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代新左翼批評家。主要著作有：《詩學命題與批判教義》（PoeticStatementandCriticalDogma，1970），《自我作對的文學》（LiteratureAgainstItself：IdeasinModernSociety，1979）。
格拉夫60年代曾參加新左派運動，但他的左傾很大程度是在思想理論方面。他看不慣新左派花里胡哨非理性的反文化狀態(tài)，而對早期的左翼批判家和紐約批評家從事的傳統(tǒng)道德和政治文化方面的文學批判給予肯定。他一直猛烈抨擊文學批評領域的形式主義傾向，認為“新批評”和神話批評把文學作品僅僅視為有機統(tǒng)一、自足自律的文本結構，然而文學還有陳述事實、傳授知識、提倡道德和信仰，并進行價值判斷的一面；文學批評有內在的一面，但外在的批評也同樣需要，文學必須面向社會現(xiàn)實、歷史、政治、倫理和道德。
會現(xiàn)實、歷史、政治、倫理和道德。格拉夫在其最為文壇矚目的論著《自我作對的文學》中，對迄今為止文壇上曾經流行和正在流行的各種批評思潮作了毫不留情的質詢。格拉夫明確重申：“文學思考不能脫離社會的和道德的思考”，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在重復一個古老的文論命題，可是，如果考慮到形式主義的“新批評”對幾乎兩代人的影響，考慮到戰(zhàn)后這幾十年來，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以及讀者反映批評、精神分析批評、語言學、解釋學等基本上跳不出形式主義的狀況，可以想見，格拉夫重申和堅持這個古老的文論命題需要多大的勇氣和理論功力了。
格拉夫對于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區(qū)別也有他與眾不同的理解。他認為，“現(xiàn)代主義小說，除了極個別的例子以外，絕大多數并不像現(xiàn)代主義的理論表述所說的那樣，并不全是一種主觀化、個人化的經驗，并不全是與公開的、客觀世界的理性話語相對立的一種內在意識的表現(xiàn)”，相反，“后現(xiàn)代的小說，倒是趨于將這種現(xiàn)代主義理論邏輯推向極端，以至于我們看到一種完全與客觀現(xiàn)實隔絕的主觀意識，它自己甚至都不意識到它的這種隔絕”。格拉夫對后現(xiàn)代小說“不能或拒絕與社會現(xiàn)實保持聯(lián)系”的傾向給予極其嚴厲的批判。他認為，這些后現(xiàn)代小說，沉溺于意志無邊的杜撰自由之中，讓作家不要對客觀真實的標準負責，而且使這種做法顯得無足輕重，說起來是尊重文學，實際上是把作家所說的及其對生活的態(tài)度，統(tǒng)統(tǒng)都看得無所謂。他指出，戰(zhàn)后幾十年來寫作危機的根源，就在于作家對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拿不出看法，而這種狀況，用文學無須提供看法、作家不必了解社會也會成功等說法去遮掩，已經長久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