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闊”,就有人攀附，活著的自不必說，就是死了幾十、幾百，幾千年的，也會有人去認親的，不是排出過楊老令公的第n代子孫么？藍翎同志給這類社會現(xiàn)象取了個名字，叫做“拉祖配”。
還有一種“拉祖配”,是給某類事物拉祖宗找祖例的。我這里僅舉二例：
一例見之于某報，說是魯迅也用過“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兩個詞匯，點明的時間是1918年，點明的 出處是《隨感錄·三十八》。這是給兩個文明的建設(shè) “拉祖配”的。
在魯迅的《隨感錄·三十八》中是有“物質(zhì)文明” 和“精神文明”這兩個字眼。原文是“乙云 ‘外國的物質(zhì)文明雖高，中國的精神文明更好’” ,這是帶引號的，不是魯迅原話，“乙云” 二字斷斷不可省略； 其二，這里所謂的 “精神文明”,指的大概是中國的 “國粹”,與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精神文明并不是一碼事； 其三，魯迅對這句話采取否定的態(tài)度，把它作為 “合眾的 ‘愛國自大’ 的一種表現(xiàn)” 。我真不理解，這樣挖空心思地為兩個文明的建設(shè)尋找祖宗，于文明的建設(shè)有何補益？
另一例見之于某刊，叫做《從鐵飯碗想起了鄭振鐸先生》,說是鄭振鐸在舊社會工作時，曾被派到上海西站當見習站長，但他寧肯扔掉這只 “鐵飯碗” ,“走定了一條文學的路” 。大概是鄭振鐸還不夠“闊”,于是又拉來了更“闊”的 “祖宗”: 孫中山、魯迅、郭沫若——他們的 “舍醫(yī)從文”,也是革了 “鐵飯碗” 的命的。
舊社會也有 “鐵飯碗”之說，指的是風雨飄搖之中比別的行業(yè)稍為穩(wěn)當?shù)男袠I(yè)，絕沒有現(xiàn)在說的 “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 的意思。魯迅的棄醫(yī)從文，或鄭振鐸的棄“鐵”從文，最多也只能說是“改行”,把它們也拉來作為革除鐵飯碗的祖例，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拉出祖例，證明古已有之，于是今人盡可放心地去做，但恰恰忘記了魯迅對這種思想方式的反詰： “從來如此，便對么？”攀上“闊”人，似乎就膽壯氣粗，也不必再擔心犯錯誤，但又恰恰忘記了魯迅對這種思想方式的冷嘲： “趙太爺是家里田地就有三百畝的，他說的還會錯么？”何況“拉”的牛頭不對馬嘴，“攀”的又張冠李戴，這類“拉祖配”,較之阿Q眩耀自己姓趙，而且比趙太爺還長了輩數(shù)的攀扯法更扯得遠了。
搞兩個文明的建設(shè)，是時代的要求；對鐵飯碗的改革，也是歷史的必然。我們大可在現(xiàn)實中找到充分的依據(jù)，以實踐來檢驗它們的真理性。鉆到牛角尖里去，是會拔不出來的。

(1985年7月9日《人民日報》)

賞析 對于本雜文曾有人介紹，說它針砭的是雜文用典不當之弊，也有人把它作為反駁論據(jù)的范文來賞析，這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這僅僅是表層的東西，其實該文的成功之處在于它的立意?！拔馁F立意，意高則文高”。雜文用典不當，在一般人看來，無非是寫作態(tài)度問題。宋志堅卻以雜文家獨到的眼力，透過用典不當?shù)默F(xiàn)象，看到隱藏在背后的一種社會心理密碼。
文章從兩個用典不當?shù)睦尤胧?，以嚴密的邏輯，簡潔的文字，逐一剖析駁斥，雖然花了大部分筆墨，但重心顯然不在此，只是為向深層探究作必要的鋪墊。作者形象地借用“拉祖配”的說法，指出拉祖宗拉得牛頭不對馬嘴，攀闊人，攀得張冠李戴，無非是用祖例為今人壯膽。一個時期人們養(yǎng)成處世辦事總要小心翼翼從“本本”上找根據(jù)的微妙心態(tài)。倘沒有祖例，總感到不踏實，即使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也不敢大膽去干。這實際上涉及到真理標準問題，正如文章結(jié)尾指出的：搞兩個文明建設(shè)和對鐵飯碗的改革，“大可在現(xiàn)實中找到充分的依據(jù)，以實踐來檢驗它們的真理性。鉆到牛角尖里去，是會拔不出來的?！?br>一篇千字雜文，要涉及真理標準問題，需要相當功力。作者嫻熟地調(diào)動雜文藝術(shù)手段，把大而抽象的道理寓于具體而又典型的事例之中，點到即止，形象深刻，含蓄雋永，給人留下聯(lián)想的余地?！摆w太爺是家里田地就有三百畝的，他說的還會錯么？”那么，要是趙太爺沒有說過，或者趙太爺家里田地沒有三百畝呢？文章就這樣繼續(xù)啟動著讀者的思路。正如徐懋庸所說的，在它 “本身的邏輯停止了的地方，在別人腦中，邏輯還在繼續(xù)著”,這也是該文的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