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貞元、元和年間，以白居易、元稹為首的一批詩人，寫下了大量賦詠新題材，運用新語言，標以新詩題的樂府詩。這就是文學(xué)史上的新樂府運動。白居易在此運動中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主張。例如他指出詩歌必須積極反映現(xiàn)實，尤其要揭露時政弊端，針砭時弊，把詩歌創(chuàng)作作為影響政治的有力手段，即所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
白居易提出這樣一種功利主義的詩歌理論，是中唐時期持對人生積極入世態(tài)度，希望唐王朝得以復(fù)興而進行改革的思潮的一部分。白居易所選擇的是一條適于他當時諫官職位的改革道路，他寄希望于詩歌的力量，希望借助詩歌的諷諭的作用，感動皇帝，由皇帝來改革弊政。他提倡功利主義詩歌理論的意圖和出發(fā)點就在此，其目的在政治而不在文學(xué)。這就是他在詩歌理論中一再說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的原因。
白居易的這種主張的立足點，是建立在借諷諭以勸皇帝改革的希望上。寫民生疾苦，寫時事弊政，目的都是為了這一點。白居易的這種詩歌理論，把前此儒家功利主義的詩歌理論發(fā)展到了極致。元稹持有與白居易大致類似的觀點。
元、白功利主義詩歌理論的提出，始于元和初而到元和十二年止，歷時只有十二年。在唐代整個文學(xué)思想的變遷史上，是延續(xù)時間較為短暫的一次文學(xué)思潮。作為倡導(dǎo)者的元稹、白居易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也都未能善始善終。立足點既然是寄希望于皇帝，那么一旦認識到皇帝不可能由于諷諭諫諍而有所改革的時候，希望就完全落空，功利主義的詩歌主張也就立即失去了歸依。從諷諭說提出前后到元和十二年間，永貞革新失敗，白居易的諷諭詩遭到非議，元稹因一件小事得罪宦官而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上疏請捕拿刺殺宰相武元衡的刺客以雪國恥，反而遭受貶謫等，這一系列事件，擊毀了他們希望皇帝納諫以革弊政的理想，他們對于那個功利主義理論的熱情也就自然而然隨之消失了。
元、白詩論的積極意義，在于提倡寫生民疾苦。實行這個理論，有可能寫出反映當時社會真實面貌的優(yōu)秀詩作來，對于當時和后代，都有認識和教育的意義，因此元、白詩論有其歷史進步性。但由于這一理論淵源于漢儒把詩用于政教的思想，其立腳點建立在諷諫說的基礎(chǔ)上而置藝術(shù)規(guī)律于不顧，它的局限也就很大，常常導(dǎo)引到“發(fā)乎情，止乎禮義”上來；或者常常因為失去動力與熱情而終于無法進一步付諸實踐。特別是當這種諷諭說產(chǎn)生于象元和年間這樣一個皇帝昏庸，社會腐敗的時期尤其如此。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積極的詩歌理論，優(yōu)秀的詩歌傳統(tǒng)應(yīng)該是發(fā)憤抒情說，應(yīng)該是不平則鳴說，而不是諷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