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當代著名詩人。原名史成漢，曾用筆名谷風。生于山西定襄縣，遠祖系蒙古族。1943年考入西北大學俄文專業(yè)。1945年初在西安主編文藝期刊《流火》。1955年因“胡風案”被拘捕審查，70年代在湖北干校勞動，1980年平反。20世紀40年代開始發(fā)表詩作，先后出版《溫泉》等多種詩集。

離別故鄉(xiāng)

離別故鄉(xiāng)一向以為，童年活在心靈中，不管想不想它，絕不會棄離自己，它是屬于自己的天地，隨時可以全身心地融入它的境界?？墒沁@一次，主意要好生寫寫自己的童年，卻引起我無限的傷感。童年與我之間，竟然有了前所未有的茫茫的距離。這里說的距離，不是地理學上的可以丈量的含義，它近似疏遠或淡化，是一種心靈上茫茫然的感覺。我遠遠地看到了一個模糊不清的自己的影像，我向它走去，懷著虔誠和信任，可是，不是越走距離它越近，而是越走越遠了，它遠出了淡出了我的記憶。童年像一個燦爛的星座，黃昏（“黃昏”之前，我有意略去“生命”二字）之后，本該它出現(xiàn)，卻無聲地隕落了，就落在自己的心靈上。感到了它以往的重量和光芒，卻很難從心靈上再升起那個完整而美麗的星座，照亮自己的生命。因此我至多只能寫出童年在我心靈上留下的重量和一束束光芒。是的，連1937年10月末，在日本侵略軍的炮火聲中，離別家鄉(xiāng)和親人的情形，我都無法詳盡而清晰地錄寫出來了，這還不令人傷感嗎？

那個晚上。全家人只有我和兩個弟弟跟平時一樣睡覺，其他人都整夜沒有合眼。祖母為父親和我出遠門準備干糧，用文火烙了七八個有油鹽的厚厚的白面餅，有點像西北高原的“鍋盔”，只是略小點薄點。走口外草地的人，上路都是帶著這種經(jīng)吃經(jīng)餓的餅。祖父年青時走歸化城（今呼和浩特），祖母也是烙的這種餅，夠十天半月吃。我還從來沒吃過這種干糧，它的特點就是“干”。揉進油鹽才有點發(fā)酥，否則難以咬動。窮人家烙的餅，只有鹽，沒有油，怕咬不動，烙之前，就把生餅虛切得棋盤似的，吃時掰一塊下來，正好塞滿嘴巴，噙好一會，口水泡軟才能嚼碎，因此十分耐吃。

祖母那天烙了一夜餅，十歲的妹妹幫著她。多少年后，妹妹告訴我，那天晚上，祖母一邊烙餅，一邊默默地流淚，可能想起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已經(jīng)有多少年沒烙過這種干糧。那天祖母烙餅時，油用得很多，隔壁金祥大娘聞到了油香氣。第二天上午，她來我家，一進院就嚷嚷：“哎呀，你家有甚喜事？”聽說我母親把她狠狠剋了一頓。兩個不懂事的弟弟曉得家里烙了油鹽餅，向祖母哭鬧著要，但祖母沒有留一張餅下來。

母親為父親和我準備行囊，她在我上路穿的棉褲襠里，一塊一塊地縫進十四塊銀元。聽說我三舅父在太原坐牢時，母親為他縫囚犯專用的帶有腳鐐能脫能穿的那號棉褲時，就絮進了幾塊銀元，以備急用。

后半夜，祖母叩我的門，她用戴頂針的指頭叩擊門框的聲音特別響（烙餅的同時，祖母還縫補一條狗皮褥子，所以戴著頂針）。上初中以后，我就住在與羊圈為鄰的半間小屋，一向睡得很死，祖母喊我半天才醒過來，“成漢，快起來，你聽，炮響得越來越近啦?！蔽矣猩詠?，還沒有聽到過大炮聲。坐起來，感到一種很悶的聲音，像遠方的雷朝這里滾動，炕有些顫動。

我走到院里，遠方有密集的槍聲，響得很脆，格外令人恐怖，仿佛老天在做噩夢咬牙。父親正兀立在院子里聽動靜。他說：“還遠著哩，多半在忻口一帶，詩人元好問的老家離那兒不遠?！辈痪弥?，父親為我講過元好問的詩。

母親讓我換上遠行的衣裳，恨不得四季衣服全讓我一層層地穿上。穿棉褲時，母親才對我說：“褲襠里絮了十四塊銀元，萬一你和父親被沖散了，你就一塊一塊拆下來花。但不到萬不得已，不要動它。”母親這番話也是說給父親聽的。父親嗜酒如命，花錢多。

父親說：“天一亮就動身。晚了，村里人見到要問長問短。”

當時，全家人或許只有父親一個人心里明白，這一走很難說什么時候能回來。他在縣立初中教史地和語文，天天看報，當然曉得這一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戰(zhàn)爭不同于以往的國內軍閥混戰(zhàn)，那最多不過幾個月，這一回，誰也難以預測。父親近來常常默不作聲，主要由于心情的沉重。

當時，我的頭腦簡單，不理解人世間還有生離死別這種事。我心想，跟父親出去走走，去大地方開開眼界，起碼能進省城太原轉轉，到一個地方躲一陣子就可回來。我連想都沒有想過，一個人怎么可能與自己的故鄉(xiāng)和親人永遠地分離。

那幾天天氣晴朗，凌晨有點寒意，墻角的蟋蟀叫聲開始沙啞。父親沒有穿平常穿的長袍，換成了對襟棉襖，看上去有些陌生，像公義生油鹽店掌柜的老頭。父親右肩頭背著包袱，挺大，我一只手拎著干糧。中秋節(jié)才過了一個多月，家里存的月餅全讓我們帶上了。隔著包袱都聞到“五油四糖”的月餅味，一斤面粉揉進五兩油四兩糖（當時一斤為十六兩）。月餅是我母親親手制作的，她舍得多放油和糖。祖母可從不做這么貴重的吃食，她平時只想盡辦法把活命的高粱面做得有滋有味，用油是一滴一滴用的。

全家人默默地把我們送到大門口。祖母走到我身邊，摸摸我的棉褲，說：“薄了點?！蹦赣H說：“等到穿厚棉褲那時，人還不回來？”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質問父親和我。

父親常出遠門。一家人過去也就是在大門口分手的。什么祝福的美好的話都沒說，全家人面對面地比平時多站了一會兒。父親在前面走，我習慣地在他后面跟著。我憋不住回過頭了眼睛，對妹妹說：“后天我可就在省城了！”要是平時，我這么說，妹妹總要回嘴：“臭閨女不值錢，你和爹是全家的命根子，誰能比！”今天，妹妹仿佛突然長大了，什么話也沒說，兩眼淚汪汪的，她也許在心里還為我能出去走走高興哩。

街巷里沒有一個行人。遠方的炮聲還在悶悶地響著，仿佛不是從空中傳來的，是從很深的地下鬼鬼祟祟地冒出來的。當父親和我快拐彎走進另一條街時，聽見妹妹飛快地跑到我跟前，對我說：“祖母讓你回去一下。”我隨著妹妹踅回到大門口，父親立在街口等著，默默地望著自己的母親和妻子。我看見祖母眼里噙著滿盈盈的淚，但并沒有哭出聲，她的眼窩很深，淚水聚著不易流下來。祖母的眼睛年輕時又大又亮。她用粗糙的手習慣地在我面頰上撫摩一下，說：“快到大屋去，把炕頭上一個包袱帶上。”我心里奇怪，為什么剛才不帶？回到大屋，靠窗口的炕頭，放著個包得方方正正的包袱。我一摸，知道包的是狗皮褥子。其實不用摸也聞得出來。如果是現(xiàn)在，我是絕不會拿的。當時我只覺得祖母生怕我們在路上睡在露天的地里受了風寒。我回到大門口，祖母指指狗皮褥子對我說：“出村之前，不要對你爹說?！彼聝鹤硬豢蠋?。這張狗皮是我家前幾年老死的那條狗的，讓村里劉春毛家鞣制過，毛長絨厚。祖母腰腿患有嚴重的風濕痛，她每年的冬春秋三季都離不開這張狗皮褥子，只有暑熱天才不用它。包袱提在手里覺得很沉，我感到了祖母的厚重的愛。

回到街口，父親可能沉溺在悲傷之中，并沒問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拐彎時，父親還是沒有回頭。他一回頭，一定哭出聲來，他怕傷了母親與妻子的心。我可知道父親的這個脾氣，他的心不硬。要是母親帶我遠行，將是另一番情形。我回過頭，朝祖母和母親大聲地喊：“我走了，我走了！”聲音里沒有一點兒真正的悲傷，沒有就是沒有，我不會作假。半個世紀之后，我才深深悔恨自己那種今生不能原諒的愚稚的行為。祖母和母親站在家門口，像平常一樣，沒有招手，沒有祝福。母親的嗓門大，用哭腔沖著父親和我的背影喊一聲：“過大年時一定回來！”我回過頭喊了一聲：“一定回來！”父親不敢回頭，只把頭低低地垂下來，腳步放慢些。

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種種原因，我再沒有返回家鄉(xiāng)。這原因，本來想不說，考慮再三，還是應當說幾句。50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1955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間，由于成了“反革命”，還是不回去為妥；80年代，父母早故去，家鄉(xiāng)幾乎無親人了，老屋成了廢墟，不愿回去憑吊歷史，今生只想在記憶中保持心靈的平衡。建國以后父親從西北高原回去過兩回，見到了不少親朋好友，卻沒有能再見到他摯愛的母親。祖母已于1943年病逝。

離開故鄉(xiāng)后，父親和狗皮褥子沒有分開過，到1961年他逝世之前，一直鋪在他的身子下面。絨毛早已磨損得很薄很薄了，可是在流寓他鄉(xiāng)的極困難的日子里，它仍能給父親難以比擬的溫暖。1959年，年近六旬的父親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荒寒的隴山上背了兩年石頭，累得吐血不止。平反之后，人已瘦成一把骨頭，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在剛離家那一年，每到一個住處，父親總是把狗皮褥子橫著鋪上，這樣兩個人的腰部都能貼著暖暖的毛皮，不容易受風寒。從介休縣到風陵渡，是坐的太原兵工廠拆遷機器的沒篷的敞口火車，父親和我夾在機器縫隙中間。父親說：“天冷。千萬不要把臉和手貼著機器，會把皮黏下來的?！蔽颐C器，的確有點黏手，不，簡直是在咬人！感到異?？植?。天黃昏時，火車正經(jīng)過韓侯嶺，行駛得慢，被一架敵機發(fā)現(xiàn)了，追著火車朝下不停地掃射。槍彈打在機器上的響聲格外地凄厲，四處濺著火星，我不敢睜眼，父親死死摟著我。后來聽說那是架偵察機，如扔下幾顆炸彈，我們坐的火車必定遭到毀滅。那天后半夜里，下起大雪，冷得睡不著，也不敢入睡，時刻擔心日本飛機來轟炸。人夾在機器中間無法活動，凍得臉腮木木的，父親打開行李，把狗皮褥子取出來，裹著兩個人的肩頭，才感到一點暖意。就在那天夜里，在機器縫里真凍死了幾個人。天亮了，我看見人們把幾具尸體抬下列車，凍死的人是蜷曲的，臉和手被機器“舐”得血糊糊的。那個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祖母的狗皮褥子被槍彈（也許是四濺的火星）穿了一個洞，卻奇跡似的沒有傷著父親和我。父親說他當時聞到了一股燎毛的氣味。

在風陵渡過黃河時，父親和我沒有能擠到同一條船上。我坐的船小一點，那天有風，滔滔東去的黃河浪很高，我坐的船快到岸時翻了。幸虧我自小會游泳，還能在濁浪中掙扎著。我被惡浪劈頭蓋臉地打入了浪的底層，穿著厚厚的棉衣，渾身動作不靈，幾次沉了下去，又浮了上來。生命幾乎永遠地沉沒了。后來，被一個老水手救上了岸。我一口氣跑上了一個很陡的山坡，看見一個夯土的拱門，門楣上赫然有三個大字：第一關。恍惚到了另一個世界。我真的走過了人生的第一個關口？！當時正是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正如艾青在《雪落在中國的大地上》那首詩里寫的寒冷（艾青的這首詩，正是寫在我渡黃河的那個月的潼關）。上岸后，穿著濕透了的棉衣裳，走了幾個鐘頭才找到了失魂落魄的父親。他以為我多半被淹死了，父親和我都哭了。結了冰的衣裳外面硬得嚓嚓作響，走起來十分困難。貼著身體的那一面，卻又融化成水，順著前胸后背和腿部不停地朝下流淌著。就這樣不停地走了幾十里路，父親說不能停，一停下人要凍壞。到了潼關，住在一間民房里，我還是挺不過去，發(fā)高燒好幾天，父親日夜守護著我。最后出了一身汗才好了起來，身子下面的狗皮褥子被我的汗?jié)裢噶?。我難過地說：“把祖母的狗皮褥子腌壞了……”

十四塊銀元還縫在棉褲襠里。

1938年春天，父親去醴泉縣做事，我一個人留在西安，叫賣報紙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塊銀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貼著一個廣告，說民眾教育館內辦了一個漫畫學習班，正在招收學員，我從褲襠里拆下了兩塊銀元去報了名。后來聽說教畫的先生中有詩人艾青。我哪里曉得？那時我只迷畫，還沒有迷上詩。只記得老師中有一位叫段干青，因為他是山西老鄉(xiāng)故記住了。不久我徒步到了天水上學，又從褲襠里拆下兩塊銀元配了一副近視眼鏡。剩下的十塊銀元我全拆下來交給父親收著。

沒過黃河之前，總覺得腳下的地與家鄉(xiāng)連著，每條路都能通到我家的大門口。渡過黃河，有一天與父親坐在潼關積雪的城墻上，隱隱望見河北岸赭黃色的隆起的大地，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地告別了自己的故鄉(xiāng)，黃河把一切與故鄉(xiāng)的真實的聯(lián)系都隔斷了。父親哭了很久，熱淚滴在積雪上，把雪燒出了密密的深深的黑洞，淚居然有那么大的重量和穿透的力量！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仍能聽見父親的熱淚落在積雪上的沉重的響聲。黃河雖然沒有把我的生命吞沒，可是我的童年從此結束了，黃河橫隔在我面前，再也回不到童年的家鄉(xiāng)。童年，永遠隱沒在遙遠的彼岸了。

1991年6月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