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別股東大會開幕不久，破約保路問題尚無結(jié)果的時候，發(fā)生了郵傳部札委李稷勛仍總理宜歸工程的問題。這是盛宣懷與端方密謀策劃強收川漢路權的一個陰險步驟。
端方號午橋，曾歷任巡撫、總督等職，深得慈禧信任。1909年被載灃革職。久蟄思啟，以行賄數(shù)十萬，得到起用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他奉諭之后，與盛宣懷密議對付爭路人民的辦法，一是用收買，二是用懲辦。在湘鄂路事中，他們收買了不少兩湖紳士及報館主筆^[1]。保路同志會成立以后，四川斗爭后來居上。盛、端之流就在川人中物色收買對象，他們看中了川漢路宜昌分公司經(jīng)理李稷勛。同時還把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多人拉過來，讓他們代表川紳上奏，響應“國有”政策和強收路股的辦法。
李稷勛，原系郵傳部左參議，因丁憂返籍，1909年8月間由前四川總督奏派為川路駐宜昌總理。四川保路同志會蠭起后，6月底，盛宣懷命他進京述職，借機收買他來劫奪川路。盛宣懷、端方內(nèi)定在“國有”前提下，讓李繼續(xù)總理宜歸段工程；李稷勛表示愿以現(xiàn)存租股七百余萬兩辦宜歸工程，同時他還答應由彼自行設法運動川路公司。秘密商定之后，他于7月7日先唆使川路宜昌分公司董事局致電川路公司股東會，要求將川路股票換成國家鐵路股票；將現(xiàn)有存款交給政府專修宜歸一段。繼于7月15日用自己名義從北京致電川漢鐵路總公司，暗示只應注意爭款，不可別生枝節(jié)，說：“國家政策”“恐難轉(zhuǎn)圜”^[2],意圖誘使成都方面放棄廢約保路。與此同時，他竟無視總公司迭次通知他“堅持破約”、“拒絕交待”的指示，于7月16日以個人名義擅自呈文郵傳部，同意接受郵傳部派往宜昌查勘大員馬汝驥清厘款目，以舊歷五月初一為界限，在此以前的支出各款妥訂歸結(jié)辦法；在此以后的去留事項，統(tǒng)候郵傳部裁奪。這是李稷勛自己做主把大家正在爭取川漢路的一段，讓郵傳部劫奪過去了。郵傳部根據(jù)這一“呈請”,就以鐵道工程“最貴迅速”為理由，著李稷勛繼續(xù)任宜歸段總理，主持進行，“勿庸停工”,“所需工項，仍由川款支應”。盛、端用這種移花接木的辦法，一轉(zhuǎn)手間，就把宜歸段工程和路款改變了性質(zhì)。就在此時，由于宜昌筑路工人的問題，在武昌的端方、瑞澂急電李稷勛返宜。李離京南返路過武昌時，又與端方密謀。端方為他在原薪五百兩之外“提加給夫馬五百兩”,并囑咐他“將宜歸一段一手辦成”^[3]。
李稷勛回到宜昌后不久，成都舉行的特別股東會開幕了。特別股東會于8月5日開始，8月6日四川總督趙爾豐收到郵傳部宜昌工程由李稷勛用川款續(xù)辦的咨文。這一消息于8月8日在特別股東會上一經(jīng)宣布，“會眾異常憤激”,當天由總公司董事局致電宜昌董事局，請董事們共同質(zhì)問李稷勛，令其自電閣部，并電會眾辭去其總理職務^[4]。8月10日特別股東會又請趙爾豐代奏糾劾盛宣懷與李稷勛“私相授受”,“違旨盜權”之罪^[5]。到了8月13日，特別股東會又電告李稷勛，表示“全體股東不認部咨”,限其“十日內(nèi)”妥結(jié)辭職^[6]。盛宣懷知此情況后，急與端方和瑞澂密謀，讓端方、瑞澂趕緊會銜上一道奏派李稷勛留管宜昌路局的電文，準備以諭旨壓服川人。他們還誣蔑股東會說：“此次川省集會倡議之人，類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紳董”,又信口造謠說：“聞自東內(nèi)渡者，均紛紛回川，恐有受人煽惑情事，尤恐名為爭執(zhí)路事，實則別有隱謀?！?sup>[7]清廷得奏，于8月19日下旨：欽派李稷勛仍總宜工，并飭川督將所有川款查明，實力奉行^[8]。這個諭旨終于把四川人民逼反了。
趙爾豐接到“上諭”后，只告訴給幾個立憲派首領，他們都認為此事不能發(fā)表，否則“眾必大憤”。但是，宜昌方面已得此消息，成都方面也終于無法掩蓋了。消息一經(jīng)傳開，群眾異常激憤。特別股東會放棄了原定的休息日，8月24日當天上午召開緊急會議。會場上一片哭、喊、叫、罵、捶胸、跌足之聲，秩序大亂。也有人提出一些對付辦法，但由于主持會議者的猶豫，無結(jié)果而散。這天下午，保路同志會又舉行大會，幾萬群眾涌進了會場，要求罷市、罷課、罷捐，并要到總督衙門去請愿。當羅綸、鄧孝可等猶豫不決，會議還在進行時，街上已在關門罷市了。同時，街頭上出現(xiàn)了傳單，號召“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罷市罷課，一切厘稅雜捐概行不納”^[9]。
這天晚上，學界保路同志協(xié)會決定，各校當即開始罷課。
成都沸騰了。趙爾豐急忙命令營務處總辦田征葵調(diào)遣巡防軍進城，分駐平安橋、四圣祠、丁公祠、子龍?zhí)?、通順橋、雙鳳橋等處，嚴加戒備。另一方面，他又召集顏楷、張瀾、羅綸、鄧孝可、曾培、彭芬等商談疏導辦法。立憲派的頭面人物心情惶惑，一邊感到群眾起來了，“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但又怕由此而激起群眾的暴動；因此，他們與趙爾豐想恢復秩序的要求，有共同的地方。根據(jù)趙爾豐的意圖，當晚，股東會領導人與各街協(xié)會代表共商開市和保守秩序的辦法：他們通過提法使周善培、巡警道徐樾，派出巡警監(jiān)視各街道愛國群眾，同時用同志會名義刊發(fā)《公啟》,規(guī)定“勿在街市群聚”,“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等等戒條。另外他們還想出一條辦法，用黃紙刊印光緒皇帝的神位，左右兩邊寫著“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的對聯(lián)，分發(fā)給各街各戶張貼門首，讓每家居民每日早晚焚香禮拜。立憲派的首領們想用這辦法作護符，證明自己不是“犯上作亂”的；但它卻起了讓人們無須乎害怕“造反”獲罪，把更多的群眾動員起來的作用。于是各街道中心隨即都扎起了“皇位臺”,臺上都供起了光緒帝的牌位，牌位上幾行大字十分令人注目，其形式如下：

在這個“皇位臺”的兩側(cè)，還樹起了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文官下轎”,下聯(lián)是，武官下馬”。
這種供奉光緒皇帝牌位的形式，立憲派原想借以防止群眾的行動越軌；結(jié)果卻起了保護群眾的作用，因為這種形式，使保路斗爭完全合理合法，剝奪了反動統(tǒng)治官員們一切誣蔑和反對的借口。
8月25日，即成都罷市開始的第一天，趙爾豐派府縣官員親到街上召集商民勸諭開市，但是商民們都“一哄而散”^[10]。川督趙爾豐雖以兇悍著名，但當時省城兵力單薄，而且他還顧慮到警察、新軍都是本省人，難免有“眷懷桑梓之念”,“欲其捍衛(wèi)盡力，實難憑信”^[11]。在這樣群眾運動的威力面前，他不敢輕舉妄動，只得一面向清廷報告求援，一面封鎖消息。
成都一罷市，各縣留省人員即“雇快馬捷足走告本埠”^[12]。溫江、華陽、灌縣、郫縣、簡州、漢州、雙流、新繁、新津、新都、崇寧、崇慶、金堂、什邡等處，凡是先得到消息的地方都一齊罷了市；接著潼川府、嘉定府、敘州府、資州、重慶府等處也紛紛響應。江上各船戶也“俱相率罷工”,使水上交通癱瘓^[13]。到9月7日南至邛雅，西迄綿州，北近順慶，東抵榮隆，“千里內(nèi)外，府縣鄉(xiāng)境，一律閉戶”^[14]。風潮開展得如此迅速和猛烈，是清政府的反動官僚們預料不到的，也是溫和的立憲派紳士們所不敢設想的。
各市縣罷市開始后，新繁、崇慶、彭縣等地發(fā)生搗毀巡警署、經(jīng)征局的事件，四川人民逐漸掙脫了立憲派的精神桎梏，直接行動起來了。
四川人民的斗爭，反映到清政府中，引起內(nèi)閣意見分歧。度支部大臣載澤、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以及端方、瑞澂等人是力主“嚴拿首要，格殺勿論”的。例如，盛宣懷在8月26日(七月初三)致趙爾豐的電中便說：“要脅罷市、罷課即是亂黨。湘粵初亦如此，經(jīng)告示嚴禁，有‘格殺勿論’字樣，乃能相安無事?！c六月初六日電旨：‘倘敢抗違，即將倡首數(shù)人嚴拿懲辦，以銷患于未萌’等因，欽此。罷市、罷課倡首數(shù)人，一經(jīng)嚴拿懲辦，自可息事寧人。”^[15]
但是，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有矛盾。內(nèi)閣奕劻，認為載澤有覬覦自己地位的野心，所以對度支部事事加以掣肘，而鐵路借款問題，度支部和郵傳部是緊密聯(lián)在一起的。站在兩派爭奪權力之間的攝政王載灃，又中心無主。因此，清政府在對付川人罷市問題上，一段時間內(nèi)，舉棋不定。
成都的趙爾豐，面對全省罷市怒潮，焦灼不安而又束手無策。成都將軍玉昆原是奕劻的親信，是附和奕劻，反對載澤、盛宣懷的。他對趙爾豐的行動起著牽制作用。趙爾豐從玉昆身上看出內(nèi)閣中意見分歧，再看到立憲派掌握下的股東紳士們還能和他合作，并無滋擾情形，罷市罷課的人民，也還沒有大舉暴動，所以他雖感到局勢的危岌，但總不敢立即采取鹵莽的鎮(zhèn)壓行動。反之在罷市開始以后，他還屢次代奏申述股東會及川人意見，要求轉(zhuǎn)圜的辦法。8月28日，他又與成都將軍玉昆及各司道會銜代奏，請朝廷將川路“準予暫歸商辦”,“將借款修路一事，俟資政院開會時提交決議”^[16]。因此這期間立憲派對他仍充滿著依賴的心理。
罷市后的第五天，即8月29日晚上，趙爾豐派遣官員與蒲殿俊磋商補救辦法，蒲殿俊認為省城不會有危險，“所恐者惟外邑耳！”由此，可看出到這時以蒲殿俊為代表的一派紳士們的態(tài)度，仍然是在防止暴動，走合法爭路的道路。即他們自稱的“文明爭路”。
8月31日，罷市后的第七天，蒲殿俊、羅綸等人按照趙爾豐的要求，發(fā)起成立了以防止暴動為目的的“官紳商學界聯(lián)合維持會”。羅綸說：“維持者，系維持罷市時間無生他變”,希望官紳之間“化除意見，如同舟共濟”。但是維持會剛成立，成都街上出現(xiàn)了“招貼”:“對于維持會不無懷疑”,譴責立憲派“討好官場”^[17]。
從8月30日到9月5日這幾天中，以盛宣懷、端方、瑞澂為代表的極端反動勢力與為破約保路而起來的四川人民群眾之間的斗爭，越來越接近短兵相接的階段。川督趙爾豐和騎虎難下的立憲派首領們在這股激流中間，時起時落地翻騰著，兩者之間的關系時近時遠地變化著。端方、盛宣懷等痛恨趙爾豐“庸懦無能”,不能“嚴行鎮(zhèn)壓”;他們已計劃著派重臣入川查辦，“并治趙爾豐以應得處分”。8月28日，端方嚴參了趙爾豐的“撫馭無術”。瑞澂也跟著參劾了趙爾豐的應付失策。8月30日，趙爾豐受到“倘或辦理不善，以致別滋事端，定惟該督是問”的申飭^[18]。同日，趙爾豐收到載澤、盛宣懷把持下的內(nèi)閣兩封電報，表示查款、收路的政策，決不改變，并決不交資政院與諮議局去討論。四川人民得知這些消息后，異常激憤，包括立憲派人士在內(nèi)，也感到幻想的破滅。在人民群眾的推動下，他們的態(tài)度也強硬起來。9月1日上午舉行的股東會，通過了不納正糧，不納捐輸，不買賣田房，不認外債分厘。上項決定除由諮議局呈資政院外，并通告全國。這個決定對清政府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因為四川的歲入，除供本省政費外，還協(xié)濟滇、黔、新、甘、藏等省區(qū)，四川動搖，西南半壁都要受其影響。在這樣危局面前，趙爾豐聯(lián)合將軍玉昆及各司道于9月1日反過來參劾盛宣懷爭路釀變，要求罷斥盛宣懷，勿任郵傳部操縱路政，以弭禍亂。趙爾豐敢于參劾盛宣懷是由各種因素造成的?？辜Z抗捐的群眾聲威，玉昆的支持，都是重要的原因，除此而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時英駐成都領事，也以四川人民的“民氣固結(jié)為慮”,致函趙爾豐愿“代籌轉(zhuǎn)圜之法”^[19],趙爾豐于8月30日專門上了一道奏折報告此事。但是當時的清政府把借債賣路作為“續(xù)命湯”,結(jié)果還是盛宣懷、端方的主張占了優(yōu)勢，趙爾豐與玉昆的參奏，再一次受到“倘聽其借端滋事”,“定治該署督之罪”的嚴厲申飭^[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