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城王氣雜妖氛，胡虜何知屢易君！

猶有太平遺老在，時時灑淚向南云。

聯翩漕舸入神州，梁主經管授宋休，

一自胡兒來飲馬，春波惟見斷冰流。

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銷。

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

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

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

劉子翚(音“灰”)(1101—1147)，字彥沖，自號病翁，崇安(今福建崇安)人。北宋末，為承務郎；南宋初為興化軍(治所在福建莆田縣)通判。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講授理學，學者稱為“屏山先生”。他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老師。當時的理學家程頤，提出了“作文論道”論，又說： “學詩用功甚妨事”。朱熹也說：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他們在理論上反對作詩，卻實際上又不能不作詩，也許是以“詩”載“道”，詩便不算是詩了，作作則以為不妨事，當然，這樣詩也就死亡了。劉子翚雖是理學家，但他與程、朱不一樣，他有理學講理學，有詩情寫詩篇，詩與理各走各的道，所以他成為南宋詩壇上的一位不可忽視的有成就的詩人。

《汴京紀事》共二十首，寫于汴京失陷后的第二年(1127年)。這里選錄的是其中的四首。二十首詩多是感時憂國、干預生活之作，藝術性都比較高，傳誦較廣。

這里選錄的第一首，寫金人占領了汴京以后，弄得滿城腥羶，褻瀆了京都盛地；他鄙視不懂禮義道德的金國貴族統治集團為“胡虜”，痛斥他們改變宋朝正統的做法，是不知有君的野蠻行為。詩人以同情和崇敬的態(tài)度，講到汴京的宋朝遺民，他們時時灑淚在盼望京都能早日得以光復，一心在向往南國，與金人不知忠君愛國的行為截然不同。

第二首寫汴京原是中國的中心，漕運的大船由汴河聯翩而至，梁太祖朱溫開平元年升汴州為東都，后來江山易主，轉歸北宋，成為東京。由于金人來侵奪，破壞了中原的繁榮，汴河中再也見不到漕舸往來了，入目的僅有斷冰擁塞在春水中，一片破落不堪的景象。

第三首寫的是王黼和蔡京這兩個禍國殃民的權奸，他們一個被封為“太傅楚國公”，一個被封為“太師魯國公”。王在閶闔門外有宅第周圍數里，正廳以青銅瓦覆蓋，宏麗壯偉，后園又聚花石為山，十分講究。蔡在汴京州橋之西有大片宅院，周圍數十里，雖被火燒，仍有遺址在太師府橋。這些人臥食重祿，搜刮無度，行政腐敗，導致了國家覆亡的慘禍。這些誤國權奸，雖然賊骨已朽，但人民對他們的唾罵并未停止。王、蔡二賊當年辛苦經營的家當，也隨國家人民的不幸，而俱都化為烏有了，汴京那里只有“月夜池臺”和“春風楊柳”，可以證明他們曾存在過。

第四首是從側面寫宋徽宗，批判他沉溺于聲色，不思國家民族的大事，造成了山河破碎，天下不幸。詩中通過寫徽宗寵愛的汴京名妓李師師老年流落南方，來表現社會生活的滄桑之變，以及皇帝的荒唐可恥。劉子翚寫得十分含蓄： “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以縷衣檀板供君王享樂的李師師是可憐的，她不過是象杜牧《泊秦淮》所寫的那個“不知亡國恨”的商女一樣，歷史的責任是在可鄙的宋徽宗身上，他誤了天下之蒼生，沒有盡到保護四海臣民的責任。

《汴京紀事》寫得十分流暢而明快，情意真摯動人，語言富有形象性，責罵得巧妙，諷刺得深刻，顯示了特出的風格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