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云南、貴州和廣西等省，一般說來，屬于由立憲派、舊官僚完全掌握政權(quán)或在政治上占有絕對優(yōu)勢的省份。
湖北黎元洪受革命之賜，由前清協(xié)統(tǒng)一躍而為民國副總統(tǒng)、鄂軍都督領(lǐng)參謀總長，但他與革命黨人并無感情，隨著個人地位的鞏固和全國形勢的變化，其反動面目也就暴露出來了。他打擊革命黨人的主要策略是“陽為附合，徐圖敉平”^[1],伺機利用革命黨人的內(nèi)部矛盾，以打擊革命黨人。1912年7月，同盟會鄂支部(由前文學(xué)社改組而成)橫遭迫害一事，就是典型事例。
6月中下旬，所謂同盟會謀亂的謠傳，在武昌內(nèi)外不脛而走。月底，以孫武為首的共和黨鄂支部和同盟會鄂支部各軍界要人，在黎元洪召集的軍事會議上又大起沖突，孫派指責(zé)同盟派王憲章、楊玉如等“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謀危黎副總統(tǒng)，推倒鄂軍政府”,同盟派自辯這是共和黨的誣陷。雙方相爭不下，以至動武^[2]。會后，都督府民政總監(jiān)、軍務(wù)司等府署輕信“同盟會亦欲推倒共和黨重要人物”,公然架起大炮，空氣異常緊張。黎元洪見有機可乘，于7月1、2日宣布武昌戒嚴，下令“有暴動及擅自開槍聚眾者，格殺勿論”^[3]。盡管居正、胡秉柯等代表同盟會向黎聲明“但使共和政體一日無顛覆之虞，同盟政黨斷不至有革命之舉”^[4],但王憲章(代二鎮(zhèn)統(tǒng)制)、楊玉如(都督府顧問)和祝制六(警察學(xué)校監(jiān)學(xué))仍被黎無理解職。到了17日，黎元洪更出動大批軍警，逮捕江光國、滕亞綱和祝制六，隨即秘密殺害。隨后，黎宣布祝制六為“群英會會長”,“私立機關(guān)，假改革政治為名，主持極端破壞”,“實屬……罪大惡極”^[5],并依照所謂“名冊”索捕處死“文學(xué)社同志”“不可計數(shù)”^[6]。由此可見，這次被稱為“第三次革命”的風(fēng)潮，實際上是黎元洪利用“黨爭”打擊同盟會力量的一次陰謀活動。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祝制六等遭無辜殺害后，同盟會內(nèi)盡管有人看出是黎元洪“做成的圈套”,而領(lǐng)導(dǎo)人卻不敢為他們伸冤，甚至否認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蔣翊武就公開表示與被殺三人“志不同，道不合”,“祝等犯罪與否，不得而知”^[7]。他們還一味指責(zé)孫武為謀取都督職位，出錢唆使李忠義告發(fā)，一手制造了這次事件。孫武則上書黎元洪，指控事件為同盟會“主持”,要求“宣布罪狀，通告國中”^[8]。就這樣，一場黎元洪打擊、迫害革命黨人的活動到頭來反淹沒在派別斗爭之中。
與此同時，黎元洪又狠抓軍政大權(quán)，全面控制各要害部門。他作為一個武人，自然懂得槍桿子的重要性。還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他便一面擴充軍隊，一面位置私人^[9],以后又適應(yīng)袁世凱的需要，將軍隊縮編為三個師，以前清舊軍官唐克明、王安瀾和賣身投靠、聲稱給他“四十把大刀包把文學(xué)社員殺絕”的蔡漢卿為師長。對軍政府各要害部門，他更是“遠賢親佞”,極力把持。如立憲派夏壽康“頑固荒謬”,繼楊時杰、周汝翼之后委以內(nèi)務(wù)司長，潘祖?！柏澙方苹?繼胡瑞霖、李作棟之后使長財政，其他“若饒漢祥之狡譎，李國鏞之卑鄙，孫發(fā)緒之陰險，唐仲寅、呂丹書輩之詭暴，劉有才等之無賴，凡能助黎氏以濫殺為事者，黎無一不信任之”。總之，所任之人“非前清齷齪之舊員，即市井無賴之朋類，否則舊日野蠻之軍官，舊部污賤馬夫卒弁”^[10]。此時，他雖通電提出“軍民分治”,并于7月1日正式宣布實行，但正如時論所說，不過是虛有其名。因為代理民政長劉心源就是他的親信，而且各司司長的任免，仍受他的“干預(yù)”。如饒漢祥升任內(nèi)務(wù)司長，黎澍繼潘祖裕為財政司長，“均出自黎氏之手”^[11]?？梢?，黎元洪實行“軍民分治”,絲毫不意味著放棄對權(quán)力的壟斷。
此外，為了加強統(tǒng)治地位，黎還和袁世凱日相勾結(jié)。在當(dāng)時同盟會與袁世凱的歷次爭執(zhí)中，黎元洪幾乎無不站在袁世凱一邊，推波助瀾。而袁世凱為了向南方滲透北洋勢力，也通過各種渠道，對他極盡籠絡(luò)之能事。據(jù)張國淦說，袁軍事上利用陳宧“削弱武漢革命武裝”,而政治上即通過他“和黎進行聯(lián)絡(luò)”^[12]。黎、袁合謀將有影響的首義黨人調(diào)離武漢，由袁世凱“籠以高官厚祿”,加以羈縻。包括孫武、張振武、蔣翊武在內(nèi)的“起義功人”先后被調(diào)到北京。但除孫武等少數(shù)人外，大都識破了袁、黎的詭謀，不久又相繼回到了湖北。
在黎元洪統(tǒng)治下，首義之區(qū)的湖北很快恢復(fù)了舊的統(tǒng)治。省城武昌陰森恐怖，直如“黑暗地獄”^[13]?！胺ㄍブ诎涤猩跤谇扒逯菘h衙門，賄賂公行，毫無顧忌，草菅民命，仍用酷刑”^[14]。革命之初發(fā)布的鏟除一切陋規(guī)的文告，完全成了一紙空文。甚至“變陋規(guī)為正稅，于滿清薄稅之名亦不保存”^[15]。而且羅掘無窮，人民“生命財產(chǎn)直等之空花幻影，絕不能得確實之保護”^[16]。總之，“幸福未見絲毫”,人民依然水深火熱。
但另一方面，黎元洪終非北洋派，他控制湖北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厚勢力于一己”。他同袁世凱北洋集團的勾結(jié)，從根本上說是建筑在共同對付革命黨人基礎(chǔ)上的，本身就是相互利用的政治交易，因而有著矛盾的一面。其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袁世凱包藏禍心，欲以親信代黎督鄂，而任黎為參謀總長；黎則借口參議院于兼任“頗生疑義”,拒不受命，甚至鼓動左右，大造他“萬難離鄂”的輿論。
同時，黎元洪固然不遺余力打擊湖北革命黨人，但對省外革命黨人，特別是同盟會本部，卻不愿決然斷絕關(guān)系。同盟會選舉他為協(xié)理，他未予反對，而且在有的問題上還往往采取“調(diào)和”態(tài)度，并不完全以袁世凱的意愿為轉(zhuǎn)移。例如，對貴州問題，他支持楊藎誠反對唐繼堯，并為此發(fā)起召開鄂、湘、黔三省四方會議，通過黔軍回黔、滇軍回滇的協(xié)議。接著，他又以執(zhí)行“協(xié)議”為名，請袁任命他所派代表趙鈞騰為貴州宣慰使，企圖以趙督黔。黎元洪的“調(diào)?！彪m因后來遭到袁世凱的破壞和唐繼堯的反對，未能變?yōu)槭聦?，但卻明顯反映了他與袁世凱的爭奪。以上事實說明，黎元洪也是不甘心完全受制于袁世凱的。
云南、貴州和廣西等省與湖北情況不盡相同，但在基本立場和發(fā)展動向等方面，卻頗為相似。
首先，無論云南還是貴州和廣西，各都督都擁護袁世凱集權(quán)。蔡鍔宣稱“大權(quán)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17],并且從政治、財政、輿論、組織和軍事等各方面全力支持和維護袁的統(tǒng)治。唐繼堯說得更直截了當(dāng)：“繼堯外觀時變，內(nèi)察國情，力助中央，俾得展布政策?！?sup>[18]所謂“力助中央”,即是“力助”袁世凱。
其次，他們都排斥同盟會勢力。唐繼堯雖是老同盟會員，實際上這時已完全成為立憲派和舊官僚的代言人。他攻擊孫中山堅持“南北之見”,要求袁世凱取消省制，企圖根本取消各省同盟會勢力。他殘酷鎮(zhèn)壓貴州自治學(xué)社的反抗，即使《臨時約法》保護的集會結(jié)社，也企圖加以取締。唐繼堯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也是得到蔡鍔支持和默許的。當(dāng)唐因受到貴州同盟會的反對，意欲率軍回滇時，他就出面勸阻，說是“一旦舍去，不獨黔省良善無以安生，且全黔又必為某黨(指同盟會)勢力所彌勝，于國家前途，關(guān)系匪淺”^[19]。在云南，蔡鍔雖因同盟會擁有很大勢力，且未對他造成直接威脅，因而未對革命黨人采取粗暴的壓制措施，仍保持著形式上的聯(lián)合，但其瓦解和削弱同盟會力量的意圖也是顯而易見的。如主用文官、反對軍人入黨及公開提出毀黨主張等等，都明顯含有這種企圖，而且在行動上也與同盟會日漸“疏淡”^[20]。至于廣西，陸榮廷一經(jīng)地位鞏固，就公然宣布不許革命黨人有所活動。即使后來他參加了國民黨，也如他所說，“只知有國，不知有黨”^[21],僅僅掛名而已。
再次，他們都力圖維護和發(fā)展自己的勢力。唐繼堯隨著地位的鞏固，個人野心也急劇膨脹起來。袁世凱曾對他加力拉攏，但他總半推半就，“不肯完全買賬”。蔡鍔對袁世凱也保有一定的獨立性。當(dāng)時就有他奉行“大西南主義”的說法。陸榮廷則在“桂人治桂”的旗號下，把舊軍中的陳炳焜、譚浩明、沈鴻英、莫榮新等人，以及廣西籍舊官僚和立憲派豪紳陳樹勛、唐鐘元、韋錦恩等網(wǎng)羅在自己的周圍，日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領(lǐng)的地方性的封建軍事集團，一切以發(fā)展自身利益為轉(zhuǎn)移。
當(dāng)然，三省的實際情況是不完全一樣的。比如，蔡鍔擁袁就非完全效忠袁世凱個人。在他看來，民國初建，“當(dāng)以救國為前提”^[22];而“救國”,就必須建立“強健有力之政府”;而建立“強健有力之政府”,就必須擁護袁世凱集權(quán)。蔡鍔把救國和擁袁混為一談，以為擁袁就是救國，這當(dāng)然是錯誤的，但也表明他的擁袁同時交織著愛國思想的因素。因此，蔡鍔雖擁護袁世凱，但對袁的所為絕非一味盲從。如他要求袁世凱“于用人行政之際，破除畛域，以協(xié)群情，痛掃弊風(fēng)，以新耳目，使秕政余毒，不至復(fù)生，民國基礎(chǔ)，得以鞏固”^[23]。又如在借款問題上，他強烈反對不顧國家民族利益，接受帝國主義的苛刻條件，并在云南全省掀起認購愛國公債的熱潮，以實際行動抵制帝國主義的要挾；等等。這表明蔡鍔與唐繼堯、陸榮廷還是有區(qū)別的。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湖北等省政局的變化，實際上造成了一種以反對革命黨人、擁護袁世凱和極力維護既得利益為特征的政治勢力。這種政治勢力在根本上代表了立憲派和舊官僚的利益和要求。由于當(dāng)時全國范圍的政治形勢主要表現(xiàn)為革命派與北洋集團的斗爭，它同時又帶有明顯的地方實力派的色彩。盡管其表現(xiàn)形式與程度在各省不盡一致，但這個總的格局及發(fā)展趨勢則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