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觀點是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發(fā)展變化的過程，研究過去的和今天的社會生活，探索各種社會問題形成的原因和結果，尋找其規(guī)律的指導思想。中國封建社會中正統(tǒng)的歷史觀，是一種在儒家思想指導下的，以天命為本，以歷史循環(huán)為形式，以帝王英雄為中心的歷史觀。
決定歷史的是天命還是人事？ 這是史學家、哲學家曾長期爭論的問題，用神意或天命解釋歷史，是中國古代的正統(tǒng)史觀?！抖Y記·喪記》中有所謂“夏道遵命，殷人尊神”的說法，《詩經·玄鳥》中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記載?！渡袝けP庚》是中國傳統(tǒng)歷史文獻中最古的一篇，也是儒家經典之一，里面記載群眾對盤庚遷殷不理解，盤庚就派貴戚們去勸導，說先王謹遵天命，遷了五次，以歷史論證當時遷邑的正確，以天命論證歷史的合理。到西漢，董仲舒將天命史觀加以整理發(fā)展，使其系統(tǒng)化、理論化，宣揚“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為封建統(tǒng)治尋找理論根據和歷史根據。東漢班固著《漢書》,將“天人感應說”更加系統(tǒng)化，認為儒家經傳即是為闡釋天人感應而作的。如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燦然著矣”(《漢書·五行志序》)。因此，班固把記載天人感應，當作《漢書》最主要的內容之一。在紀的部分，加強了災異的記錄。在傳的部分，都突出地記載了所傳人物附會陰陽災異的對策、諫言，不但將一些推陰陽災異大師以災異附會政事寫得神乎其神，還常在贊語中為之大加捧場。又首創(chuàng)《五行志》,將董仲舒、劉向等人的天人感應說當做“告之往來，王事之表”的一代大學術來詳加論載。及至宋朝朱熹宣揚“天理”史觀，把歷史的發(fā)展變化歸結到“天理”上，并視程朱理學宣揚的封建綱常倫理源自“天理”,為封建統(tǒng)治秩序披上了神圣的、合法的外衣。天命史觀是中國古代的正統(tǒng)歷史觀，中國古代的正史，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這類歷史觀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天命史觀往往與歷史循環(huán)論互為表里，相互補充。對于歷史發(fā)展的趨勢，春秋戰(zhàn)國時就已形成了幾種觀點。孟子極力倡導的是歷史發(fā)展循環(huán)論，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下》)具體地說，就是“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孟子·盡心下》)。孟子認為歷史的發(fā)展是從“有道”至“無道”,一治一亂的往復循環(huán)。為了說明每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一觀點，宣揚“天命論”,《孟子·萬章上》說堯舜傳位，是“天與之”,因“堯薦舜于天，而天授之”,以此來證明這種授之于天命安排的往復循環(huán)，是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稍晚于孟子的鄒衍發(fā)展了孟子的歷史循環(huán)論觀點，創(chuàng)立了“五德終始”的理論，“五行”中的土、木、金、火、水同歷史發(fā)展的各個時期相對應，每個時期各得一德。歷史上王朝的更替是按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的規(guī)律，即以“五德相勝”的規(guī)律循環(huán)發(fā)展。鄒衍認為，五德循環(huán)反映的天意，每一轉變關頭，天必顯示出種種跡象予以昭示：“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于下民。”(《呂氏春秋·名類篇》)這就叫做“符應”。董仲舒將五德終始說加以發(fā)展和系統(tǒng)化，提出了“三統(tǒng)”、“三正”的歷史循環(huán)論。他認為歷史發(fā)展是按黑統(tǒng)、白統(tǒng)、赤統(tǒng)這三統(tǒng)依次循環(huán)而改朝換代的。夏是黑統(tǒng)，商是白統(tǒng)，周是赤統(tǒng)。與三統(tǒng)的變化相應，改朝換代時必須在歷法制度和禮節(jié)上有所改變，“改正朔、易服色”，以便“順天志”(《春秋繁露·楚莊王》)。夏以寅月(農歷正月)為正月，商以丑月(農歷十二月)為正月，周以子月(農歷十一月)為正月，此為“三正”。三統(tǒng)循環(huán)改朝換代時，必須實行諸如“改正朔”之類制度的改變，用以表示一個新皇帝重新接受天命統(tǒng)治人民。但是，董仲舒認為，這只是封建統(tǒng)治的形式上的改變，絕不是改變它的實質，具體制度的形式可以改變，而作為封建社會秩序的根本原理的“道”是萬古長存、永恒不變的，“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舉賢良對策》)。改朝換代只是為了補救舊的統(tǒng)治者對于“道”的過失，重新恢復“道”的絕對權威。董仲舒的歷史循環(huán)論對史家影響很大，司馬遷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天命論持懷疑態(tài)度，但一涉及到歷史發(fā)展的根本原因時，也借助董仲舒的歷史循環(huán)論來解釋。如他在《高祖本紀》中解釋秦何以亡、漢何以興的原因時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以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huán)，終而復始。周秦之際，可謂文敝也。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哉！故漢興，承敝易變，得天統(tǒng)矣?！彼抉R遷認為忠、敬、文以三種形態(tài)交替出現，而后一種形態(tài)總是對前一種形態(tài)的救弊補偏，但往往又失去了前一種形態(tài)的長處。秦始皇不懂得這個道理，反而用嚴刑酷法加強統(tǒng)治，豈能不敗。漢初尊奉黃老思想，這是“承敝易變”,于是出現了如同“夏之忠”那樣的社會政治形勢，它符合了王道循環(huán)規(guī)律，是得天命的，這就是漢所以興的原因。自從班固以“正閏說”改造了董仲舒以來的“三統(tǒng)”、“三正”歷史循環(huán)論之后，中國古代史學就很少再用董仲舒的循環(huán)論，只用王德運行規(guī)律說明歷史的發(fā)展、王朝的更替。同時，撰史中的正閏之分，也成為歷代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
歷史如何發(fā)展？歷史為什么會有這樣那樣的規(guī)律？是什么在起作用等問題，是古代史家歷史觀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在是英雄還是時勢決定歷史的問題上，儒家往往強調大人物的作用?！墩撜Z》中記載了孔子許多這方面的言論，如“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論語·衛(wèi)靈公》),“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吨杏埂ぐЧ酚涊d孔子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實際上，儒家的天命史觀往往也是帝王英雄史觀。它宣揚君權神授，把君王看作天意的執(zhí)行者，是“天子”,是“奉天承運”來治理人間萬民的。中國的封建正史，從《春秋》、《左傳》到二十四史，幾乎大都是以帝王將相的活動為中心編纂而成的，很少反映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活動。
在中國封建社會，以天命為本的正統(tǒng)歷史觀占據統(tǒng)治地位，但并不意味著完全缺乏與之對立的合理的歷史思想。相反，在中國古代史上，一些進步的史家大都力求淡化、甚至反對天命史觀，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提出了許多合理的思想內容。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這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宏偉目的。在董仲舒的天命史觀得到官方支持而占統(tǒng)治地位之時，提出要“究天人之際”,無疑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司馬遷是一位具有豐富科學知識的學者，精通天文歷法，他根據天文科學知識，說明天體運行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他具體而精密地觀察了天象、星座的位置，從而說明天象運行并不是什么神秘不可測的，而是可以由人類推算出來的自然現象。這種科學本身就是打擊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一類的神學世界觀的有力武器。他批判陰陽家鄒衍的理論“使人拘而多畏”,他說自己作《天官書》的目的，就在于反對那些“星氣之書，多雜??祥，不經”(《太史公自序》)。 在天人關系上，他盡可能用事理來說明人事，而避免用天道來說明人事?！妒酚洝ろ椨鸨炯o》記載項羽失敗時，自稱是“此天亡我，非戰(zhàn)之罪也”。司馬遷指出項羽的失敗，是他自己的過失，而不是什么“天意”。《蒙恬列傳》載蒙恬被秦二世賜死時，自以有功，不當死，而不得不死，是由于他修長城，塹山堙谷，“不能無絕地脈”的報應。司馬遷也批判了這種迷信思想：“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事強諫，振百姓之急，養(yǎng)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史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司馬遷對于天命可以決定人們的吉兇禍福的思想，在《伯夷傳》中，作了深刻的諷刺：“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積仁契行如此，而餓死！……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對那些惡人無惡報、好人無好報的現象，司馬遷說：“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 非邪？”從這里可以看出，司馬遷是怎樣攻擊當時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天命神學觀點的。
在是否用辯證法觀點看待歷史的問題上，司馬遷提出寫歷史要“通古今變”,這與正統(tǒng)史觀所倡導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對立的?！巴ü沤裰儭钡哪康木褪恰盎涑蓴∨d壞之理”(《報任安書》)。就是要從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的變化和聯系中，找出一些因果關系作為當今的借鑒。為了達此目的，司馬遷在史書體裁上創(chuàng)立了通史體裁，把自上古到漢武帝以來數千年人類歷史的活動過程全部貫串在一起，使各個時期的歷史特點以及禮法制度的因革損益，在這條歷史長河中比較得一目了然。在研究方法上，司馬遷提出用“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太史公自序》)的方法來研究歷史的發(fā)展和現象，分言之，“原始察終”注重于考察原委者較多，而“見盛觀衰”注重于歷史的轉折者較多?！妒酚洝肥碜畲笙薅鹊丶畜w現了“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寫每一個表，就是要寫這個歷史時期的特點，寫它在“古今之變”的長河中變了些什么。把這十個表總起來看，就會看到中國社會所經歷的由封國建侯到郡縣制，由地方分權到中央集權的巨大變化。在《史記》的其他部分的編寫中，也同樣貫穿了這一精神。他在評論秦取天下而成帝業(yè)一事時，以“原始察終”的歷史分析法，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從秦國的歷史談起，并聯系當時社會的巨大變動以及六國間不可化解的矛盾給秦的發(fā)展帶來了很好的條件、秦在六國之間所處的地位，從而肯定秦成帝業(yè)的歷史影響。他的結論無疑是符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見盛觀衰”則在《平準書》中可以見到明顯的實例?！镀綔蕰窔v舉各代經濟活動的史實來說明社會的發(fā)展與變化，并由此得出“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的歷史辯證發(fā)展的法則。司馬遷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自己編撰《史記》的目的要求，在當時來說，不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為后來的史家寫史指出了應走的道路，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繼司馬遷之后，劉知幾、王夫之、章學誠等杰出史家都對天命史觀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反對“天人感應，五行災異”之類的理論。
進步史學家、思想家在批判天命史觀的同時，也批判了正統(tǒng)的歷史循環(huán)論，其中不少人已提出了歷史進化思想，并試圖探索歷史變化的規(guī)律性。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史學家劉知幾、杜佑等人把歷史進化思想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劉知幾認為歷史不但是發(fā)展變化的，而且是不斷進步的，“古今往來，質文遞變”(《史通·雜說上》),每個時代都有其不同的特點。研究歷史的人也必須“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史通·敘事》),根據時代的不同特點，對歷史發(fā)展加以研究，得出的結論才是正確的。劉知幾不但認為歷史是階段性發(fā)展變化的，而且指出這種變化的產生是由于“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什么叫“勢”,他在《史通·煩省》中根據古今史書評略不均的情況作了說明。他說：“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彼浴洞呵铩芬粫涊d不詳。在西漢全國統(tǒng)一的情況下，“華夏畢聞，遠近無隔”,所以《漢書》的記載遠比《春秋》為詳。東漢經濟文化的發(fā)展超過了西漢，所以《后漢書》的記載又比《漢書》詳得多。這說明史書的詳略決定于歷史發(fā)展的客觀條件，這種客觀條件，就叫做“勢”。劉知幾的這種歷史形勢決定論雖不能說明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原因，但他畢竟認為歷史的變化決定于客觀的形勢，而不決定于天命或人的意志，這種認識在當時盛行以“天命論”、“英雄決定論”等解釋歷史現象的時候，還是有其明顯的進步意義。
杜佑的歷史進化論觀點，在他所著的《通典》中表現得也非常明顯。杜佑認為人類社會歷史是在不斷發(fā)展變化、不斷進步的，典章制度所以不斷發(fā)生變革，正是社會歷史不斷變化發(fā)展的反映。他在論述各種典章制度的發(fā)展變革時，大都指出其由低級到高級這一演變過程。因此，他反對頌古非今，認為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他通過具體事實，論證了后代總是勝過前代，就像“漢、隋、大唐，海內統(tǒng)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通典·職官·王侯總序》)一樣。杜佑不僅肯定了社會歷史是不斷發(fā)展進步的，還探索了推動歷史進步的原因，認為它主要是客觀“形勢”發(fā)展推動的結果。如杜佑在評述歷史上關于封建制和郡縣制優(yōu)劣的爭論時，指出封建制是在承認遠古氏族首領既有權力的基礎上產生的，并非什么古代圣王按照個人意圖而創(chuàng)設的一種制度。后來由于諸侯兼并，于是廢封建，行郡縣，這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之勢，所以他說“欲行古道，勢莫能遵”(《王侯總序》)。杜佑處于藩鎮(zhèn)割據、皇權衰落的中唐時代，他要求的自然是“君尊臣卑，干強枝弱”(《王侯總序》)的郡縣制度，但他從歷史進化的觀點來論證封建與郡縣制的相因相繼，而反對以古易今，這種見解比唐初魏征、李百藥、馬周等主張郡縣制的政論家前進了一步。后來柳宗元在他所著的《封建論》中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的著名論斷，就是對杜佑這一思想的發(fā)展。從進化論的歷史觀出發(fā)，杜佑認為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變化，各項制度也必須加以適當的改革，而不能墨守陳規(guī)、泥古不化，否則就是“滯儒”、“俗儒”。他指出“古今既異，形勢亦殊”(《通典·冊郡·后論》),要求做到“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通典·食貨·后論》),“隨時立制，遇事變通”(《省官議》)。只有這樣做，于國于民才會有莫大的好處：“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食貨·后論》)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對歷史進化和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問題也作了論述，他在《讀通鑒論》中很多地方的論述，都肯定了歷史是進化的，批駁了各種復古的論調。他結合具體史實，說明人類社會的歷史，從來就是不斷發(fā)展進步的，是后世勝過前世，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他認識到歷史發(fā)展的趨勢，是由野蠻而趨文明，由分裂而日趨統(tǒng)一。隨著歷史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各個時代的典章制度也同樣在不斷發(fā)展變化，一成不變的制度和法令是根本沒有的。歷史每前進一步，則“風教日趨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讀通鑒論·太宗二》)。這種歷史發(fā)展進步的根源，是來自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勢”。為此，他依據他的“理依于氣”、“氣無非理”的自然觀，創(chuàng)立了關于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學說，即“理勢合一”、“理勢相成”說。他認為正如自然界的“氣化”過程有其固有的“理”一樣，歷史的發(fā)展過程是一個必然的“勢”,在勢之必然處，也就表現出當然之“理”。歷史之“勢”,是社會運動的客觀過程；歷史之“理”,便是這一過程所表現的規(guī)律性。歷史的發(fā)展乃“理勢合一”,勢之必然，源自理之當然。因此，他非?？隙ǖ卣f：“事隨勢遷而法必變?！?《讀通鑒論·成帝八》)十分明顯，他的這種思想，正是繼承了劉知幾、柳宗元等人重“勢”的進步史觀。這種重“勢”的社會歷史觀，之后又被章學誠繼承并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在學術上復古之風盛行的乾嘉時代，章學誠依據歷史進化論的觀點，要求人們在撰述文章、評論著作時，都必須注意“因地”、“因時”而“論世”,切不可墨守陳說、拘泥經句、食古不化，這在當時自然有著明顯的進步意義。
中國進步史家努力探索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探索決定歷史進程的某種“道”或“勢”,在正確方向上邁進了一大步。但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們始終未能從根本上找到正確答案，未能真正發(fā)現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他們的歷史觀雖然給人們以很大的啟迪，但并未能從根本上戰(zhàn)勝和取代封建正統(tǒng)天命史觀，不少人雖然提出過一些合理的思想，但最終仍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窠臼。盡管如此，他們提出的上述樸素的唯物史觀、進化史觀，不僅是中國傳統(tǒng)史學遺產中璀璨的瑰寶，而且就其歷史認識的深刻性、合理性，理論闡述的系統(tǒng)性而言，在上古、中古時期的世界史壇上都是無與倫比的。而這些正是他們史學思想的歷史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