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泳(1759—1844),字立群，號梅溪，梅花溪居士、臺仙。江蘇金匱(今江蘇無錫)人，居常熟，官候選府經(jīng)歷。蔣寶齡《墨林今話》曰：“梅溪工于八法，尤精隸古。”齊學(xué)裘《見聞隨筆》曰： “錢梅溪能詩、工書，縮本唐帖，至其分書，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雖遠播，終不近古?！敝?《履園叢話》,其中有不少涉及書論。
錢泳的論歷代書法，體現(xiàn)了乾嘉漢學(xué)之風(fēng)影響下對書法史的新認識。錢泳認為學(xué)篆書須通《說文》,當時能工篆書者則推錢坫、孫星衍二家，錢、孫即為著名的漢學(xué)家。至于隸書，他更明確地說：“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答曰：猶之說經(jīng)，宋儒既立，漢學(xué)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xué)，至今而大盛也?！?( 《履園叢話·書學(xué)》,下同)直接以清代隸書的復(fù)興歸功于漢學(xué)家之提倡，故其于當時能隸書者推重翁方綱、桂馥、錢大昕、伊秉綬、黃易諸家，他們都為一時好古博學(xué)之士。對于正行等書體，錢泳則接受了阮元書分南北與碑帖不同的說法，以為北朝書法乃為唐人所從出，也體現(xiàn)了金石之學(xué)對書論的影響。由于這種時代風(fēng)氣的熏染，錢氏對書史的認識往往不同于前人，有不少新見，分述如下：
以鐘鼎文為書法之本源。錢氏所處之時代甲骨尚未發(fā)現(xiàn)，最早而最可信之文字莫過于鐘鼎。錢氏本著考據(jù)家的征實精神，對傳世的大篆，如《周宣王石鼓文》、《詛楚文》等未敢輕信，故其論篆專取小篆，而在小篆之前，則欲溯源于鐘鼎。他以為：“惟周鐘、周鼎，及尊、彝、壺、爵、 卣、 鬲、斝、觶、觚、敦、簠、簋、盉、、 匜、盤之文，尚有可據(jù)。雖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銘文之古奧，字畫之精嚴，決非后人所能偽作。故讀書者，當先讀六經(jīng)，為文章之源流；講篆隸者，當先考鐘鼎文，為書法之源流也?！敝艽姸ξ淖旨茸顬榭煽浚謺ň珖拦艎W，故宜為學(xué)篆、隸者之本，錢氏這種對鐘鼎文的肯定，不僅反映了當時金石學(xué)對書法的影響，其本身也啟導(dǎo)了清代后期書法藝術(shù)中學(xué)摹鐘鼎文字的風(fēng)氣，直接導(dǎo)致了追求金石老辣之氣一路書風(fēng)的產(chǎn)生。
以六書為本的尚古傾向。錢氏論書具有較明顯的尚古傾向，他以篆書的造字法——六書作為衡量各體之書的依據(jù)，遂得出今不如古，書體代降的結(jié)論。其言曰：
隸書生于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zhuǎn)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為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fù)生真行，真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 “隸書者六書之蟊賊”,余亦曰 “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蟊賊也”。
隸書簡化了篆書的字形，改變了篆書的筆畫，故六書在隸書中已不復(fù)存在，而真、行、草書更與隸書不同，完全拋棄了篆、隸的筆法。錢氏以為篆、隸為真、行所汩沒，就象成年人忘卻了天真的童心一樣，錢氏以為四、五歲的孩子“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顯然是過份夸大的說法，然而體現(xiàn)了他以天真純樸為古法的主張。就以隸書而論，他以為漢隸一碑有一碑之面貌，原因就在于它們出自天然，是漢人率真?zhèn)€性的表現(xiàn)。而唐人的隸書千篇一律，失去了自然的風(fēng)貌，雖有意求工，但已與漢隸不可同日而語，因“唐人以楷法作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其中雖明顯具有貴古賤今的傾向，但其對漢、唐隸書高下優(yōu)劣的評騭還是頗有見地的。
書分南北二宗。錢泳于嘉慶甲戌 (1814) 得見阮元《南北書派論》一文，深受其影響，故也力倡書分南北之論。所述大體發(fā)揮阮氏之見而已，其于碑帖二途嚴加區(qū)別，可與阮元之論相發(fā)復(fù)。他說：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書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 ‘余以 《黃庭》、《樂毅》真書放大，為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fēng)氣，至南朝告敕碑碣則全用行書類?？傊?，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真書不足以擅其長也?！彼麖臅w上嚴碑帖之別，以為碑用正隸，帖取行草，可以說是發(fā)展了阮氏北碑南帖的理論。因而他將帖學(xué)與碑學(xué)的不同僅視為書體的區(qū)別，故未是丹非素，厚此薄彼。他說： “吾儕既要學(xué)書，碑版翰牘必得兼?zhèn)?，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國風(fēng)》、《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可見他以為行、草的用途遠較正、隸為廣，故不可忽視帖學(xué)，與后來重碑者之卑帖不同。
尊唐卑宋。錢泳以為唐人之書傳自六朝，學(xué)有所本，而宋人變亂古法，雜出己意，故其論書中有強烈的尊唐卑宋之傾向。他說：
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視其結(jié)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xí)，非率更、永興輩自為創(chuàng)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他以為唐人不失六朝之格法，猶存古意，而宋四家中，蘇、黃、米都學(xué)古而未能醇，未足取法，以為 “學(xué)之不可醫(yī)也”。蔡襄則太拘束，故他于宋人之書幾欲一筆抹倒。他說： “今之學(xué)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疵。學(xué)者不可不知也。”這種理論一方面體現(xiàn)了錢泳崇古尚法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為清季輕帖卑宋者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錢泳對歷代書法的評論之外也還有不少值得重視的論書見解，如他極重小楷，以為“工書者不精工小楷，不能稱書家”。又以為書法不足以見人品，一反歷來以為書品出于人品的主張，強調(diào)了藝術(shù)的獨立性。他認為臨古欲求形似，“求其形似尚不能，況不形似乎！”這些主張都能與前人或時人立異，體現(xiàn)了他不愿茍合他人的論書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