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官修志書的成就
清代方志史學依然興盛，云南官修省志主要有如下代表之作。
康熙《云南通志》三十卷，首一卷。題范承勛等修，吳自肅、丁煒纂。此書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修成呈進，次年雕版。分三十門，大都錄自天啟《滇志》及《滇志》補遺數(shù)卷，用力甚少，僅只保存舊文而已。
雍正《云南通志》二十卷，首一卷。題鄂爾泰等修，靖道謨等纂。與康熙《元年通志》相校，十之八九相同，稍有增損，只《大事沿革考》補“康熙志”以后的事?？赡苁菫榱吮苊馕淖知z之難。
道光《元年通志》二百一十六卷，首三卷。題阮元、尹里布等修，王松、李誠等纂。此書始纂于道光六年，成稿于十五年(1826～1835)。其書體例整齊，詳略適當，明清兩代云南省志今存十種，這是編寫得最好的一部，因為前此纂修，只是錄取舊志略加刪補，而這部書則用力最勤，不是那種奉行故事，潦草塞責的志書可比的。其書門類雖多仍舊貫，而收錄事跡，稱引條舉，多足征信，且各門互注，少有復出歧異之弊，較之前志豐實，其層序也井然可觀。較以前云南志書，分量大增，內(nèi)容也十分豐富，是清代云南省志編纂的一大進步。
光緒《云南通志》二百四十二卷，首四卷，附《忠義錄》三十二卷、《忠義備考》一卷、《列女錄》八卷，岑毓英等修，陳燦等纂。此書質(zhì)量不能與道光《云南通志》相比。不過是以道光《云南通志》為底本，補道光志之后的史事而已。
光緒《續(xù)云南通志》一百九十四卷，首六卷。王文韶等修，唐炯等纂。此書體例與分目，有的與道光《云南通志》不同，引書未詳注出處，書名錄于卷首，資料不出前志，只是精簡字句而已，故屬潦草之作。
清代官修志書的成就還體現(xiàn)在府州縣志的修纂更為普遍，除官修和私人編修的省志以外，清代府州縣志的修纂在二百余種以上。清代已設治而沒有現(xiàn)存志書的，除了富州、中甸廳、維西廳、思茅廳、他郎廳、安平廳、大關廳、魯?shù)閺d等外，其他各府州至少有一部志書，多的有五部，這些府州縣志構成清代云南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 個人修志的發(fā)展
王思訓撰《滇乘》。王思訓字疇五，號永齊，昆明官渡鄉(xiāng)人。其所撰《滇乘》今已佚，共二十五卷，其間多綴以詩文，間收詩文舊著為其一大特點。
謝圣綸輯《滇志略》。謝圣綸，號研溪，福建建寧人?！兜嶂韭浴啡兜崆韭浴啡?。前十六卷為《滇志》,后十四卷為《黔志》,各自為篇，《滇志略》的主要內(nèi)容有沿革、山水、氣候、名宦、學校、風俗、人物、列女、物產(chǎn)、古跡、流寓、軼事、土司、種人、雜記等，涉及了云南社會生活和少數(shù)民族等各個方面，書中多附按語，多作議論，也有其親自見聞。
王崧與《云南志抄》。王崧(1752—1837),字樂山，浪穹(今洱源)人，家富藏書，博學強記，中嘉慶己未(1799)科進士。這科的總裁是阮元，見王崧的卷子，大為贊賞，因受知于阮元。出任山西武鄉(xiāng)縣令，提倡教育，罷官后，地方人士留他主講晉陽書院數(shù)年。晚年回云南，適阮元任云貴總督，倡議修省志，即聘王崧為總纂，修道光《云南通志》,志書未成，阮元調(diào)離云南，伊里布繼任，對這部書的體例有所更改，與王崧意見不和，王崧即辭職歸家。李誠繼任總纂后，盡棄成稿而重修。王崧歸家即將所纂輯已成的《地理》《建置》《鹽法》《建置》《鹽法》《礦廠》《封建》《土司》《邊商》數(shù)門匯集一起，由杜允中刊刻，收入《樂山集》,書口刻“道光志抄”。是為王崧的道光《云南志抄》。
師范與《滇系》。師范(1751—1811),字端人，號荔扉，又號金華山樵，趙州彌渡(今彌渡縣)人，清嘉慶辛酉(1801)科舉人，當過安徽省望江縣令，學識很廣，著作甚多。他搜集有關云南的史料分類匯編，成《滇系》四十卷。師范作此書態(tài)度認真，取材廣泛，用力甚勤，保存了不少罕見的資料。
劉慰三《滇南志略》。此書又名《滇南識略》,共六卷，此書仿《黔南識略》體例。《總敘》之后分府、州、廳，從志書簡要錄之，而補道光以后事，有空格待補的地方，如各州縣田、稅、糧之數(shù)，可能準備據(jù)檔冊入錄，尚未完稿。
倪蛻的《滇云歷年傳》。倪蛻，本名羽，字振九，松江人，晚年慕唐劉蛻之為人，易名蛻，自號蛻翁。初從甘國壁入滇，至老，買山于昆明西石鼻村，于此占籍撰述?！兜嵩茪v年傳》十卷，是一部編年類的云南史。其體例仿朱熹《通鑒綱目》,記自遠古以迄清初的云南事跡，以年系事，綱目相從，每年先簡述要事大事為綱，然后引錄有關重要記載為目。這是一本初學云南史的入門好書。在撰錄上，此書也成“一家之言”,如方國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錄概說》中所說：“倪蛻此書，史料繁重，編撰專書，為前所未有之作?！庇终f：“倪蛻此書，編年紀事始自洪皇而止于乾隆元年，所載史事多注出處，前后事跡之安置，頗具匠心，中多考證，亦見其不茍之作。”在史學思想方面，倪蛻此書始終貫穿著“大一統(tǒng)”的主線，全書鮮明地貶抑分裂，褒揚統(tǒng)一，強調(diào)云南應該統(tǒng)一于全國共戴的中央政權之下，因此，書中對南詔、大理政權，一律以地方割據(jù)勢力視之。在云南這樣多民族的地方，編撰歷史強調(diào)“大一統(tǒng)”的思想，對于鞏固邊疆，加強民族團結(jié)，尤為重要。
清代云南史學呈現(xiàn)出繁榮的景象，其最大的特點是地方志的編纂更加成熟，體例宏大，內(nèi)容翔實，無論是省志，還是府州縣志所記史事，都十分具體詳細；規(guī)模上較之前代有大的突破，史書的規(guī)模動輒上百乃至二三百卷，為后代留下了豐富的資料；方志的編纂質(zhì)量大幅度提高，涌現(xiàn)出像道光《云南通志》這樣質(zhì)量上乘的方志。清代云南私人編纂史書的成就令人矚目，私人編纂的史書不僅數(shù)量大大超過前代，而且還具有體例多樣、取材廣泛、考證精詳?shù)忍攸c，在史學觀點上繼承和發(fā)揚了大一統(tǒng)的史學觀，表現(xiàn)了較高的史學素養(yǎng)和史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