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 曰：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yǎng)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道》是韓愈所寫的“五原”之一。這篇文章約寫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 (802)，與《師說》、《送孟東野序》等為同一時期作品。韓愈時年35歲，做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此文是韓愈的代表作之一。從內(nèi)容上說，它是韓愈論文中以“明儒道，反佛老”為主要內(nèi)容的長篇； 從藝術(shù)特色上說，這篇文章立論正大，氣勢磅礴，是韓愈政論文的典范，充分體現(xiàn)了韓愈論文的風貌和特點。

韓愈領(lǐng)導了唐代著名的“古文運動”，提出“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等一系列文學主張，并要求寫文章要有一個根本，這個根本就是儒家之道。儒家之道就是仁義。有了仁義，文章立論才能正大。他在《答李翊書》 中說：“將蘄 (求) 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透于勢利。養(yǎng)其根而竢(俟) 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表n愈以儒家的仁義為立論的根本，用儒道來反對佛老的學說。在《原道》里，他首先提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他從分析仁義道德的實質(zhì)入手，批評老子“小仁義”，是“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是“其見者小也”的緣故； 老子反對道德，是“去仁義言之也”，是從道德中抽去了仁義的結(jié)果。老子主張“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韓愈則認為圣人制禮作樂來安定社會秩序，有了斗斛權(quán)衡，才能使民有相守相約之法，有了君臣父子的禮法才能維護相生相養(yǎng)之道。因此，他提出儒家的正人、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修身養(yǎng)性、積極用世的主張，以及儒家的道統(tǒng)說。用儒家的仁義道德，作為自己立論的理論根據(jù)，建立自己的論點，反對佛老學說。就當時來說，他的論點雖有時代的局限，但比起佛老的虛無倒退、宗教迷信來，還是要正大得多。

韓愈要求作品要有充實的內(nèi)容，他說：“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答尉遲生書》)。并且繼承了《詩三百》的“怨”“刺”說，在《荊潭唱和詩序》中他說：“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強調(diào)作者對社會黑暗現(xiàn)實的不平情緒是使作品思想性愈加深刻的原因?！对馈愤@篇文章的立論之所以正大，是因為，他不僅以儒家思想為立論的根據(jù)，而且還以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作為立論的基礎(chǔ)。他的主張都是植根于社會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之上的。

他提倡儒道，反對佛老。是因為唐代的宗教盛行，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文章尖銳地指出：“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nóng)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鄙羁探沂玖朔鹄鲜⑿卸：ι鐣?jīng)濟的現(xiàn)實。由于道教尊老子為創(chuàng)始人，老子李姓，李唐王朝定道教為國教，同時對佛教也極力提倡。到了中店時期，佛老之徒為數(shù)甚眾，已達驚人的程度。據(jù)《釋氏通鑒》記載： 唐代寺院約有四萬所，僧尼二十六萬五千多人。他們占有大量寺院土地，享有“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特權(quán)，成為中唐時期社會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闡述得更為清楚：“蓋唐代人民擔負國家直接稅及勞役者為‘課丁’，其得享有免除此種賦役之特權(quán)者為‘不課丁’，不課丁為當時統(tǒng)治者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這樣眾多的不勞而食的佛老之徒，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寄生階層——僧侶地主集團。這不僅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且也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人，破壞了唐代的社會經(jīng)濟，置李唐王朝于岌岌可危的地步。由此而論，韓愈針對這一社會現(xiàn)狀，用儒家學說，力排佛老，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把僧道之徒返回四民之中，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有益的，進步的，正大的。

唐王朝自“安史之亂”以后，由盛而衰。至韓愈所處的中唐時代，割據(jù)稱雄的藩鎮(zhèn)已成為李唐王朝的心腹之患。他們“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長期以來，兵連禍結(jié)，危機四伏，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韓愈從儒家的道統(tǒng)觀念出發(fā)，論述了君、臣、民之間的關(guān)系，要求各司其職，上下有序。他認為：“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顯然這是正統(tǒng)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理論，是繼承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唯心史觀，是為鞏固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服務(wù)的。這種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所反映。如在《原性》中，他把性分為上中下三品，認為“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在《圬者王承福傳》中也說：“用心者使人，用力者使于人，亦其宜也?！钡琼n愈這段話中，關(guān)于“民”的義務(wù)，主要是針對僧侶、道士不事生產(chǎn)，危害社會經(jīng)濟而言的；關(guān)于“君”、“臣”的職責，則是針對當時宦官擅權(quán)、藩鎮(zhèn)割據(jù)，祈望圣君賢臣能使國家安定統(tǒng)一而言的。從這個意義上立論，反對分裂，反對割據(jù)，維護社會的安定，國家的統(tǒng)一，也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歷史進步的要求的。

《原道》中提出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身治世主張，也有其現(xiàn)實意義。

中唐時期，皇帝昏庸，朝政日非，權(quán)臣弄權(quán)，橫征暴斂。加以水旱天災交至，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貞元十九年(803)，關(guān)中久旱不雨，“種不入土，野無青苗”(韓愈《上李尚書書》)，而當時任京兆尹的權(quán)臣李實卻只顧媚上求榮，對人民的災難“一不介意”，雖然朝廷已下蠲免賦稅之詔，但他依然征收如故。并每每上奏，皆隱實謊奏：“今年雖旱，而谷甚好?！敝潦谷嗣瘛安鹞輭哪尽币约{租稅，賣兒鬻女以易口食，生靈涂炭，“死相枕籍”。韓愈對人民的災難十分同情，對李實的貪酷深惡痛絕。他不顧個人的安危，毅然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向德宗陳述了人民“棄子誅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租錢，寒餒道涂，斃踣溝壑”的悲慘景象，懇請朝廷，停征賦稅。此狀一上，觸廷，落了個被貶為連州陽山(在今廣東省)令的結(jié)果。他針對當時朝臣弄權(quán)的現(xiàn)實，提出“正心”、“誠意”、“治國”、“有為”的要求，較之佛老的“外天下國家，滅其天?！钡闹鲝?，也要正大得多。他希望社會能出現(xiàn)“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yǎng)也”的安居樂業(yè)景象，也是針對當時社會動亂，民不聊生的現(xiàn)實，提出的社會理想。這樣的理想也是當時人民的愿望。

氣勢磅礴，雄辯有力是《原道》的又一特色。

韓愈的論文講究氣，他在《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認為，氣是從仁義道德的修養(yǎng)而來的、仁義道德的修養(yǎng)是氣的基礎(chǔ)。有了仁義道德，理才能直，理直才能氣壯，氣壯才能言宜?！对馈肪捅憩F(xiàn)了這一特點，首先是邏輯推理極為嚴密。如文章的開篇，在指出“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之后，接著推出“道有君子小人”之分，“德有兇有吉”之異。從而指出“老子之小仁義”的原因是“坐井而觀天”是“其見者小”的緣故?！氨艘造沆銥槿?，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崩献影咽┬』莓斪魅?，把做小事當作義，那他的“小仁義”則是必然的了。又由此推出結(jié)論，“吾所謂道德”是“天下之公言”，而“老子之所謂道德”是“一人之私言”。這樣就以光明正大的立論，壓倒一切的氣勢，從根本上論述了儒、道兩家對仁義道德理解的不同，從而非難了老子的道德說，論證得十分嚴密。再如，最后論證“先王之教”，先總述先王之教的仁義道德之后，又分別從其文、其法、其民、其位、其服、其居、其食等諸方面論述先王之教的具體內(nèi)容。由此推論出“為己”、“為人”、“為心”、“為天下國家”，就能達到“順而祥”、“愛而公”、“和而平”、“無所處而不當”的社會效果。這一層，經(jīng)過這一系列的推理論證，最后用一問一答的形式作出結(jié)論：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眹烂艿倪壿嬐评恚怪碇睔鈮?，雄辯有力。其次，文章多用對比論證的方法，把儒道與佛老，孰是孰非，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闡示得一清二楚，不容置疑。其對比的方法和形式也是多變的。有古今對比，如用古之“正心”、“誠意”、“有為”與今之“外天下國家，滅其天?！睂Ρ?； 有儒、道對比，如用儒家的“相生相養(yǎng)之道”與道家的“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的謬論對比； 有儒、佛對比，如用儒家主張的君、臣、民的職守與佛教的棄君臣，去父子，求清靜寂滅，棄世出家的思想對比等等。這樣對比之下，于國于家，于人于己，誰個是，誰個非，誰有裨益，誰有危害，就了然在目，涇渭分明了。再次，排比句的運用增強了文章的磅礴氣勢?！皻馐t言宜”，氣勢決定著語言的運用。而精妙犀利，“形大而聲宏”的語言又是氣勢的外衣，能使文章增色生輝，使氣勢更為旺盛。韓愈是語言大師，他主張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要有所革新和創(chuàng)造。他認為文章必須“文從字順”，要“因事陳詞”，使“文章言語，與事相侔”。這篇文章的語言就極為準確精練，且語句長短配合，整散相間，錯落多姿，表現(xiàn)了韓愈論文的語言美。尤其是排比句的運用，更增強了文章的磅礴氣勢。文章開頭闡釋仁義的四句就是一組排比句。在批佛道之徒給國家經(jīng)濟帶來的危害時，又用了兩組排比句。又如，論述圣人教民，以相生相養(yǎng)之道，替社會百姓： 為之衣，為之食，為之宮室。為之工，為之賈，為之醫(yī)藥，為之葬埋，為之禮，為之樂，為之政，為之刑。為之符璽斗斛，為之城郭甲兵。為之備，為之防。一連用了十六個“為之”，組成四組排比句，而且組與組又有不同和變化。這些排比句，如江河奔流，滾滾滔滔，大有一瀉千里，不可阻擋之勢。

《原道》不但是韓愈的代表作，而且堪稱古代論文的典范。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中說韓愈“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與“司馬遷、揚雄相上下”。蘇洵《上歐陽內(nèi)翰書》中稱韓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zhuǎn)，魚黿蛟龍，萬怪惶惑”?！对馈氛w現(xiàn)了這些風貌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