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lián)直制皖”的策略　　　
如前所述，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逐漸分化為直系和皖系兩派。皖系繼承袁世凱的衣缽，堅持“武力統(tǒng)一”中國的政策，主張用軍事討伐手段削平因護法問題而崛起的西南軍事割據。直系在以北洋為中心來統(tǒng)一全國，繼續(xù)他們的軍閥統(tǒng)治這個根本問題上，與皖系沒有分歧，但反對對西南用兵，主張用和平談判的方式維護西南軍閥的地位和地盤，以換取他們對北洋政府的承認，并且時與西南軍閥暗通款曲，達成默契。直皖兩派的矛盾和斗爭，當時表現為馮國璋與段祺瑞之間的明爭暗斗，在一定意義上說，又是南北之間斗爭的一種反映。
1919年12月馮國璋死后，曹錕、吳佩孚繼起成為直系領袖，直皖之間的矛盾并未和緩，斗爭并沒有止息，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激化了。皖系以馮國璋既死，直系失去了中心，北洋首領只有段祺瑞一人，于是提出“重振北洋系問題”,“亟圖北洋系之統(tǒng)一，以期發(fā)展今后北方之新局面”^[1],實現其武力統(tǒng)一中國的野心，然而卻遭到直系的抵制和反對。直系方面，特別是吳佩孚這個直系的“后起之秀”和急先鋒，利用五四運動后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向皖系軍閥統(tǒng)治沖擊的有利時機，對段祺瑞控制的親日賣國政府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吳佩孚自湖南前線撤防北歸，更是直皖矛盾進一步激化的突出表現，是兩派軍閥勢力從政治角逐走向軍事沖突的一個重要步驟，“實為直皖戰(zhàn)爭的起點”^[2]。
吳佩孚由于直皖之間的矛盾，自從1918年4月占領衡陽后，即按兵不動，與南軍劃界而守，成立停戰(zhàn)協(xié)定，并且公開發(fā)出“罷戰(zhàn)主和”的通電，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tǒng)一”政策，已如前述。
1919年5月南北和議破裂后，吳佩孚以“前方經濟困窮，官兵苦不堪言”為由，屢次致電曹錕轉請中央俯準撤防，北京政府不予理睬。此后，吳為了做好撤防準備，防備撤防時皖軍的襲擊，便加強了同西南的聯(lián)系和結合，把此前同西南軍閥形成的同盟關系發(fā)展成正式的軍事同盟，并用條約形式確定下來。
8月下旬，由吳佩孚起草，正式提出了一份《救國同盟軍草約》(軍事密約),通過湘軍總司令譚延闿轉致西南各派軍閥首領，征求意見?！恫菁s》共一千余字，分為四個部分，全文如下。
第一條總綱　本約為平息內爭，力謀統(tǒng)一，合力對外起見，并非有黨見性質。
第二條宗旨　軍人以衛(wèi)國保民為天職，無論何時，國內戰(zhàn)〔政〕爭不得牽動武力，惟須弭患無形，以盡保民之責務，并須保全現在之主權，兼收回已失之主權，為衛(wèi)國之主旨。
第三條條目　(甲)對內主旨。查近世以來，國內政爭牽動武力，其咎不在政客善于鼓動，而實在軍人程度過于卑劣。自草約定后，如再有此等情事發(fā)生，凡在約軍人均應起而理喻之，排除之，決不為政黨所利用。如有未在約軍人盲從者，亦應理喻之，或刬除之。其辦法手續(xù)如左：(一)維持現狀?，F在和局混沌，無論如何困難，須協(xié)力促成之。(二)和局成功。如掃除內奸，廢棄密約，選舉良善國會，組織不黨內閣等條件，均取一致之態(tài)度；至必要時，得干預而糾正之。(三)和局破裂。如再起兵端，本團體攻守同盟，若有害甲，則乙援之；害乙，則甲援之。任至何地，彼此援助，不得坐視。(四)和平善后。即目前和成，而內奸余孽未清，則和平仍不能永保；對于非法機關巧立名目，凡未經正式國會通過，而私圖擴張軍閥勢力，為將來和平障礙者，均取一致之反對，必達取消之目的。
(乙)對外主旨。(一)現在對外之意見。無論對于任何一國，有與吾國牴牾而侵占我國領土，妨害我國權利者，應合力爭執(zhí)，一體響應，以作外交之后盾，而促外人之猛省。(二)將來對外之實力。如至外交決裂，應付乏術，凡我軍人均應同仇敵愾，以洗國恥，而為東亞吐氣。除由與外人接近之軍隊出其全力對待外，凡同盟各軍，應各出全力接濟援助，以期最后之勝利，而博軍人之榮譽。
(丙)附件。(一)凡屬同盟軍遇有危迫時，接近者應有實力之援助，不接近者亦應有函電之響應，或轉托他軍之援助。(二)如同盟軍有意見時，得聯(lián)合同志調解之，不得自起沖突。(三)如有擴張私人權利，破壞大局，或私通奸人，局部分裂者，應由同盟軍擯諸團體之外，或驅逐之。(四)凡屬南北將領，對內對外心理相同者，皆可聯(lián)結同盟。惟必須主持和平，宗旨正大，而無權利思想，經本約同盟人認可者，方可列盟，不得以地區(qū)限制之。(五)以上各條，由同盟人署名蓋章后，永久發(fā)生效力。
第四條結論　(一)此項盟約，因中央政府不良，元首大權旁落，深恐群奸盤據，延宕和局，實行其困憊南北征人之計，故不可稍事遷延，以期組織將來良好政府，安內攘外。(二)自簽約之日起，如一月內和局仍無解決之望，或和議敷衍完結，及取消非法機關諸目的未能達到，應先由同盟軍預定辦法暨進行手續(xù)，另訂副約，秘密簽字，以期一致行動，貫徹始終。(三)上列對內對外各條，團結一致，好惡同之。有渝此盟，神明殛之。^[3]
《草約》的矛頭指向皖系的賣國外交和“武力統(tǒng)一”政策，是十分明顯的。
譚延闿在轉達吳佩孚提出的《草約》時說，“吳憤于段氏專橫，欲結西南，以期促進和平，協(xié)謀國是，情意懇切?！?sup>[4]他對《草約》各條所示主旨，自然完全予以支持。滇系軍閥首領唐繼堯也表示贊同，認為《草約》所提條件，與西南所持者基本相同，惟嫌涉及的范圍較狹，希望予以擴大。隨后，唐繼堯派代表韓鳳樓(五峰)至衡州(今衡陽),與吳佩孚洽商。10月中旬，吳佩孚又派其心腹石陶鈞(醉六)作為全權代表至昆明和桂林，分別與唐繼堯和陸榮廷進一步密談^[5]。11月下旬，譚延闿的代表鐘才宏、唐繼堯的代表韓鳳樓、陸榮廷的代表朱兆熊及粵軍代表等，齊集衡州，在《救國同盟軍草約》的修改稿上簽了字，后來川軍代表也在這個密約上簽了字。
與簽約的同時，吳佩孚還與西南各代表在衡州舉行了秘密軍事會議，討論了參加軍事同盟條約各方下一步的共同行動和步驟，決定：第一步，由譚延闿主稿，聯(lián)銜致電國務總理靳云鵬敦促南北議和；第二步，由軍政府通電主和；第三步，由吳佩孚致電靳云鵬，要求停止內訌，恢復上海和議，實現國內和平；第四步，為防備皖軍的進攻，由西南各方“密飭各前線為相當之準備”;然后第五步，由吳佩孚率軍由湖南前線撤防^[6]。
救國軍事同盟密約的簽約和衡州會議，把原來直軍和南軍互相對峙的局面正式變成為同盟關系，并且進入付諸行動階段。這對直系和西南均具有重要意義，對吳佩孚的決心北撤，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衡州會議后，西南首領唐繼堯、譚延闿、林葆懌、劉顯世、譚浩明、熊克武、莫榮新七人，即按照會議的步驟，于12月14日致電靳云鵬。唐等由于找到了直系這個強有力的同盟者而有恃無恐，致靳電以強硬措詞詰問說：“前屢得來電，一則曰渴望和平，再則曰欲求精神上之融洽，而為日既久，未聞有具體辦法，且進行種種借款，此渴望和平者所不當如是。究竟執(zhí)事主張何在，用意云何，是否無從措手，徒托空言，抑或別有他圖，故意延宕？況夫做事當機立斷，和戰(zhàn)一言可決，軍人信義所關，必須以誠相見?！?sup>[7]接著，軍政府也于12月19日致電詰責靳云鵬。吳佩孚為履行第三步，于12月中旬派代表穆文善、趙中元晉京，赴府院向徐世昌和靳云鵬陳述對于謀和的種種意見，以及駐湘直軍困苦情形和撤防問題^[8]。1920年1月2日，吳佩孚又致電靳云鵬，請他“急求國內統(tǒng)一，促成和議”,并說：“南北同胞也，強鄰仇敵也。同胞之爭，無妨相讓，仇敵之侮，萬難屈從?！?sup>[9]與此同時，吳佩孚還再次致電曹錕，懇求他“俯念兵艱，準予撤防北歸”,并“轉請中央迅賜救濟，明令撤防”^[10]。吳佩孚的舉動，得到曹錕暗中的支持。曹錕在向北京政府轉呈吳佩孚要求撤防的電文中說：“該師旅長及各官兵等，自湘事發(fā)生，苦戰(zhàn)千余里，擔任防務，已經兩載。戰(zhàn)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而生存者尤為異鄉(xiāng)之餓莩?！?sup>[11]言下之意，吳佩孚所部處境值得同情，撤防要求合乎情理，應予核準。
在軍事和政治的斗爭中，任何一個軍事和政治集團，為了保存和壯大自己，孤立并有效地打擊敵人，克敵制勝，都需要爭取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同盟者。為了促進北洋內部的分化，以利自身的發(fā)展，西南利用直皖矛盾，把同吳佩孚的同盟關系進一步擴大為同整個直系的聯(lián)盟，制定了“聯(lián)直制皖”的策略。直系則除了同西南結盟外，還提出北結奉系軍閥張作霖，并與中央的徐世昌和靳云鵬通氣，建立反皖的“三角同盟”。
1920年1月24日，桂系軍閥元老、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在給唐繼堯的密電中，把聯(lián)直制皖的策略思想說得最為明確：“河間(馮國璋)新逝，直系驟失中心，段派乘時一面吸收，一面排退。直系恐被壓迫，若不自振奮斗，勢難自保，現似有此覺悟。直系失勢，西南更危。雙方處境相同，非彼此徹底聯(lián)絡，無以自存?！?sup>[12]岑春煊表示要對吳佩孚撤防加意聯(lián)絡，促其實現，并提出進一步托吳佩孚聯(lián)絡曹錕、李純及張作霖，以謀共同解決時局的辦法。岑春煊將上述聯(lián)直制皖旨意電告南方駐上海議和代表章士釗，要他迅速進行活動。章隨即將西南意見轉達江蘇都督李純。李聽后，十分欣喜，表示：“茍和非計，徒使安福假借統(tǒng)一名義大借外債，又借政權排斥異己。非有切實之保障，和后仍無益于國?！?sup>[13]李純提出請岑春煊與唐繼堯、陸榮廷連結西南諸帥為一團體，他則連結張作霖、曹錕、王占元、陳光遠、吳佩孚為一團體，由兩團體互商解決時局辦法，并且認為必須實行直系與西南及在中央的靳云鵬、徐世昌的“三角同盟，缺一不可”^[14]。李純的意見，與西南聯(lián)直制皖的主張完全合拍，雙方決定一致協(xié)同行動。后來事實表明，在倒皖的斗爭中，這些商訂的計劃都付諸實行了。
1月下旬，吳佩孚派秘書余道南到廣東，與西南軍閥進一步磋商撤防具體辦法。吳請款六十萬元作為撤防費，軍政府慨然應允，決定先付給三十萬(毫洋),當即由國會議員鐘才宏解交與吳，其余三十萬留待直軍開拔時付清。吳則與之約定，直軍開拔時，衡州由湘軍填防；撤防時，如遇皖軍開釁或直軍中途受阻，由同盟軍各方恪守協(xié)約，極力援助^[15]。為了誆騙段派，爭取撤防的順利實現，吳佩孚在給北京政府及湖南督軍張敬堯的電文中，均一再聲稱，撤防后由張敬堯的部隊接防，他愿竭力負責促進南北兩方調停，訂立條約，湘南防務不致有虞。
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對吳佩孚接連不斷的撤防懇求一直不予批準，命令他不許自由行動。段祺瑞、徐樹錚反對吳佩孚撤防，原因是清楚的：邊防軍要擺在北方用以自衛(wèi)，沒有足夠的兵力接替前方防務；另外，他們需要吳佩孚這支驍勇善戰(zhàn)的部隊同南軍作戰(zhàn)，沒有吳佩孚，段的武力統(tǒng)一中國的野心就不能實現。同時他們還擔心，吳軍北歸，將會順道直取長沙；到北方后，又構成對自己的威脅。但吳佩孚并不理會來自北京的不準命令，他有曹錕和直系長江三督的幕后支持，又找到了西南這個同盟者，表示撤防“志決議定，斷無變更”^[16]。
2月間，在段祺瑞策劃下，河南易督問題發(fā)生，同時安福系又在北京策劃倒靳閣運動(均詳后),于直系不利，這樣就促使吳佩孚不得不加速率部北撤。從2月底開始，吳佩孚派人將包括自己眷屬在內的直軍官佐七百余人、家眷約三千人護送北歸，并發(fā)布撤防布告，禁止士兵隨意請假^[17],以示北撤決心。曹錕的態(tài)度也強硬起來，接連六次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準許直軍撤防^[18]。3月21日，北京政府再次致電曹錕，要他飛電制止吳軍開拔。曹錕復電說：“現該軍軍官眷屬等業(yè)已北上，歸志已決，無法挽回，務請速發(fā)欠餉及開拔費，并電湘督撥隊接防，迫切待命?！?sup>[19]3月26日，吳佩孚拍發(fā)的最后一個要求撤防電報指出：“我軍遠戍湘南，瓜期兩屆，所有必須回防之苦衷，迭經電陳，無事贅述。既經罷戰(zhàn)議和，南北同屬一家，并非外患仇讎，何須重兵防守。……若謂撤防太速，隳其前功，則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鬩墻煮豆，何敢言功?！?sup>[20]
段祺瑞看到阻止無效，直軍撤防勢在必行，被迫只好同意撤防。5月18日，吳佩孚接到曹錕轉來的允準撤防命令后，即于20日通電撤防北返，開始行動。
5月21日，張敬堯派所部暫編第二師師長吳新田到衡州，會商防務交代事宜。吳佩孚與吳新田及譚延闿的代表蕭弼臣在衡州簽訂了六條協(xié)定，規(guī)定各守防區(qū)，互相不得侵犯。吳佩孚隨即率所部第三師及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三混成旅于5月25日一齊撤出了湘南防地，全體乘船至株洲，再水陸兼程，以期迅速行軍。沿途軍士們唱著吳佩孚用《滿江紅》詞牌寫的軍歌《登蓬萊閣歌》:“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沈，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云惡?！〖孜缫?，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墮。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zhàn)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游，念彌陀?！?sup>[21]
吳佩孚率部由湘江順流而下，27日經過長沙，29日到岳州，均未停靠，31日抵達漢口。直軍到漢口后，由鄂督王占元接濟軍費六十萬元，吳向全軍發(fā)餉三個月以振士氣。吳佩孚一到漢口，即聲稱：“順國人之公意，本正義之主張，撤防湘南，集中武漢，以清除奸慝，促進和平，力爭外交，以維國體，一俟軍隊運輸告終，即日揮戈北指?！?sup>[22]這無異是對段祺瑞的宣戰(zhàn)書。在武漢休息數日后，吳佩孚率部于6月5日乘車離開漢口，7日清晨到達鄭州。吳將第三師全部駐扎在鄭州，王承斌的第一混成旅駐許昌，閻相文的第二混成旅駐駐馬店，蕭耀南的第三混成旅駐順德、磁州，騎兵團駐黃河橋，步兵八團駐新鄉(xiāng)縣。
吳佩孚撤防之先，段祺瑞認為這等于是放虎歸山，因此與徐樹錚等密議決定，一面密電張敬堯迎頭截擊，一面電令駐在荊州城內的長江上游警備司令吳光新迅速率師東下集中岳州，準備將吳佩孚部隊消滅于洞庭湖中。長江上游暫編第一混成旅旅長趙云龍、北洋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第二混成旅旅長劉海門等部已先趕駐岳州，其余駐沙市、宜昌、宜都等地的第二、第三、第四等旅亦分途開拔，長江上游第二旅旅長劉文明則奉派為前敵軍事參贊，馳往長沙與張敬堯聯(lián)系夾擊吳軍事宜。湖北都督王占元據報吳光新所部紛紛東開，認為是襲擊武漢，急調所部北洋第二師和第十八師宋大霈、湖北第二旅寇英杰、第三旅盧金山，第二十一混成旅孫傳芳等部隊，沿長江兩岸布防堵?lián)?。吳光新軍第二旅三、四兩團渡襄河(即漢水)時，被襄陽鎮(zhèn)守使署所屬部隊迎擊，死傷甚多，潰退沙市，第三、四兩旅在途中亦被堵不能前進，退駐宜都、宜昌等地。吳佩孚率領全軍經過長沙時，張敬堯在長沙城內外及岳麓山布防，但因兵力單薄，不敢冒險截擊。吳佩孚的船隊到洞庭湖時，吳光新未能趕到岳州，在岳州布防的趙云龍等部皖軍，無人敢負代為指揮之責，未向直軍開火。因此，吳佩孚率部順利闖過了兩道險關，安全抵達武漢。
吳佩孚在撤離衡州前一天，與張敬堯和譚延闿代表三方簽訂的南北兩方維持原有停戰(zhàn)界線互不侵犯的協(xié)約，完全是迷惑張敬堯的官樣文章。原來，吳佩孚早已秘密與西南達成撤防后由湘軍接防，吳軍退一步，湘軍進一步的協(xié)議。因此，吳佩孚一走，湘軍就立即行動起來，步步緊跟，搶先接防。5月21日，湘軍就將祁陽防地占領。25日，侵奪耒陽。6月7日，進占衡山，并由湘潭、湘鄉(xiāng)直逼省垣。張敬堯所部駐湘軍隊雖有七萬人之多，但軍紀腐敗不堪，毫無抵抗能力，不戰(zhàn)自潰。6月11日晚，張敬堯從長沙逃往岳州。次日，湘軍趙恒惕進占省城。26日，岳州亦為湘軍占領。從此，湖南完全為湘軍所有。湖南人民在張敬堯的暴虐統(tǒng)治下，度過了兩年零三個月的苦難歲月，對張的暴戾恨之入骨。長達十個月之久的驅張運動，最終實現了。6月13日，北京政府以“節(jié)節(jié)退縮，置原劃防區(qū)于不顧，又復擅離省垣”為詞，褫去張敬堯湖南督軍兼省長各職，暫行留任^[23]。29日，又明令查辦。張敬堯的第七師殘部退往湖北后，由王占元接管改編。
吳佩孚撤防，直軍主力北上，湖南由原來皖系占據的地盤轉歸直系的盟軍所有，不僅加深了直皖之間的對抗，意味著戰(zhàn)爭迫近了，而且這一變化，從軍事形勢和力量對比上來說，顯然是有利于直系而不利于皖系的。這對后來戰(zhàn)爭結局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