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話。六卷。清吳喬撰。吳喬(1611—1695?)，又名殳，字修齡。太倉(今屬江蘇)人，入贅昆山。一生困厄，少交游。有詩集《舒拂集》。

《圍爐詩話》論詩主旨重意、重比興，其傾向在揚唐、抑宋、斥明：“唐詩有意而托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庇捎谥匾?，所以他強調(diào)“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他批評明代弘治、嘉靖以來詩壇“濃紅重綠，陳言剿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為何等人”，是“詩家異物”。吳喬對前后七子的論詩主張深惡痛絕，甚至加之以“糞湯”、“牛驢”之詞。

吳喬對詩歌的藝術(shù)特性確有會心。他認為“文為人事之實用”，“詩為人事之虛用”，實用之文應(yīng)該表達明暢使人易于理解，虛用之詩應(yīng)該醞釀加工使人感染。《圍爐詩話》中有一段頗為著名的詩酒之喻：“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制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盡變米形，飲之則醉也。”這段妙喻很得后人稱道。趙執(zhí)信《談龍錄》稱此喻為“至言”。劉熙載則在《藝概·詩概》中發(fā)揮此說：“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p>

吳喬標舉“比興”，認為“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彼f：“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動則為興，托物而陳則為比?！睂τ谠妱?chuàng)作來說，“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yōu)榛罹?，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這些論點都是頗為精審的見解。但是，吳喬的比興觀有兩個缺陷。一是為了高揚“比興”，而貶低“賦”的作用；二是將比興解詩墮入主觀臆測的惡境。他的《西昆發(fā)微》對李商隱詩的穿鑿附會，仿佛“李則字字為令狐而吟”，即是證明。吳喬關(guān)于詩歌情景關(guān)系的認識也有獨到之處。他明確地宣稱：“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庇终f：“夫詩以情為主，景為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庇纱顺霭l(fā)，吳喬進一步提出“融景入情”、“寄情于景”的將情景兩者有機交融的創(chuàng)作原則。這同近代王國維的“一切景語皆情語”的著名判斷，在主情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吳喬在《圍爐詩話》自序中說：“一生困厄，息交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彼终f：馮班對于古體唐詩妙有神解，又著《嚴氏糾謬》專門批駁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賀裳寫有《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兩宋膏肓。因此《圍爐詩話》中大量抄錄馮班、賀裳二人的論詩之語，引為同調(diào)。特別是宋詩部分，更是大段摘引《載酒園詩話》，他認為“讀之(指《載酒園詩話》)則宋詩可不讀”。

《圍爐詩話》成書之際，正是王士禛領(lǐng)袖詩壇、“神韻說”風靡之時。吳喬的詩論，不少都是針對“神韻說”的偏頗而發(fā)。身為王士禛侄婿而力排“神韻說”的趙執(zhí)信曾受吳喬的重要影響，他在《談龍錄》中特別指出：“‘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為名言。”

吳喬另有《答萬季野詩問》二卷(《清詩話》輯錄)，內(nèi)容簡單而語意不出《圍爐詩話》范圍，似是《圍爐詩話》的濫觴之作。

有《借月山房匯鈔》本、《適園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通行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xù)編》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