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jì)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間，風(fēng)俗樸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余孽，驅(qū)除螟蝗，逐捕盜賊，廩恤饑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后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于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場，浮沉于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dá)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

(《欒城集》)

作者的長兄蘇軾(字子瞻)有一篇《超然臺記》,其結(jié)末云： “余弟子由 (蘇轍字)適在濟(jì)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 ‘超然’ 。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蔽暮喴赓W，可移作《超然臺賦并序》的注腳。
沒有兄弟間的深摯情意，蘇軾不會為靠近弟的任所濟(jì)南，而從余抗自請來到“介于淮海之間，風(fēng)俗樸陋，四方賓客不至”的高密任職。而且，不會有修葺舊臺的舉動，自然也不會有“此將何以名之” 的征詢。
沒有對長兄蘇軾“無所往而不樂”的樂觀精神，“善游于物之外”的曠達(dá)情懷和“驅(qū)除螟蝗，逐捕盜賊，廩恤饑饉”的治政業(yè)績的理解和稱許，作者自不會發(fā)出“安于其所而已”的議論，不會概括出“超然不累于物”的處世哲學(xué)，自然也不會從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名言中拈出“超然”二字，給修葺一新的廢臺注入人格精神和勃發(fā)生機(jī)。
唯其“善游于物外”、“超然不累于物”,才能增葺廢臺以“自放”; 唯其“無往而不樂”,才能“居處隱陋”,“覽其山川而樂之”。深情的理解，深摯的同情，于淡淡的敘事中渾然融合，悄然流露。
山居者、林居者、耕者、漁者安于所處地位，“其樂不相及”; 天下之士不懼怕在“是非之場”、“榮辱之?！敝腥倘枋芾郏瑧n國憂民，都因為超然處世，不受外物的牽累?！冻慌_賦》 中有句云： “誠達(dá)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于憂患？”如此安貧樂道、隨遇而安、超然于世，那么，登臨增葺一新的城臺，是能盡得山居、林居、耕者、漁者之樂的。深邃的哲理，高潔的志趣，既是對兄長悃誠的勸勉，也是坦蕩胸懷的表露。
簡潔的敘事，深邃的說理，其間浸透至誠的情愫，不愧是短文妙品。蘇軾讀《超然臺賦》后，欣然接受，并揮筆寫下抒情言志的《超然臺記》。記與賦互為發(fā)明，前后輝映，一時成為文壇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