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批評專著。五卷。唐僧人皎然撰。皎然(720—800?)，俗姓謝，字清晝，一說名晝。湖州(今浙江長興)人。自稱為謝靈運十世孫。早年出家為僧，于潛心佛典之余，留意篇什，雅好吟詠，與當時文人墨客過從甚密，作詩唱和，自稱“萬慮都盡，強留詩道，以樂情性”(《寄權(quán)從事德輿書》)。其詩清逸閑淡，兼有意境情趣，宋人嚴羽《滄浪詩話》評之為“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一生著述甚豐，有《杼山集》十卷、《釋儒交游傳》、《內(nèi)典類聚》共四十卷等。

《詩式》作于貞元五年(789)，《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有著錄，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亦大量采錄，雖非原書本來面目，而基本風貌都得到保存。除第一卷總論詩歌創(chuàng)作的種種問題外，其余四卷分別論用事的各種方法及其優(yōu)劣高下，并分別摘引前人詩句近五百條以為例證。

皎然作為皈依空門、萬緣了斷的僧人，作詩論詩均無直接的功名動機，故主張抒寫真情實感，所謂“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顧辭采而風流自然”。重性情而尚自然，顯然受《文心雕龍》所謂“自然之道”、《詩品》所謂“自然英旨”的影響。如卷一論對偶乃“天地自然之數(shù)”，但“若斤斧跡存，不合自然，則非自然之數(shù)”，與《文心雕龍·麗辭》篇“造物賦形，支體必雙”及“奇偶適變，不勞經(jīng)營”之說用意全同。再如《詩品》從“自然英旨”出發(fā)而反對沈約等人的聲病之說，《詩式》亦謂“沈休文(約)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卷一《明四聲》);《詩品》認為“至于吟詠情性(指作詩)，亦何貴于用事”，《詩式》亦以“不用事”為“第一格”。但皎然論詩頗為辯證，而力避偏失。如他雖不滿于沈約等人的聲病之論過為繁瑣，卻又并不廢聲律，認為“作者措意，雖有聲律，不妨作用”(卷一《明作用》)，即合理而科學的聲律規(guī)定，只要熟練掌握，并不妨礙詩人情志的抒發(fā)與藝術(shù)技巧的發(fā)揮。再如他雖以不用事為第一高格，卻也并不一概否定用事，而以大量篇幅對用事的種種情況與利弊作了探討。再如卷一《詩有六不》謂“氣高而不怒，力勁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贍而不疏”，《詩有六至》謂“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跡，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等等，皆從正反、得失、過與不及兩個方面著眼，雖有“溫柔敦厚”、“中庸之道”之嫌，在精神實質(zhì)上卻頗合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辯證法?？傊厥闱槎凶匀?，可謂皎然論詩的核心觀念，其他大抵由此生發(fā)。當然由于他的佛徒身份，其抒情往往皆為恬淡無爭之情，而與慷慨、風力之豪情相乖違，“自然”也顯有佛、道思想的印記。

皎然論抒情，又頗主含蓄雋永、蘊藉風流之情，所謂“兩重意己上，皆文外之旨……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詣道之極也”(卷一《重意詩例》)。在具體闡發(fā)中，又例舉了所謂“一重意”、“二重意”、“三重意”、“四重意”的前人詩句，雖不免牽強附會，有強作解事之嫌，但要求于具體形象之外含深長的美感韻味，則用意可取。其“但見性情，不睹文字”之論，雖承劉勰“文外曲旨”、鍾嶸“文已盡而意有余”而來，卻又受當時三教并重的影響，即儒家的“比興”之說、道家的“得意忘象”之說、釋家的“不立文字”之說。皎然對此，亦有明言。

卷五論“復古通變”，亦有灼見。復與變、古與今是歷代都要遇到并引起論爭的問題。皎然認為“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對復古與通變的界定，較為得當。從他以為“復忌太過”而變“不忌太過”之語可見，他是更重“變”的。唐代詩學，主復與主變兩條路線從開國至滅亡，貫穿始終，陣容與線索十分分明。皎然《詩式》雖也提及“風雅”、“詩教”，但其實不過是口實而已，骨子里顯為不斷探討新的藝術(shù)規(guī)律的變古派。

《詩式》中灼見勝論尚多，不能一一例舉?？偲饋砜?，其中雖也有繁瑣牽強及體系不嚴之弊，并遭后人“畫地為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之譏(王夫之《薑齋詩話》)，但在唐代大量講“詩格”、“詩式”之類以應(yīng)科舉的“免園冊子”之中，可謂鶴立雞群，允為上品。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在歷數(shù)此類格式之作后說：“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笨芍^確論。

曾收錄于《吟窗雜錄》、《格致叢書》、《歷代詩話》、《學海類編》等多種叢書。近有李壯鷹《詩式校注》整理?？辈⒃敿幼⑨?，可以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