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第120回是水滸故事大收束的文字。

中國古代小說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講究故事的有頭有尾。因此，當金圣嘆的七十回本流傳開來之后，人們并不就此滿足。梁山好漢大聚義之后，他們的結(jié)果究竟怎樣？在這種追問不休的心緒的推動下，于是就有了《征四寇》的版本問世。征四寇，也就是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和征方臘。結(jié)果，金本(即七十回本)和《征四寇》相加，還是個百二十回本。一百零八條好漢都有了下落，于是讀者放心了，作者也放心了。第120回首先交代了征方臘留京師的和參加朝覲的一班好漢們的結(jié)局，然后詳寫高俅、楊戩毒死盧俊義和宋江的經(jīng)過，其中又穿插宋江毒死李逵的場面，吳用、花榮雙雙自縊于宋江墓前的過程。至此，一百零八人的結(jié)果一一交代明白。最后，以宋徽宗夢游梁山泊、濟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廟宇作結(jié)。

水滸大收束所突出的仍然是忠和奸的矛盾。忠與奸的矛盾斗爭是貫穿全書的一根線索，這一點，自《水滸傳》問世之后，就被評點家點破了。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容與堂刻本的書名赫然標出“忠義水滸傳”字樣，就是極好的說明。《水滸傳》前半部突出了官逼民反，則官為奸，反者忠；后半部所強調(diào)的天下一統(tǒng)，則征者忠，寇為奸。一旦四寇全殲，則蔡京、童貫、高俅、楊戩與水泊英雄的矛盾又成為主要矛盾了。與前半部所不同的是，水泊英雄的主要人物都失去了起碼的警覺，而蔡京等奸臣卻并沒放棄主動進攻的策略。以盧俊義為例，第119回中，燕青早已十分懇切地警告過盧俊義，但盧俊義卻幼稚而自信地認為：“我不曾存半點異心，朝廷如何負我？”結(jié)果，正應了燕青的話，高俅、楊戩在徽宗賜予盧俊義的御食中暗地里放了水銀，使盧俊義墜了腰腎，站立不住，“落于淮河深處而死”。

宋江與盧俊義不同，他是明知奸臣當?shù)?，卻一心想做個忠臣，并深悔過去造反是犯了“無涯之罪”，決心報答皇帝赦免招安的“莫大之恩”(第119回)。因此，當他發(fā)現(xiàn)喝了藥酒之后，想到的卻是怕李逵“再去嘯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并且“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李逵一到，宋江便親自鴆殺了他。盧俊義的死是糊里糊涂的死，宋江的死是清楚明白的死。盧俊義至死都沒有懷疑奸臣是否要害他，因此，他的死，也就沒有心靈上的痛苦。宋江不然。他喝了御酒之后，就覺著肚子疼痛，知道是中了賊臣們的奸計。在明顯的事實面前，宋江的內(nèi)心是很痛苦的。他悲傷地嘆息說：“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輕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辈荒苷f宋江沒有怨氣，不能說宋江沒有牢騷，但忠于朝廷的信念卻壓倒了一切。因此，他寧肯讓自己充當犧牲品，也決不萌生他念；他不但自己心甘情愿受首于人，而且還不擇手段地杜絕他人的反抗之路。宋江鴆殺李逵，內(nèi)心是悲痛而且矛盾的?！皩幙沙⒇撐?，我忠心不負朝廷”，“言訖，墮淚如雨”，就是這種情緒的表露。

李逵反心未死，因此不能保證他長久地忠于朝廷，但是對于義的信守，李逵卻能始終不渝。這一點，宋江知道得特別清楚。正因為如此，宋江才狠心親手鴆殺他的。果然不出宋江所料，李逵知道宋江有意讓他喝下藥酒，非但不怨恨宋江，而且還說：“罷，罷，罷！ 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對此，明代袁無涯刻本就曾寫過如下的評語：“以死相贈，能使受之者不以為怪，真兄弟，真忠義，可敬可哀。”李逵直接死于義，間接死于忠。無論是盧俊義，還是宋江、李逵，他們的死，都標志著奸的勝利，忠的失敗。這也就是忠奸矛盾的最終解決。這種無可挽回的結(jié)果，作者又借花榮的口說出來：“朝廷既已生疑，必然來尋風流罪過。倘若被他奸謀所施，誤受刑戮，那時悔之無極。如今隨仁兄同死于黃泉，也留得個清名于世，尸必歸墳矣！”吳用、花榮不遠千里來到蓼兒洼，“兩個大哭一場，雙雙懸于樹上，自縊而死”，是對這一結(jié)果的再次強化。

一方面寫了忠的失敗，另一方面又寫了奸的勝利。作者也花了不少筆墨，寫四個賊臣屈害盧俊義、宋江的過程，并且不無沉痛地說：“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當?shù)?，讒佞專權，屈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卻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此外，作者還特地加上一段徽宗皇帝得知“宋江蒙御賜飲藥酒而死”后的態(tài)度和做法。開始是“天子大怒，當百官前，責罵高俅、楊戩：‘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聲色俱厲，大有準備嚴加懲治的樣子，以致“二人俯伏在地，叩頭謝罪”。可是轉(zhuǎn)瞬之間，“上皇終被四賊曲為掩飾，不加其罪”。接著，徽宗“便教追要原赍御酒使臣”，妙在“不期天使自離楚州回還，已死于路”。這個細節(jié)十分傳神，它表明“四個賊臣”已經(jīng)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宋江等好漢造反的目標就是反“四個賊臣”為首的貪官污吏，其結(jié)果卻是“四個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的局面絲毫沒有改變。這一結(jié)局，意味是深長的。

《水滸傳》的這個大收束是深刻的，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對梁山好漢結(jié)局交代的本身，也遠遠超出了作者思想中的忠奸之辨、歌頌忠義的本身，它的意義也不單單是使讀者了解農(nóng)民起義從發(fā)生、發(fā)展到全盛然后走向失敗的全過程。大收束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畫圖：宋江等眾好漢的造反，僅僅像一塊石頭投進了平靜的池塘，濺起一陣漣漪之后，水面復歸于平靜，一段不長的歷史完成了一次循環(huán)。因此，與其說宋江受招安就意味著失敗是深刻的，倒不如說“四個賊臣，變亂天下”依然如故是深刻的。

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同時也是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居于社會底層的不幸的人們，總是幻想著有一天英雄俠士們會突然降臨在面前，為他們掃蕩社會的不平，總是幻想著能有一位“至圣至明”的皇帝，為他們搬掉壓在頭上的貪官污吏，水滸大收束卻給了一個當頭棒喝。元明以來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問題，決不是幾個奸臣的問題，封建專制本身就是孳生貪官奸臣的土壤。只要這片土壤存在，“四個賊臣，變亂天下”的局面就不會消失。忠奸的斗爭，只是根植于這片土壤之上的斗爭。那怕忠暫時取得了勝利，那也只能意味著奸的再生。換句話說，社會控制系統(tǒng)的問題，決不單單是個倫理道德問題；社會的好壞，也決不取決于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個人品質(zhì)。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倫理道德、個人品質(zhì)不起絲毫的作用。但是，一個社會的制約力量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則是經(jīng)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民族心理的諸因素。一部《水滸傳》既是當時社會制約力量諸因素的反映，同時也是認識這些因素的一個窗口，而大收束則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材料的完整性。

陳忱的《水滸后傳》寫蔡京、高俅、童貫等一批奸臣都被李應等梁山好漢“扯著耳朵”鴆死，讀起來十分暢快；俞萬春的《蕩寇志》寫蔡京、童貫“伏誅”、高俅“發(fā)配”，“奸邪盡去”，也很爽利。假如僅從忠奸斗爭的角度來看，這兩部小說遠不如水滸大收束來得深刻。奸臣被鎮(zhèn)壓、伏誅，盡管痛快淋漓，實質(zhì)上是盲目的樂觀、自欺的安慰。歷代王朝，奸臣伏誅，屢有發(fā)生，但是可以說，沒有哪一次是忠奸斗爭的結(jié)果。脫離了復雜的權力之爭來考察奸臣伏誅，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兆趯Α八膫€賊臣，不加其罪”，這是因為他需要依靠這些股肱之臣。送御酒的使臣，顯然是被害而死的。使臣一死，便無法勘出“奸弊所由”，但是，假使使臣不死，其結(jié)果也至多是“天子大怒，當百官前，責罵高俅、楊戩”，最后仍以“不加其罪”了之。說皇帝昏庸也好，說他圣明也好，其實沒有什么兩樣。換句話說，這與皇帝是否圣明本來就沒有什么太大的關系。作者似乎也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寫道：“且說宋朝原來從太宗傳太祖帝位之時，說了誓愿，以致朝代奸佞不清?！敝辽?，作者朦朧地意識到這是一個歷史現(xiàn)象。

水滸大收束以沉痛的筆調(diào)，描繪了一組情感深摯的形象。盡管作者的思想水平停留在忠奸之辨上，但是他并沒單純地按照這種觀念進行演繹，而是發(fā)揮一肚皮宿怨，從藝術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出發(fā)，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自己的形象思維的能力，空中結(jié)撰出這一結(jié)局。因此，這一收束既結(jié)束了水滸故事，也留下了很寬闊的意蘊空白；既能使讀者深切地感受到這一沉痛的悲劇力量，享受到悲劇的美感，也能引發(fā)人的想象力和思維力，領略那言外之旨，象外之韻。這個大收束是很有藝術魅力的。從宋江全伙受招安以后，迤邐寫來，多是一片滾滾的狼煙，隆隆的戰(zhàn)鼓。狼煙流散，戰(zhàn)鼓聲歇，迎來的不是朗朗乾坤，不是霞光萬道，而是悲慘世界，是觸目驚心的丑惡景象。這就是水滸大收束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