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荽酥袊?，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荽司?，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無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丑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 欲玉女，是用大諫。
《民勞》是勸告周厲王安民防奸的刺詩。厲王是成王七世孫，為政暴虐，徭役繁重，人民不堪其苦，終于起來造反，厲王出奔于彘 (今山西霍縣),國人推共伯和行天子事。這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厲王政權(quán)行將顛覆時動亂的社會現(xiàn)實。
對于《民勞》詩旨，歷來眾說紛紜，以漢學為代表的“刺王說”和以宋學為代表的“戒同列說”莫衷一是。清人姚際恒《詩經(jīng)通論》認為：“《小序》謂‘召穆公刺厲王’,《集傳》謂‘乃同列相戒之辭’,亦是； 但云‘同列相戒’稍寬泛。今合兩家之說，當云： 召穆公刺厲王用事小人以戒王也?！苯Y(jié)合時代背景解析全詩，可見此說較前人更為公允全面。
區(qū)別于《大雅》以“賦”鋪敘的常見手法，《民勞》的重章疊句在體例上更近《國風》,《小雅》。詩人的主觀情緒抒發(fā)不是順時性遞進發(fā)展，從而表現(xiàn)出較為豐富的層次，區(qū)分出較為動蕩的起伏； 而是就一簡明而強列的典型情緒反復詠嘆，三回九轉(zhuǎn)，只變換個別詞句，而各章基本體式保持不變。《民勞》五章，章十句，句四字，十分整齊。章法謀篇上有固定格局： 每章為一獨立單元，“詩起四句說安民，中四句說防奸，唯末二句輔成君德，……每章皆然，特各變其義以見淺深之不同”(《詩經(jīng)原始》)。
各章皆以“民亦勞止”的深重嘆息起句，繼而提出但求能得“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的微薄要求。這種安排深見作者用心良苦，“開口說‘民勞’,便已凄楚?！嗫尚】怠?亦安于時運而不敢過望之辭。曰‘可’者，又見唯此時為可，他日恐將不及也； 亦危之辭”(《詩經(jīng)通論》)。各單元開篇時這種反復渲染使整章籠罩于一種凄涼哀婉的氣氛之中，五章并舉，這種氣氛彌慢了全篇，奠定了《民勞》之歌的憂憤基調(diào)。三、四句反復強調(diào)“惠此中國”、“惠此京師”、明安綏四方，保民而王的重要性，承上啟下，翻進一層。濮一之認為：“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嚴粲之說基本與濮氏相同：“國以民為本，民勞則國危，今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乎？京師諸夏之根本，愛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這兩家的分析比較切當?shù)赝评[出惠愛京師與保民的邏輯關(guān)系，深得詩人用心。每章中間四句變化不大，卻極盡筆力：“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以謹惽怓，以謹罔極，以謹丑厲，以謹繾綣),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無俾民憂、無俾作慝、無俾正敗、無俾正反)?！睆摹对娦颉烽_始，漢學、宋學、清學歷代經(jīng)學大家都以此四句為全詩詩核，由此入手，深入闡發(fā)，探究詩意。方玉潤的分析頗具代表意義：“中間四句反覆提唱，則其主意專注防奸也可知。蓋奸不去，則君德不成，民亦何能安乎？ 故全詩當以中四句為主”,(《詩經(jīng)原始》)。在這四句中，仍有主次之分，“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兩句通貫五章，未變一字，是核中之核。姚際恒認為：“王所用之人，必陰為詭隨以惑上意，而實為寇虐以害生民，戒以無縱之而式遏之，每章皆提唱此二句，則其意最重乎此可知也”(《詩經(jīng)通論》)。具體剖析可見，“縱詭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寇虐”的肆無忌憚。朱熹《詩集傳》釋“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進而闡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quán)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良之人止，然后柔遠而邇，而王室定矣。”嚴粲的分析比朱熹更銳利一層，他認為“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隨從之，此奸人也?！辈⑿蜗蠖氈碌毓蠢粘鲆环庪S奸人陽奉陰違、盍君惑上直至顛覆國邦的險惡圖景：“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為良善； 不知其容悅?cè)?，皆為自利之計，而非忠于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茍喜春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quán)位尊重得，往往樂軟熟而憚?wù)?，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為患也?！边@就從詩追究到史，從“詭隨”、“寇虐”的表面現(xiàn)象開握到昏君不明、縱惡為虐、涂炭生靈的實質(zhì)，發(fā)詩人所不能發(fā)，言詩人所不敢言，抓住了四句詩核的主旨。每章中間四句于平穩(wěn)之中顯示變化，屢屢申詠，反復強調(diào)而不使人感到說教的乏味。單就“詭隨”者情狀一例來看，作者就用了“無良”、“惽慨”、“罔極”、“丑厲”、“繾綣”等詞從不同角度進行刻劃，不一而足，淋漓盡致。最后用“繾綣”一詞尤春是神來之筆，姚際恒不禁對此稱絕：“‘繾綣’字妙。小人之固結(jié)其君，君之留戀此小人，被二字描摹殆盡?！边@種以形象訴諸人，以情感訴諸心的手法正是典型的詩歌特質(zhì)，即使本詩是諫章的內(nèi)容、比較刻板的《大雅》形式、也畢竟區(qū)別于同時期的歷史散文，流露出鮮明的愛憎之情，詩人的主觀傾向活潑潑地跳蕩于詩中。每章最末兩句各不相同，卒章顯其義，明言正告。“各章上八句皆一意，而以承接見變換； 唯末二句則每章各出一義，此則正告之，望之以遠大也”(《詩經(jīng)通論》)。具體到各章來看：“始則正告之以‘柔遠能邇’,乃可以定王室。繼則姑誘之以無棄前功，乃可以成王休。三則不徒遠惡，尤當親近有德，而威儀始固。四則‘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女身雖微而所系甚重，不可不謹，蓋深責之之詞也。五則‘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言五將以女為材而實重之，吾用是器女而有所規(guī)諫焉”(《詩經(jīng)原始》)。這五章的“正告”明了切實，著眼點自大而小，自遠而近，瞻前顧后，思慮備至。第一章從空間的遼闊著想，提醒君王要安撫遠方，親善近邦； 第二章從時間的悠遠著想，提醒君王要繼承祖業(yè)，莫忘前賢； 第三章從禮法立身立國的重要性著想，提醒君王要保持威儀，親近有德； 第四章方及君王本身，詩人以老臣身份進言，獻上諄諄教誨、殷殷希望。至于第五章的“正告”,歷來歧義較多，宋以后的經(jīng)學家常解為諫君勿貪女色而誤國 (如《詩經(jīng)原始》,引文見上。) 而《詩序》認為“好者者，臣說君也。”按照這種傳統(tǒng)說法，原文應(yīng)斷為：“王！欲玉女?！币饧础巴鹾牵蚁霅圩o你！”放在卒章末句的位置似乎更為確當有力，以千鈞之勢棒喝一聲，冀望君王醍醐灌頂，幡然悔悟。以這樣的筆力，才能收住全篇，單以諫君遠色而言，末章力量似乎銷弱一些。因此本文從《詩序》之說。
《民勞》一詩重章疊句、卒章正告的結(jié)構(gòu)在《大雅》中不多見，具有較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