定作用，同時還包含著應付民族戰(zhàn)爭的意義?！熬乓话恕笔伦兒螅逃堪l(fā)出《高中以上學校加緊軍事訓練方案的通令》,隨后又令各校于每周課外講演日本侵略中國史^[12],激勵學生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