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逍遙游》)

鑒　賞

這是莊學的入手處。莊子認為，欲明大道，先欲擴大心量、開闊眼界，擺脫由于地域、時代、角色的限制而產(chǎn)生的一曲之見，然后才談得上逍遙?！叭魺o天肚量，爭得培圣胎。”此為道家的“入道”法。

儒家對此則不太強調(diào)。儒家更看重個人生活中的實踐理性，故一下手就是《大學》的“正心誠意”、“格物致知”，認為一定要到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體認此道，才算到位。這一層政治實踐的意思，《莊子》“內(nèi)七篇”里也有，但到了最后一篇《應(yīng)帝王》才闡發(fā)出來，此中消息，耐人尋味。

莊子反對急著去“用”。在他看來，先把天地般的心胸培養(yǎng)出來，使己心逍遙于無限廣大之境，才是入道的正門。

中國文人時常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點。他們心中充滿了“明道”、“明明德”的基因，卻經(jīng)常將其誤解為可以一步到位，忽略了覺悟的過程性。如果從終極說，即使“大知”、“大年”，也沒有達到“無待”的至境，但倘若忽略了“大”這個入手處，一上來就在個人意識的小圈子里打轉(zhuǎn)，那不正是莊子貶斥的“蜩與學鳩”么？黑格爾講“正反合”的辯證過程，我們的思維為何卻經(jīng)常偷懶，不斷地犯著“以正為合”的謬誤呢？

這種錯誤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自宋以后，文人希望不脫離個人日常生活而達于道之至境，卻不知這是一個“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的過程，稍有一點體悟，便沾沾自喜，立即滑入一種獨善其身的保守心態(tài)中。他們也強調(diào)“明明德”必須“在親民”，但忽略了莊子所說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重要性，故內(nèi)在的修養(yǎng)很難落實到外在的事功上。諸葛亮這樣文武并用、內(nèi)外兼修的偉人越來越難出了。王陽明如果不是早年在釋老中游學了一陣，又被趕到貴州流放了幾年，單憑朱熹這一套，恐怕也難取得后來的成就。到了清朝，中國文人的思想偏枯更加嚴重，國力越來越弱，最后不得不吞下落后挨打的惡果。

如果中唐以后的士人在強調(diào)“明明德”、“明道”、“復(fù)性”的同時，能以《莊子》為參考，重視這一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結(jié)果又會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