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字結(jié)構(gòu)的原意上看，“史”是一個會意字。史字原形作“?”,《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又”即是“義”,是右手形，“中”是“正”的意思，即思想端正、不偏不倚。許慎把“中”釋為“正”,后世學者多不贊成。清代學者江永在《周禮疑義舉要》中說：“凡官署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清代另一學者吳大澂在《說文古籀補》中作了進一步說明，認為“中當作，即(冊)之省形，冊為簡策本字，持中，以手持簿書也”。清末學者章炳麟在《文始》卷七中說“○”象冊形，“|”是“以筆引書”,“中，本冊之類”。章炳麟從字形、字音、字義三個方面對“中”字進行考釋，可以說比江永、吳大澂把問題講得更清楚了?，F(xiàn)在的學者一般都同意“史”字的原義是指用文字記事的人，即是指掌握文獻記載的官職。
在殷周時代，史官由于職責不同，因而有多種分工。據(jù)《周禮》、《禮記· 文王世子》載，太史及其屬官“司成”的職責是起草文書、策命、整理收藏國家文獻典籍、掌握天文歷法。太史“掌邦之六典”,熟悉國家政典，因而常在君王左右備咨詢，并負責貴族子弟的教育。內(nèi)史是君王的秘書官，負責著作簡冊和賞賜文書，奉行君王誥命。冊命諸侯卿大夫，有時還奉君王之命出使別國。由于內(nèi)史擔任最高級的秘書工作，所以鐘鼎銘文往往有他們的名字。外史掌四方之志和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握過去和當代的史料，即檔案史料，并且負責搜集史料和書籍獻上朝廷。
御史又稱中史、柱下史，職責是保管文書檔案。春秋戰(zhàn)國時，御史往往充當國內(nèi)及國際重大會議的記錄官。如《史記·藺相如列傳》說：“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令趙王鼓瑟。”小史掌邦國之志和貴族世系。此外，還有女史，是負責后宮記錄的。侍史，是貴族巨室的私人秘書。州史和閭史，皆地方史官，其職責是記載地方事跡及登記出生死亡人口。
從廣義上看，夏、商、周三代大多數(shù)文官都可以稱作史，他們的共同任務(wù)是起草文書、宣達王命、記錄時事、掌管圖籍，凡屬文字活動都是史官份內(nèi)的事。但他們的工作并不限于文字工作，在一些宗教活動中，如祭祀、卜筮、還擔任一些重要的職務(wù)。此外，天文、歷法、地理、醫(yī)術(shù)等都是他們的職責范圍。
如果將上述如此寬泛的古代史官職責概括起來講，則古代史官主要負有兩類職責，一是關(guān)于人事方面的，一是關(guān)于天道(即宗教迷信)方面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史官所負的這兩類職責的比重不斷地起著變化，人事活動的內(nèi)容逐漸超過了天道。這一變化，使史官的職守逐步擺脫了神道宗教的事務(wù)，慢慢地分離而成為某種專業(yè)。因而使史官有更多的機會從事于歷史的記載、史料的搜集、匯編和保存。這就為以后史學的進步發(fā)展準備了條件。另一方面，由于史官文字活動的日益繁復(fù)，多由史出的文官的分工越來越明確，這也使得專門記載歷史的史官逐漸與從事別的文字工作的史官分野，在促成這狹義史官演變的過程中，除了史官所負的人事、天道這兩類任務(wù)的比重發(fā)生變化的因素外，記言記事制度的建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禮記·玉藻》說：“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眱蓵d左史右史，所記職責正好相反，因此左、右史是否是官名，學術(shù)界看法不一致。清代學者黃以周在《禮書通故》卷三四中曾作過考辯，他說：“《大戴禮·盛德》篇：內(nèi)史、太史、左右手也。謂內(nèi)史居左，太史居右?！队P禮》曰：太史是右。是其證也。古官尊左，內(nèi)史中大夫、尊，故內(nèi)史左，太史右。”我們贊成左史、右史非官名的說法，至于是否左史即內(nèi)史，右史即太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或相反的問題，則不必作機械的理解，因為記言記事本來就是難以截然分開的，所以左、右史可能是在朝廷擔負各種職責的史官上朝居于國君左、右的稱呼。我們以上引古籍中關(guān)于記言記事的記載中可以得知，至少在周代已存在著一種由史官記言、記事的制度。這里的記言、記事，是指史學意義上的記言、記事。這種記言、記事制度的建立，在春秋時期已經(jīng)很普遍了。記言記事制度的建立，是史學進步的一種表現(xiàn)，它表明記錄史學的規(guī)范體系已經(jīng)基本形成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由于書記官之史和歷史官之史的分野以及從王室到侯國記言記事制度的建立，自然就產(chǎn)生了一大批記言記事的史學作品。如周王室有《周書》、《周志》、《周春秋》,鄭國有《鄭志》、《鄭書》,魯國有《春秋》,楚國有《儔杌》,晉國有《乘》等等，即產(chǎn)生了所謂的“百國春秋”。
史官地位的尊卑，是隨著史官的產(chǎn)生、史官職責的分工以及記言記事制度的確立而發(fā)生變化的。王國維說：“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古之官名多從史出。殷周之間，王室執(zhí)政之官，經(jīng)傳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師敦》、《番生敦》作卿事，殷墟卜辭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諸侯之執(zhí)政，通稱御事，而殷墟卜辭則稱御史，是御事亦稱史也。又古之六卿，《書·甘誓》謂之六事；司徒、司馬、司空，《詩·小雅》謂之三事，又謂之三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稱事若事若吏，即稱史者也?！?《觀堂集林·釋史》)如王國維所言，史官最初“位尊地要”,總攬全國教權(quán)政權(quán)，這是因為夏、商、周三代教權(quán)與政權(quán)不分，史官掌一切天人之際的事務(wù)，總理一切政權(quán)教權(quán)，故地位極為尊貴。后來隨著天道與人事的分工，政權(quán)與教權(quán)的分離，史官的職權(quán)逐漸縮小，只包括天人之際的事務(wù)(如歷算、天文、占卜等)及其記載政事而不能參預(yù)政權(quán)。之后在記言記事制度下又逐步擺脫了宗教神道事務(wù)，更多地從事于歷史的記載，史料的搜集、匯編和保存。此時的史官，亦即后世關(guān)于史官的普通觀念。史官的地位，時代愈早愈尊，職務(wù)愈重權(quán)愈大；時代愈后史官地位愈低、權(quán)愈小，最終成為一種專業(yè)。中國自秦漢以后，史官地位日益衰落，所以司馬遷曾有感于此，說：“仆之先人，非有割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視之間，固主上之所戲弄，倡優(yōu)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報任安書》)在漢朝皇帝看來，史官不過是政治上的裝飾品，被視為玩物，所以他對待史官的態(tài)度就象畜養(yǎng)樂工伶人一樣。從漢武帝極不重視史官的態(tài)度，可知漢代史官的地位是極為低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