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曰： “君子而時中^①。” 《孟子》曰： “孔子，圣之時者^②也?！睍r之義大矣哉?！兑住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③?！彪m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④，不如待時。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⑤，成始而成終也。時也者， 圣人之所以贊地參天， 不遺而不過^⑥也。中， 體^⑦也，所謂不易者，圣之經(jīng)也。時中， 用^⑧也，所謂變易者，圣之權^⑨也。無體何以立？無用何以行？無經(jīng)何以安常？無權何以應變？

六十年來，萬國通商， 中外汲汲^⑩。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見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 “知己知彼， 百戰(zhàn)百勝?！?sup>(11)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幼獵書史，長業(yè)貿(mào)遷⁽¹²⁾，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學西文， 涉重洋， 日與彼邦人士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¹³⁾，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yǎng)得法；興學校， 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nóng)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 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凡司⁽¹⁴⁾其事者，必素精其事。為文官者，必出自仕學院；為武官者，必出自武學堂。有升遷而無更調(diào)，各擅所長，名副其實，與我國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張靖達公⁽¹⁵⁾云： “西人立國，具有本末， 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致富強，亦具有利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 君民

一體，上下同心， 務實而戒虛， 謀定而后動， 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 無論竭蹶步趨^⒃， 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 果足恃歟？”

然我國深仁厚澤^⒄，初定制度， 盡善盡美， 不知今日海禁大開，勢同列國，風氣一變， 以至于此?！兑住吩唬骸跋忍於旄ミ`， 后天而奉天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圣人乎？”^⒅年來當?shù)乐v求洋務，亦嘗造槍炮，設電線， 建鐵路，開礦，織布，以起而應之矣。惟所用機器，所聘工師， 皆來自外洋，上下因循， 不知通變。德相卑士麥^⒆謂我國只知選購船炮， 不重藝學， 不興商務， 尚未知富強之本，非虛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國者， 亦曾著《局外旁觀》、《變法自強》、《中西關系論略》、《中美關系續(xù)論》、《四大政七國新學備要》、《自西徂東》等書。日本人論中外交涉， 更有《隔靴搔癢論》十三篇，事雜言龐， 莫甚于茲矣。

夫寰海既同，重譯⁽²⁰⁾四至，締構(gòu)交錯， 日引月長，欲事無雜， 不得也。異族狎居，尊聞狃習⁽²¹⁾，彼責此固⁽²²⁾，我笑子膠⁽²³⁾，欲言無龐，不可得也。雖然， 眾非之中， 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²⁴⁾而拒細流，泰華不以穹高而辭塊壤⁽²⁵⁾。今使天下之大， 萬民之眾， 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騰其說， 以待輶軒⁽²⁶⁾之采， 不必究其言出誰何， 而第問其有益乎時務與否，應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與中外達人哲士游，每于酒酣耳熱之余，側(cè)聞緒論(27)， 多關安危大計，且時閱中外日報，所論安內(nèi)攘外之道，有觸于懷，隨筆札記，歷年既久，積若干篇。猶慮擇焉不精，語焉未詳，待質(zhì)⁽²⁸⁾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見輒持去，猥付⁽²⁹⁾報館及《中西聞見錄》中。曾將全作郵寄香港，就正王子潛廣文⁽³⁰⁾， 不料竟為付梓⁽³¹⁾。旋聞朝鮮、日本，亦經(jīng)重刊。竊懼丑不自匿， 僭且招尤⁽³²⁾， 復倩沈谷人太史、謝綏之直刺⁽³³⁾，將原稿三十六篇刪并二十篇， 仍其名曰《易言》， 改“杞憂生”為“慕雍山人”，意期再見雍熙之世⁽³⁴⁾。迄今十有九年， 時勢又變，屏藩盡撤， 強鄰日逼， 西藏、朝鮮，危如累卵。而我國工藝之精，商務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時事，耿耿不能下臍。自顧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擬獨善潛修，韜光養(yǎng)晦⁽³⁵⁾， 爰撿舊篋，將先后所論洋務五十七篇，清家玉軒京卿、陳次亮部郎、吳瀚濤大令、楊然青茂才， 先后參訂，付諸手民⁽³⁶⁾， 定名曰《盛世危言》。自知憤激之詞， 不免狂戇僭越⁽³⁷⁾之罪，且管窺蠡測，亦難免舉長略短， 蹈舍己蕓人⁽³⁸⁾之譏。惟圣明在上， 廣開言路，登賢進良， 直言無隱。竊愿比諸敢諫之木，進善之旌⁽³⁹⁾，俾人人洞達外情，事事講求利病。如蒙當世巨公曲諒杞人憂天⁽⁴⁰⁾之愚，正其偏弊， 因時而善用之， 行睹積習漸去，風化大開， 華夏有磐石之安， 國祚⁽41)衍無疆之慶，安見空言者不可見諸行事，而牛溲馬勃⁽⁴²⁾，毋亦醫(yī)國者所蓄為良藥也歟！

光緒十八年， 歲次壬辰， 暮春之初，香山鄭觀應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

(光緒十八年初刊本《盛世危言》卷首)

注釋 ①時中——這里指立身行事，合乎時宜?！抖Y記·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②圣之時者——圣人中合于時宜的。語見《孟子·萬章下》。③“窮則變”三句——意謂事物發(fā)展到了盡頭，就要發(fā)生變化， 只有變革才能繼續(xù)發(fā)展，這樣才能永久存在。語見《易經(jīng)·系辭下》。④鎡基——鋤頭。⑤法天象地——仿照天地的規(guī)律行事。⑥不遺而不過——不遺漏也不超過。⑦體——這里相當于內(nèi)容實質(zhì)。⑧用——這里相當于內(nèi)容表象。⑨權——變通、機變。古稱道之至當不變?yōu)榻?jīng)，反經(jīng)合道為權。⑩汲汲——急切的樣子。此指中國面對列強，形勢危殆。(11)“孫子曰”句——語本《孫子兵法·謀攻》：“知彼知己者，百戰(zhàn)不殆。”(12)長業(yè)貿(mào)遷——業(yè)，從事。貿(mào)遷，販運買賣。(13)政教——政治教化。(14)司——掌管。(15)張靖達公——張樹聲(1824—1884)，字振軒，謚靖達，安徽合肥人，淮軍主要將領，累官兩廣總督。(16)竭蹶步趨——跟隨在他人之后，力竭而顛仆。(17)深仁厚澤——仁德深廣，恩惠普及。(18)“《易曰》句”——語見《易經(jīng)·文言傳·乾文言》。意謂他先于天時而行動，天不背逆他；他后于天時而處事，也能尊奉天的變化規(guī)律。知道進取和引退、生存和死亡，行為不會迷失正道的， 大概只有圣人?。?19)卑士麥——今譯為俾斯麥，普魯士王國首相(1802—1890)和德意志帝國宰相(1871—1890)。(20)重譯——輾轉(zhuǎn)翻譯。(21)“異族狎居”二句——狎居， 親密地聚居。狃(niu)習，風俗習慣。(22)固——固執(zhí)、愚陋。(23)膠——膠固、閉塞。(24)大涵——猶海涵，包容巨大。(25)“泰華”句——泰，泰山；華，華山。穹，天空。塊壤，土地。(26)輶軒(you xuan)——輕車。古代帝王的使臣所乘的車子，后因代指使臣。(27)緒論——言論。(28)質(zhì)——詢問、求教。(29)猥付——不值得拿出來。猥，猶辱、承，謙詞。(30)王子潛廣文——近代政論家、思想家王韜字子潛， 號廣文。(31)付梓——出版。梓，刻板。(32)僭且招尤——僭(jian)，差失。尤，指責。(33)“復倩”句——倩，請。太史，即太史院(明清稱欽天監(jiān))掌管天文、歷法的官員。直刺，當指直隸府都督。沈谷人、謝綏之，生平事跡未詳。(34)雍熙之世——和樂升平的世道。(35)韜光養(yǎng)晦——韜光，收斂鋒芒，隱藏才能行跡。養(yǎng)晦，隱居待時。(36)手民——古指木工，舊時稱排字工人為“手民”。(37)狂戇僭越——狂妄愚直，越禮犯上。戇(zhuang)，愚而剛直。(38)舍己蕓人——《孟子·盡心上》：“人病舍其田而蕓人之田，所以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壁w岐注：“蕓，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 自任太輕。”后以“舍己蕓人”指看重別人，輕視自己。(39)“竊愿”二句——竊，謙指自己。敢諫之木，進善之旌，語見范仲淹《帝王好尚論》：“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备抑G鼓，即登聞鼓，進諫者所擊之鼓。進善旌，上古專為進善言的人發(fā)表意見而設置的一種標志旗幟?！妒酚洝ば⑽谋炯o》：“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這里的“敢諫之木”當指“誹謗之木”。(40)杞人憂天——《列子·天瑞》：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 身亡所寄，廢寢室者。”后因稱不必要的或無根據(jù)的憂慮。(41)國祚——國家的命運。(42)牛溲馬勃——韓愈《進學解》：“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無遺者， 醫(yī)師之良也?！迸ｄ眩Ｄ?；一說車前草。馬勃，馬屁勃，屬擔子菌類。比喻被一般人視為無用的東西。

賞析 《盛世危言》是鄭觀應的一部論文集， 由1873年的《救時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演變而成。全書五卷，正文57篇， 附錄37篇。1885年至1891年間撰成，1894年秋冬刊行。該書是鄭觀應的代表作，從多方面提出一系列發(fā)展資本主義的主張，在宣傳維新變法、傳播西學上曾經(jīng)起過很大作用。

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講求“君子而時中”?！皶r”就是符合時宜， “中”就是信守中庸之道。治理國家，制定方針、政策既不能不及也不能過頭。這樣的方針政策一經(jīng)制定，就要保持相對的穩(wěn)固性。這就是立法施政的準則。但是當局勢必須變通時，要抓住時機進行改革。隨時變化正是為了政策的穩(wěn)固、統(tǒng)治的延續(xù)。在這里，相對穩(wěn)定與適時變化是相輔相成的。作者從講析“時”“中”的關系入手，闡明了變法維新的必要性。

鄭觀應痛感當時朝廷“是古而非今，逐末而忘本”的態(tài)度是違背圣人教誨的。他認真研究西方的風俗、政教，最終認為西方富強的原因在于實行民主制，在于重視教育，在于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他引用張樹聲的話說明中國學習西方正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忽略了內(nèi)容的汲取而只側(cè)重于形式的沿襲，是不可能使國家富強起來的。作者通過“體”、“用”關系的對比，闡明了學習西方必須學習政體、教育、吏治，而不能單純購買機器、槍炮。不然，就不可能收到什么實際的效果。

鄭觀應又借德相俾斯麥之口對當時朝廷的政策進行了批評，主張要多參考有識之士的批評建議，改進政務。他認為： “眾非之中，必有一是焉?！碑斦邞搹V泛吸取臣民的建議，而不必講求語出何人。只有“廣開言路”，使人民暢所欲言，國家的政策才可能符合形勢的需要，國家才能富強起來。

作者鑒于“屏藩盡撤，強鄰日逼”的嚴峻形勢，將自己論“洋務”、談“變法”的文章輯為《盛世危言》付梓刊行，期望當權者從他的“危言”中取得借鑒，使祖國從衰世走向“盛世”。由此可見，在他的“危言”中正寄寓著對“變法”的渴望，對“盛世”的憧憬。

鄭觀應生活在清末，瞭望寰宇，痛感清王朝的沒落與衰敗，希望在李鴻章的麾下幫辦“洋務”使國家富強。甲午戰(zhàn)爭后，轉(zhuǎn)而依靠盛宣懷，提出“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原則。反對洋務派購買西方船炮，主張自建機器制造工業(yè)；要求清政府實行護商政策，提出保護關稅、裁撤厘金、允許商人自由投資等主張。在《盛世危言》中，強烈要求“富強救國”發(fā)展資本主義。為此，他反對封建專制，批判頑固派泥古不化而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斥洋務派對西學“遺其體而求其用”。他主張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以商戰(zhàn)為本，抵制外國“資本”的侵略，并要求設立資本主義式的議院以實行立憲政治。

鄭觀應以他的《盛世危言》表明：他是近代社會一位敢于睜開眼睛看世界，并且敢于走向世界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