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夢陽尤重仿效古人，偷古人句。他說：“規(guī)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以我之情，述今人之事，尺寸有法，固襲其辭……此奚不可也？”
(1)繁簡
古文運動以后，人皆講繁簡要照規(guī)矩。
(2)尺寸
自唐起，劉知幾《史通》就倡“簡”。倡簡與駢文有關(guān)，因駢文常會太“繁”?！段男牡颀垺らF裁》篇：“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簡，乃見其密。”
劉知幾《史通·敘事》就說到“尚簡用晦”。他舉例說，“魯人以為敏”(魯人，愚人也),就是尚簡用晦。晦，就是暗示。
宋祁《新唐書》自以為“文省事增”。其實，文太簡，就使人常有不明白處。
歐陽修《醉翁亭記》,據(jù)朱熹見其手稿“環(huán)滁皆山也”一句，本二十余字。又，其《晝錦堂記》:“仕宦而致將相，富貴而歸故鄉(xiāng)”句，本無“而”字，加上“而”則表情感。所以“簡”要有限度。
《史記·張蒼傳》:“年老，口中無齒?！薄妒吠ā芬詾樘保筛淖鳌袄?，無齒”。但如此則感情不對了。
繁簡要得宜。后人都如此主張，不過尤趨向于簡。
明復古派的人重簡，結(jié)果生吞活剝古人句，不合于語言之自然。他們要“尺寸古人”,卻變成如此。
(3)布置
曾國藩《與陳右銘書》:“眾山磅礴，必有主峰。龍袞九章，必有一領(lǐng)?！币詾楸赜兄髦?。他講“義法”?！傲x法”就是要講層次。
桐城派能使“文有序”。但自韓以來都只重“有序”而忽略了內(nèi)容。
純粹
清桐城派尤重“純粹”。所謂“純粹”,就是關(guān)于文字上的官名、地名要用當代(指涉及的人物所生活和事情所發(fā)生的時代)的，而不用目前與之相當?shù)拿Q。自唐韓愈后，有“墓志銘”一體，常受人家潤筆而有諛墓之文之稱。墓志是一種歷史，作者希望其文字能傳下去，希望后來人能得到他們那個時代的真實記載，在可能限度之內(nèi)都希求真實。文人靠潤筆來生活，故墓志銘成為古文中很重要的一體。桐城派為求在可能限度內(nèi)真實，因此要純粹，要用當代官名、地名。而文人本好古，要古色古香，因此常會在名物制度上用古名，特別于明代復古風氣下為甚。清桐城派為明復古風之反動。他們繼承歸有光(其實也是韓愈)的文體，多多少少要采用口語，特別是在哀情一類文字上。在文體上更接近口語，那么，在官名、地名上亦要清而不雜。在文體上如此，在詞匯上亦要不雜。方苞主張不入語錄中語、駢文中麗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俊語、南北史中佻巧語、佛家語；姚鼐加上注疏語、尺牘語。他們認為，這樣，才使文體純粹。駢文、漢賦、詩歌、南北史中語都是駢文常用的，他們不用，乃使文體純粹，而不知不覺地更接近口語。自宋以來常用佛家語，他們排斥，以為這是外國的。注疏語瑣碎，不利落，故不入，因古文要簡潔。尺牘語、語錄語與口語更接近。桐城派雖要在文中加入口語成分，但有一定限度，不能失去古文面目。所以更近口語的就不要，是為了保存雅的風調(diào)。桐城派的口號是“雅潔”,要講桐城義法。
他們采取這種態(tài)度，是因為受到時文(八股)影響，時文是要簡潔的。這么一來，他們的文字無疑是純粹簡潔了，但太嚴謹了，有許多生活上的事就不能表現(xiàn)。這雖已是古文藝術(shù)成就之高峰，但其作用反而有不能達到的地方，所以，同時也就是往下坡走。文字應(yīng)常加入新的詞匯，才能達意，表現(xiàn)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