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治理主要是依靠法律制度還是統(tǒng)治者個人，這是法治論和人治論的最根本歧異。中國古代的所有學派及思想家從來都是認為個人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只是在對法律作用地位及運用方法上存在不同的認識。所以，中國古代并無“法治”的思想及觀念，無論儒家、法家，還是其它各家，統(tǒng)統(tǒng)都是人治論者。所不同的是，儒家的人治論更注重統(tǒng)治者個人的道德及品行的力量，更強調(diào)的是道德感化的作用。法家的人治是與“刑治”相結(jié)合的人治，而儒家的人治則是從“禮治”、“德治”中派生出來，以“禮治”和“德治”為基本內(nèi)容，這就使儒家的人治論顯得更突出。更有影響，更像“人治”。
(1)“有治人，無治法”。
這是荀子的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認為只有善于治國的人，沒有離開了人而能治好國家的法度。法是靠人來制定，靠人來執(zhí)行，這個人首先就是圣王和君主，“君子者，法之原也”,如果“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tǒng)，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荀子·王制》)。荀子甚至斷言：“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同上)這種對人治政治本質(zhì)特征的概括并非全無道理。荀子這些觀點其實不能算是創(chuàng)新，孔子同樣認為君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君王“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所以他希望統(tǒng)治者都象理想中的堯、舜、文、武、周公一樣，而他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職志的目的也在于希望統(tǒng)治者仿效先賢來治平天下。孟子進而指出：國家之治是“圣王”之功，國家之亂乃“暴君”之過，君主一身系天下安危治亂，治國不難，只要有個好君主就什么問題都解決了，“一正君而國家定矣”(《孟子·離婁上》)。荀子將這些總結(jié)為“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乃是對孔、孟觀點的總結(jié)與發(fā)揮。
(2)身正令行。
儒家認為一國治亂的決定性因素是人，同時還必須是“賢人”,即要求君主首先要具備優(yōu)秀的個人素質(zhì)，嚴格地以禮法“正己”,然后，再以模范行為去感化民眾。所以，政治、法律、道德的實現(xiàn)，都是君主“由已及人”的過程?？鬃又赋觯螄教煜马殢摹靶奚怼笔?，“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統(tǒng)治者“身正”,他的政令法度才可順利實施。反之，“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孟子也認為法律的運作規(guī)律是上行下效，“身正而天下歸之”。君主的道德是綱，綱舉目張，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孟子·離婁上》)。荀子對這個問題更進行了系統(tǒng)的理論闡述，他從“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王者之法”四個方面提出了“圣王”應該具備的條件。所謂“王者之人”即能用禮義約束自身，循法理政、明察善變之人；“王者之制”即傳統(tǒng)的宗法等級制；“王者之論”指基本的政治法則，即“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王者之法”則是指以“節(jié)用”、“富民”為核心的經(jīng)濟財政制度與政策(《荀子·王制》)。這四個方面，既是君主努力的目標，又是衡量君主的標準。這依然不離“賢人政治”的范疇，而荀子不過是煞費苦心地為君主們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境界。
上述法律思想主要是針對先秦儒家而言。秦漢以后，經(jīng)過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學大師的加工改造，使儒家法律思想貫注了更豐富的現(xiàn)實精神，并最終為統(tǒng)治者全盤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