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路國有”的消息，同樣激怒了四川人民。
粵漢、川漢路股的來源，四省并不一致。如粵省是以商款為主，而川、湘都是以租股、捐股為主。特別是四川，“款靠租捐，專虐農(nóng)民，且小戶零畝，非數(shù)十年不能湊成一股”;“路款系由川民按畝加捐，敲筋擊髓而來，竭小民之脂膏汗血”^[1]。因此，“干路國有”受到了勞動人民，特別是占有少量土地的農(nóng)民群眾的普遍反對。當(dāng)時有一首歌謠^[2]曾這樣寫道：
自從光緒二十八年把路辦，銀子湊了萬萬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藥煙燈捐；
最可憐的莊稼漢，一兩糧也出這項錢。
要辦路因為哪一件？怕的是外國占路權(quán)。
這首歌謠，把保路運動的群眾性和目的性都表達(dá)清楚了。
“干路國有”也侵犯了四川地主階級的利益，因為這個階級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也就是四川川漢鐵路公司的股東。郭沫若曾經(jīng)回憶說：“我記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縣的知事按著地租的多少攤派到各地方的鄉(xiāng)紳。在這兒可以說是地主階級的資本主義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為了鐵路公司的股東了?！?sup>[3]所謂立憲派，主要就是這種資本主義化的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因為，資產(chǎn)階級上層也大多是由這種地主階級中的人轉(zhuǎn)化而來的，在四川尤其是如此。
四川立憲派人士對“干路國有”雖然表示不滿，但開始他們還幻想有彌補的辦法，不愿把事態(tài)擴大。
5月11日，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接到有關(guān)干線“國有”的“上諭”后，邀請四川川漢鐵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總理曾培來督署商議辦法，一時未得結(jié)果。彭芬等復(fù)往省諮議局同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商討。蒲殿俊認(rèn)為：諮議局的職能解決不了鐵路股權(quán)所有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非得鐵路公司另行開會不可。因此他們決定：先號召在成都的各州縣人士集眾研究，然后再舉行臨時股東會具體討論。這時另一立憲派分子、在京任法部主事的鄧孝可丁父憂在成都，他向鐵路公司建議，由鐵路公司出資創(chuàng)辦通俗的報刊，從政治、法律的角度，先對問題作些分析。這是要作“法律解決”的張本。結(jié)果由他和朱云石主辦《蜀風(fēng)雜志》,池汝謙等主辦《西顧報》,江三乘等主辦《白話報》^[4]。這些報刊在以后的斗爭中成為立憲派的喉舌。
5月16日，四川川漢鐵路公司董事局發(fā)出第一封致郵傳部的電報，乞求“俯順民情”,維持商辦成案。但是，清政府不予理睬，兩天后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隨后又下令川、湘兩省停收租股。5月下旬，公司董事局漸漸聽到一些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以及各方面反對“國有”政策的情況：如湘“拚死力爭”,“泣懇收回成命”;“鄂相持最烈；粵亦不肯退讓”;各省“會舉代表晉京”,“臺諫又嚴(yán)劾盛宣懷罪狀”等等^[5]。于是，四川立憲派腰桿子開始硬朗了些，他們決定于8月4日召集特別股東大會，后又提前于5月28日先舉行臨時股東總會準(zhǔn)備商討對策。同時，又分別用四川諮議局和川漢鐵路公司名義呈請川督代奏，要求收回成命，暫緩接收，仍準(zhǔn)商辦。
四川的立憲派中，鄧孝可是開始并不一定反對“國有”的人物。他發(fā)表的《川路今后處分議》,可看作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他對“四國借款”和“國有”政策不主張“根本上之反對”,而主張“有條件之要求”。理由是：借款如能通過資政院，不以鐵路作抵；借款又有確實的用途，償還時不波及川路，就不必作“根本”的反對^[6]。政府收回鐵路如能“剋期速成”、又能擴建為川藏鐵路，同時建路時，“用川人、購川材”,就不必爭論“國有”、“商有”。他還幻想這樣可以免除“租股”的擾累，又可用清政府退還的路款來辦幾件“至要至善之事”:“以百萬金，力擴川航事業(yè)”;“以五百萬金，充地方殖業(yè)銀行資本”:以二百萬為川省教育基金”;“下存余者辦四川礦工各實業(yè)”^[7]。但是鄧孝可幻想的美夢，不久后被事實粉碎了。
5月28日上午，臨時股東會準(zhǔn)備會在成都川漢鐵路公司舉行。到會者有諮議局常駐議員、各法團代表及鐵路公司在成都的股東等共七百二十二人。署勸業(yè)道周善培奉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之命也出席了會議。會上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以龍鳴劍為代表的同盟會會員，他們主張根本反對“國有”,認(rèn)為湘、鄂各省，既已力爭，四川不能拱手退讓。希望今后凡有交涉，由董事會報告各處，集群策群力以為后盾。一是以鄧孝可、龔煥辰等為代表的立憲派，他們希望政府退還路款，保住股本，就只作有條件的要求，“無事根本上之反對”^[8]。這是同盟會會員和立憲派人士圍繞是否承認(rèn)鐵路“國有”問題進行的第一次公開的思想交鋒。
臨時股東會準(zhǔn)備會議以后，川漢鐵路公司董事局和四川駐省各法團請川督代奏清政府，要求政府暫勿派員收路和緩刊停租股的謄黃，俟按照“公司律”開過股東大會后，再行決定。川督王人文有某種程度的開明傾向，同時也由于他們的要求有限，果然據(jù)情代奏了。但5月31日代奏電發(fā)出，6月2日就遭到傳旨申斥。清廷的諭旨中，不但斥責(zé)王人文，而且責(zé)罵諮議局難?！安皇芰蛹澲埻?，希圖蒙混”,川路公司“定有不可告人之處”,所具緣由，都是“強詞奪理”,甚至是“殃民誤國”^[9]。這道嚴(yán)諭，有點刺痛了立憲派人士。但他們不知道在這道嚴(yán)諭的背后，還有使他們更感到痛楚的歌電。
所謂“歌電”,是在清廷申斥王人文的前一天，即6月1日，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和督辦大臣端方聯(lián)名致王人文的兩封電文，告以度支部決定的川漢鐵路股款處理辦法。辦法的大意是：除公司在上海倒折之款，不予承認(rèn)外，對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現(xiàn)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換發(fā)給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還現(xiàn)款。如川人定要籌還現(xiàn)款，則必借洋債，并將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同時拒絕川人希望提用路款自辦支路和礦務(wù)的要求。按川省股東要求保本退款，而清政府則只允換發(fā)鐵路股票，這一爭論與湖南省相同；但川省股東，至少希望把現(xiàn)存之款退還；同時川省公司還有一筆在上海各錢莊倒虧之款，合計三百余萬兩。這筆倒虧之款是上海管款員施典章企圖營私漁利而造成的，由于上海道蔡乃煌處理違法，盡管施典章已被監(jiān)禁，但倒虧款全無著落。現(xiàn)在歌電處理辦法不包認(rèn)虧耗之款，使川路公司上層紳董無法交賬，同時不論已用未用，一律不還，這不但是收路，而且還要奪款了。立憲派原認(rèn)為“路”可以不爭，“款”不能不要；鄧孝可原認(rèn)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10],而事實恰恰相反，到此，他們原有的“希望”完全幻滅。這情況是湘省所無，四川所獨有的。
王人文6月2日收到電報，料知此電一經(jīng)宣布，川人必更憤激，所以他在3日復(fù)電盛、端，力言對已用之款，可照部議換給鐵路股票，對現(xiàn)余之款則萬不可提?！叭籼釗Q現(xiàn)款，則希望兩絕，恐非筆舌所能譬解”,并說明“近日謠言甚多”,“歌電”“未敢宣泄”^[11]。但是6月7日盛、端徑電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李稷勛，問他是否見到“歌電”;李于6月9日致電成都總公司索閱，總公司又轉(zhuǎn)詢督署。王人文知道已無法掩蓋了，便在6月11日抄示公司，并說明這不過是部議商榷的意見，囑不可誤解。然而電文一公開，報紙爭相刊登，“輿論因以益憤”^[12]。
6月12日，鐵路公司致電各州縣租股辦事處，告以“歌電”內(nèi)容，不料各處電局先已奉有郵傳部“元”日電令，不準(zhǔn)收發(fā)關(guān)于鐵路問題的電報。“郵部以官廳命令，束盡人民自由”的野蠻專制手段^[13],使四川紳民更加激動。他們散發(fā)傳單予以揭露。與此同時，端方、盛宣懷等又迭催川督王人文根據(jù)“歌電”的要求，派員清查鐵路公司各地帳目，摸清底細(xì)，以便接收。但在眾情激怒之下，查帳員遭到公司各處辦事人員的拒絕。各地辦事人員表示：在股東大會未召開之前，不能接受查帳。
這一系列的事件，既深刻地激怒了四川人民，也加深了立憲派與清廷之間的矛盾。因為清政府收路兼奪款的做法，使立憲派已無回旋的余地。6月13日，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他們看到借款合同的全部內(nèi)容，于是就抓住合同中喪權(quán)賣國的條款，由羅綸起草，逐條予以批駁，并聯(lián)合二千四百余人請求王人文代奏朝廷。到這時，鄧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為題著文，痛詆“盛大臣賣國奴”。這伙原來贊成“國有”的紳士們，如今被迫轉(zhuǎn)到“保路”的立場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