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發(fā)展的鼎盛時期是宋代，這一時期地處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qū)文人學士的文化活動、學術思想、學校和書院也至為發(fā)達。創(chuàng)立了在歷史上頗有影響和地位的學術流派，涌現(xiàn)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學者、思想家和教育家，留下了大量的綿延千年的書院學堂，文化成就蔚為壯觀。
宋代學術思想和文化教育的興起是各種因素促成的。宋朝的統(tǒng)治者是在中國近二百年的分裂割據(jù)基礎上建立的，鞏固統(tǒng)一和加強中央集權是統(tǒng)治者面臨的主要問題，其中對文化教育的政策是其總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宋太祖實行釋兵權和以文制軍的策略，加強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因此，確立了重文的政策。重整封建綱常倫紀，提倡尊孔崇儒的政策，推動了學術思想的研究，同時帶動了教育的發(fā)展；提倡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為新的學術思想的繁榮提供了條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宋代安定統(tǒng)一的社會環(huán)境，為學術思想、文化教育的發(fā)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湖北地區(qū)北宋時期著名的士大夫學者是安陸籍的進士宋庠、宋祁兄弟，時稱“二宋”。宋祁與歐陽修合修《新唐書》,在正史中第一次加進了《兵志》《選舉志》和《儀衛(wèi)志》,為以后的修史開了先河。著名文學家兼史學家歐陽修雖祖籍并非湖北，但與湖北有很深的關系，他的大半生是在湖北隨州度過的。大文豪蘇軾的一生與湖北也緊密相聯(lián)，他在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被貶到黃州，在貶職黃州的多年中，他游歷了湖北的許多山水，為我國文壇留下了傳頌不衰的詩歌和散文。
隨著學術思想的興起以及名人學士的涌現(xiàn)，湖北地區(qū)的書院在宋代紛紛興起。書院這種文化教育形式是繼先秦私學和兩漢精舍之后的又一種私學組織形式?！皶骸敝鹩谔拼?，最初是朝廷收藏和?？眻D書的地方，在當時還只是新型教育體制的萌芽。后又經唐末五代戰(zhàn)亂，書院遭到很大毀壞。宋初，統(tǒng)治者的重文政策主要放在科技上，而對教育注意不夠，因而民間的書院重新興起，并適應文化教育的發(fā)展而蓬勃發(fā)展起來。湖北地區(qū)的大多數(shù)州縣這時都興辦了書院，學校也先后建立。武昌縣設立南湖書院，書院供奉二程、朱子等著名學者之像于書齋。荊門有東山書院，嘉魚有義學書院，公安縣有竹林書院，江陵縣有南陽書院，黃岡有河東書院，蒲圻縣有新溪書院等等。書院的興起，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同時也刺激了科舉制的發(fā)展。宋代湖北科舉人才也涌現(xiàn)出不少，這批人反過來又為湖北的文化發(fā)展做出貢獻。元代湖北的書院和學校得到較大發(fā)展，共有書院二十三所，其中武昌位列第一，共有六所，書院大多講授程朱理學。明朝初年，書院寂寥，到中葉后開始復興。嘉靖以后，由王守仁、諶若水等著名理學家倡導私人講學，書院開始繁榮起來，湖北地區(qū)先后共建書院七十八所。到清代，清統(tǒng)治者為了加強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將書院納入官學軌道。湖北地區(qū)清代最著名的書院是武昌的江漢書院(明朝萬歷年間創(chuàng)建),歷任山長皆為當時的飽學之士。清代湖北新建書院共有一百二十三所。到清光緒年間，書院即改為學堂。
湖南在學術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相對沉寂多年之后，于宋代開始煥發(fā)出蓬勃生機。原因固然很多，但一個很直接的原因就是書院的興起，使湖南的學者走出了一條嶄新的路子。講及宋代湖南的學術成就和文化教育成就，就不能不述及湖南的書院。
北宋時期，湖南也興起了近十所書院，然而只有岳麓書院著稱于當時，而又揚名于后世。岳麓書院座落在湖南善化縣(即今長沙市)西邊風景優(yōu)美的岳麓山下。岳麓山原是佛教活動之地，有不少佛教建筑。宋太祖開寶九年(976)潭洲太守朱洞采納彭城人劉鰲的建議，在此建立最初的書院，設講堂五間，書間二十五間。后朱洞離任，書院曾一度冷落，公元999年潭洲太守李允則重興并擴建書院，使書院頗具規(guī)模，并形成基本規(guī)制。書院包括講學、藏書、供祀三個組成部分，以及設置學田，提供教學經費。1012年，由山長周式呈請州守劉師道加以擴建，使岳麓書院在院舍規(guī)模、從學人數(shù)上都比以前有很大發(fā)展。宋真宗對岳麓書院也頗為關注，曾親自召見周式，并要留他在宮中講學，被周式婉言拒絕。宋真宗為岳麓書院題寫匾一塊。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政府開始興辦官學，在官學的沖擊下，書院遭到較大摧折，有一些書院變?yōu)楣賹W，有一些書院則被廢棄。1097年朝廷下令廢棄岳麓書院，將其改為鑄鼓場。湘陰尉朱輅以“鄉(xiāng)校不可毀”為由，堅決反對，加之岳麓書院名氣太大，朝廷也就網開一面，使書院得以保存下來，并被納入“潭州三學”的體制中，實現(xiàn)和官學的合而為一?！疤吨萑龑W”與“三舍法”同一性質，即把學生分為三個等級，每一個等級考試合格，結業(yè)后依次升入高一級深造，分別為外舍、內舍、上舍，上舍最高。岳麓書院為最高等級的學府，即上舍、官學和書院的學生都可參加考試，合格后升入岳麓書院。
1131年，在北宋滅亡四年后，岳麓書院毀于戰(zhàn)火。1165年，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的劉琪再建書院，并有所擴建。尤其是他病危時委任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教岳麓書院，使書院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自此之后，書院群賢畢至，人文薈萃，人數(shù)達千人之多，岳麓書院成為湖南學派活動的基地，奠定了湖湘學派的基礎。使其在學術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都進入鼎盛階段。
北宋是理學興起的時代，宋代湖南的理學形成了一個具有獨特學術主張的學派，即湖湘學派。湖湘學派興起的背景是宋朝時期經濟文化的長足發(fā)展，尤其是南宋年間，湖南成為朝廷的糧倉，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使這里成為獨立的小工商業(yè)城市，湖湘學就深深植根于湖南這塊土壤上。
湖湘學派的思想淵源應是多方面的，它不僅有湖南理學代表人物周敦頤的先驅開拓之功，也有開湖湘學之端的胡安國、胡宏之師孫復的創(chuàng)建之勞，還有開岳麓書院之先的朱洞、陶岳和周式等人為湖湘學派所培養(yǎng)的學術人才，對學派形成起的推動作用?！耙虼?，湖湘學派是諸多成份的養(yǎng)料把它逐漸潤澤滋生出來的學術群體”(楊金??《湖湘學源流論》)。
湖湘學派的首倡者為胡安國。胡安國為北宋哲宗時期進士，曾任湖南學事，但它主要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學術研究和講學上。他在政治上提倡革新朝政，清除腐敗，尤其是主張抗金復仇，收復失地。胡安國的政治立場和態(tài)度對湖湘學派產生了較深的影響。在為人處世方面，他重操守、講忠信，不趨炎附勢，一生屢遭打擊，卻安貧樂道。胡安國之子胡宏則是湖湘學派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他在理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上獨樹一幟，提出了性為宇宙本體，性是宇宙萬物的根源的哲學本體論思想。他認為，“性具萬理”,而不是程朱的“性即理”。在人性論問題上，他認為，性無善惡。這是一種人性平等論，與傳統(tǒng)的等級結構論是相對立的。在天理人欲問題上，他把天理人性統(tǒng)一于性中，反對離開人欲談理，理欲本為一體。胡宏的思想中還有唯物主義的傾向，他主張道不能離物，名不能離實，在哲學上反對正宗理學唯心主義的傾向。他的這些理論上的合理性傾向，為湖湘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陳谷嘉主編《岳麓書院名人傳》,湖南大學出版社)這些思想在當時確實為人所未聞。胡氏父子在講學中還創(chuàng)立了獨特的學風，給湖湘學派以很大影響。這些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志學求道，不計利碌；其二是關心現(xiàn)實，注重經世；其三是刻苦治學，博取精守；其四是尊師重道，相互砥礪。(參見朱漢民《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教育科學出版社)
胡宏之后對湖湘學派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是張栻。張栻自幼攻讀經學，后來師從胡宏，在胡宏諸弟子中造詣最高，被胡宏稱為“圣門有人，吾道幸矣”。張栻的學術造詣實際上已超出胡宏，見解更高一些，又更務實一些，把湖湘學派發(fā)展到一個新階段。后來他接受了劉琪的推薦，主教于岳麓書院。在胡安國父子主教衡鹿書院的過程中，已經基本上形成自成體系、獨具特色的學術思想。又通過書院講學，在書院中形成了一個政治傾向、學術思想一脈相承的學術群體。這些思想和這個群體經張栻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形成為完整的“湖湘學派”,又稱“湖南學”。
張栻在岳麓書院主教期間，把教學與學術研究融為一體，使書院成為湖湘學派的基地。張栻在岳麓書院研究學術思想，使湖湘學派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開拓和系統(tǒng)化，同時也在岳麓書院形成一個學術思想相近的大規(guī)模學者群體，使湖湘學派的規(guī)模、成就和影響都有了進一步的擴大，發(fā)展到它的全盛時期。(朱漢民《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
張栻在學術思想上也把湖湘學派引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繼承胡宏的性為宇宙本體的哲學思想，但他還進一步把“性”與當時作為宇宙本體范疇的太極統(tǒng)一起來，他認為二者從根本上講是一致的。他還進一步否定了胡宏的性無善惡論，提出“純粹至善”的絕對性善論。這種理論雖然是為了敦促人們成為謹守封建道德的圣賢，但它承認人的道德能力無等級差別，否定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張栻的認識論是以“知行互發(fā)”為特點的。他認為，知與行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認識和實踐的相互影響，貫穿于認識的全過程。張栻在學風上主張重踐履的務實精神，反對離開實際說空話，主張經世致用。并從道德實踐的角度對義利之辯作了新的概括。張栻對待學術思想觀點是融合眾家之長，不偏一說。因此，各地著名學者多來岳麓書院進行學術交流。1167年，著名理學家朱熹來潭州岳麓書院訪問張栻，交流學術思想，成為岳麓書院史上的一件盛事。它對岳麓書院日后的發(fā)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對朱、張二位學者學術思想的發(fā)展也有重要意義。
朱熹在長沙住了兩個多月，雙方就關心的學術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朱熹還在書院講學，吸引了上千聽眾。他們討論的內容主要有中庸主義。通過討論，朱熹逐步接受了張栻的觀點。會講之后，朱熹一直與湖湘學派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往。張栻逝世后，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即著手振興岳麓書院。他聘請了書院的講學職事和學錄，增加了學生，并頒布了正式的學規(guī)，還置田五十頃，供書院祭祀及師生俸廩，或扶助貧困學生。他還親自在書院執(zhí)教。朱熹通過講學和授業(yè)弟子，對湖南地方書院的教育和傳播學術思想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教育思想和教學主旨上，張栻也為后世的教育開了新篇。張栻在擔任岳麓書院主講、同時書院重修落成之時，他作了《岳麓書院記》一文，對辦學方針和指導思想作了綱領性的闡發(fā)。首先他反對科舉利祿之學，以培養(yǎng)傳道濟民的人才為其指導思想；其次，他反復強調求仁的重要性，認為興辦書院，倡導教學，就是為實現(xiàn)“求仁”,以培養(yǎng)人才。同時應在應事處物的道德實踐活動中求仁。自張栻以后，岳麓書院歷屆山長都奉行培養(yǎng)經世致用的人才，反對單純追求科舉取士的辦學宗旨。直到岳麓書院最后一個山長即清朝末年的王先謙，仍然堅持辦學傳統(tǒng)，反對書院成為科舉的附庸。
南宋末年，蒙古兵南下，兵圍潭州，岳麓書院諸生在嚴酷的抗元斗爭中，十分鎮(zhèn)靜，堅持讀書。戰(zhàn)爭激烈時，他們放下書本，參加守城戰(zhàn)斗，絕大部分學生都在這場守城斗爭中壯烈殉國，表現(xiàn)出極大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忠貞的民族氣節(jié)，反映了湖湘學派愛國主義教育的深刻影響。南宋之后，湖湘學派不得再傳，書院變?yōu)閺U墟。作為一個學派性質的湖湘學派，雖然只存在于南宋時期，但它的學術流風卻長期留存下來，形成為后世的湖湘文化。
元代岳麓書院經兩次重修后，仍然影響海內。元末戰(zhàn)亂，書院再遭破壞。明初倡導科舉，并把科舉與學校聯(lián)系起來，因而官學興盛，書院冷落。明中葉再次振興一時，學術思想也有新的發(fā)展。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及弟子到岳麓書院講學，使當時幾近沉寂的書院又煥發(fā)了生氣。王陽明的良知之學一度成為岳麓自由講學中的課題。同時明代著名的東林學派也來岳麓講學，自由講學風氣大開。各學術派別相互切磋，學術思想相互融合，同時湖湘學派仍被尊為岳麓的學統(tǒng)，王學也因此得到了改造，這些都是岳麓學院歷史上的新篇章。
清朝對書院采取的政策是逐步將其引向官學化。官學化的結果是書院得到了穩(wěn)定的經費和地方官府的支持，但同時也使書院自由講學和研討學問的內在精神喪失殆盡。不過由于岳麓學院有理學傳統(tǒng)的深刻影響，因此仍很重視傳習理學，只是這時的理學已陷入空疏僵化。隨著乾嘉學派的興起，書院又有了漢學的研究和傳播。由于書院的官學化，教學內容基本上是為適應科舉考試而設。因此，不滿意這種教學宗旨的湖南巡撫吳榮光在書院內創(chuàng)湘學校經堂，成為研習、課試漢學的一個地方。后將校經堂獨立出來改為校經書院，校經書院開始向近代學校過渡，增添了自然科學的課程。校經書院秉承岳麓書院的教育風氣，要求學生把通經、經世和事功結合起來。這對湖南知識分子參與改良維新運動起了很好的開啟作用。當維新運動興起之時，校經書院成為維新運動的宣傳陣地。隨著維新派人士改革教育呼聲的高漲和維新派人士在長沙創(chuàng)辦時務學堂，與書院形成對立時，書院的落伍和退出教育陣地已成為歷史的必然，雖然有固守舊制，不愿改良的保守派重重阻撓，但歷史的潮流已不可抗拒。于是，1903年新任湖南巡撫趙爾巽到任后，立即主持進行了書院改制，把岳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并將原高等學堂(即時務學堂——求實書院——湖南高等學堂)并入其中，至此延續(xù)近千年的岳麓學院走上了近代教育的軌道。
岳麓書院造就的湖湘學派人士，將書院的學術和風氣代代相傳，而受湖湘文化滋潤培養(yǎng)的一代代士人學子又影響甚至左右著中國歷史的發(fā)展，成為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從明清以來，湖南地區(qū)一改此前沉寂的狀況，人才輩出，形成為具有湖湘特色的人才群體，對湖南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人才群體中的第一人當首推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因晚年隱居于衡陽的石船山，被學者們稱為船山先生。他是歷史上著名的學者，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與黃宗羲、顧炎武齊名，被稱為清初三大儒。1638年，明崇禎十一年，他二十歲時就讀于岳麓書院，受到書院經世致用學風和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影響，對他以后學術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1644年，王夫之從書院肄業(yè)赴武昌鄉(xiāng)試考中，當時正值明末農民大起義，明朝統(tǒng)治岌岌可危，明統(tǒng)治者無力鎮(zhèn)壓起義，也無力阻止清軍入關，終于無可挽救地覆滅。王夫之為抗清扶明奔走呼號，也曾組織起義軍抗清，但都無法挽回明王朝的敗局。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追求寄托在研讀經籍上。他發(fā)奮鉆研，潛心著述，總結明亡的經驗教訓，以警后世。
王夫之的學術思想中吸收過不少古代和同代人的思想精華，但對他思想影響最深遠的還是湖湘學派的學術傳統(tǒng)。這種影響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他的思想是湖湘學派學術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二是湖湘學派的學術思想是王夫之學術思想的重要理論來源(陳谷嘉主編《岳麓書院名人傳》湖南大學出版社)。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其一，在人性論和理欲觀中提出了“理寓于欲中”,“理欲皆自然”的新學說，得出了性即生理的自然人性論的結論。這種思想是從湖湘學者胡宏那里繼承來的；其二，湖湘學派的知行觀在王夫之手中得到繼承和發(fā)揚，張栻曾同意程朱的“知先行后”,王夫之則提出“知行始終不相離”;其三，王夫之承襲湖湘學派經世致用的觀點，對傳統(tǒng)的經學和理學所作的精辟的分析和總結，正是為了找出理學的弊端和不足之處，為社會提供實用的理論武器。
王夫之是開啟中國近代思維活動的偉大思想家，他一方面總結了宋明理學，對理學心性作了細致和透辟的論證，提出“氣者理之依”的唯物主義自然觀，達到我國古代唯物主義的最高水平。在辯證法思想方面，他提出了“日新之化”的觀點，肯定天地萬物是時刻變化更新的；在認識論上，他肯定物質實體為第一性，認識作用為第二性，另一方面，他高揚了中國歷史意識的長久傳統(tǒng)，并把它提到了哲學高度，即“理勢合一”的歷史觀。他肯定歷史是進化的，并探討了歷史的規(guī)律，提出了歷史的固有規(guī)律和歷史的必然趨勢是相互統(tǒng)一的思想。
王夫之的思想給后世湖南的知識分子以極大的影響，自清朝晚期開始，許多進步的思想家、改革派都從他那里汲取思想養(yǎng)份，使湖南成為近代史上改革和革命都走在前列的地區(qū)，這與王夫之的思想的巨大影響有著直接的關系。唐才常、譚嗣同都是王夫之的崇拜者，譚嗣同還以王夫之的繼承者自命。辛亥革命時期的宣傳家?guī)缀醵际怯蓯圩x《船山遺書》,從闡揚民族大義出發(fā)而步入革命征途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蔡和森、毛澤東等人青年時代也研讀過王夫之的著作。(饒懷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結構及其特征》,載《湖南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近代史上改良主義的重要代表馮桂芬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中興將校，什九湖湘。”這是很切合當時實際的。
近代湖南的先進知識分子和經世緯國之材大部分是本身出自岳麓書院，或者是受湖湘文化和王夫之思想影響很深的知識分子。如中興的將相有賀長齡、陶澍、曾國潘、胡林翼、郭嵩燾、左宗棠、羅澤南；近代思想先驅者有魏源、唐才常、譚嗣同、楊昌濟等等。這批人活躍于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學術思想等各個領域，成為近代史上的顯赫人物，岳麓書院大門上的一幅楹聯(lián)“惟楚有材，于斯為盛”,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