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戲留下來的三本是比較粗糙、樸素的，為書會中人所編。在南宋時期，有最早的南戲《趙貞女蔡二郎》，而文人改編南戲劇本，以成為南曲傳奇典范之作的，則始于元末明初高明(則誠)的《琵琶記》。它因之為傳奇之祖，它是一部文學杰作，與《西廂記》齊名。

高明，字則誠，浙江瑞安人。瑞安屬溫州府，正是南戲發(fā)源之地。大概他小時候即熟悉本地所流行的南戲劇本。高則誠有文才，元順帝至正五年中進士第(1345年)。(不過此年因科場舞弊案，中進士的曾一度被革。)曾任處州錄事，有能聲。監(jiān)郡馬僧家奴貪殘，明委曲調護，民賴以安。去任，民立碑，青田劉基為文記之。后又任江浙行省丞相掾。方國珍抗元時，元政府因其熟悉浙東沿海情況，改調浙東閫幕都事。后因與元人政見不合，又轉江南行臺掾、福建行省都事和慶元路(今浙江)推官等職。至正十六年(1356)，方國珍據(jù)慶元起義，欲聘而致之幕下，不赴。元亡時，避亂于鄞縣(今浙江寧波)櫟社鎮(zhèn)。寓沈氏樓，隱居數(shù)年，專攻詞曲，作《琵琶記》。明太祖朱元璋慕其才名，頗想起用他，他以年老多病為由，辭不赴召。后卒于寧海。據(jù)趙景深《明清傳奇》作者概略介紹，卒年七十余。所著有《柔克齋詩集》，今佚，有輯本，只存詩數(shù)十首。高明的朋友不多，惟劉基與之有詩酬答。其生卒年無考。假定他中進士時約年三十，而卒年七十余，則約1315—1390，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左右。但年七十余之說，不知趙景深何所據(jù)，如卒于洪武中，則不過年六十余耳。

徐文長《南詞敘錄》錄宋元舊篇有《閔子騫單衣記》，其下題高則誠作。此下二種為《蔡伯喈琵琶記》與《王俊民休書記》，未題撰人名，或同為高作而省題者?！杜糜洝窞楦邉t誠作，則世所知。而《閔子騫單衣記》與《王俊民休書記》則已佚(王俊民即王魁，見《南詞敘錄》《王魁》本下注)。

《南詞敘錄》云：

永嘉高經歷明，避亂四明之櫟社。(憤中郎)(原缺)之被謗，乃作《琵琶記》雪之，用清麗之詞，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進與古法部相參。卓乎不可及已。相傳則誠坐臥一小樓，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處，板皆為穿。嘗夜坐自歌，二燭忽合而為一，交輝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為創(chuàng)瑞光樓旌之。我高皇帝即位，聞其名，使使征之，則誠佯狂不出，高皇不復強。亡何，卒。時有以《琵琶記》進呈者，高皇笑曰：“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奔榷唬骸跋г眨∫詫m錦而制鞋也！”由是日令優(yōu)人進演。尋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鑾史忠計之。色長劉杲者，遂撰腔以獻，南曲北調，可于箏琶被之，然終柔緩散戾，不若北之鏗鏘入耳也。

高氏為元末明初人，其作《琵琶記》當在元末，并以此出名。朱元璋喜歡南戲，很推崇《琵琶記》。此劇晚年定稿當在明初。高明曾出仕于元末，正當農民大起義的時代。他在政治上因不滿元末政治黑暗，與權貴斗爭而被抑置下僚。同時也沒有積極參加農民起義，看到方國珍等成就不大，故而懷抱消極，避世隱居，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他所以不受朱元璋之聘，以老病辭，可能也看到了朱元璋為人猜忌殘酷的一面。他有茍安于亂世、明哲保身的思想，在《琵琶記》中也反映了他淡泊功名富貴的處世態(tài)度。

《琵琶記》所以如此成功，一方面由于高明的文藝天才，一方面由于這一故事源于民間，早已為人民大眾所傳誦。

《琵琶記》故事來源很古。南宋初期，盲詞文學中即有蔡中郎故事，陸游詩可證：“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痹娮饔谑兰o末年。早期南戲有《趙貞女蔡二郎》戲文，劇中蔡中郎因棄其糟糠之妻為天雷劈死?！赌显~敘錄》于該劇目下注云：“即舊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實為戲文之首?！贝瞬潭杀胤遣嚏?，但以蔡邕為中郎將有名于史而誤。歷史上蔡邕為一大文人，且以孝著名，并無此類無恥行為。民間所傳，污辱先賢，引起文人的不平，所以陸游有慨嘆之句，徐渭以為里巷妄作。

此民間故事，似系出于唐人筆記實事?！队袢印份d，鄧敞孤寒不中第，已婚于李氏，而牛僧孺之子牛蔚與之善，以其妹嫁之，遂藉其力以登第。牛氏至鄧家，知已有妻，且有二女，牛氏隱忍，乃與李氏共處。又《小浮梅閑話》及《堅瓠集》則引唐人小說，謂唐有蔡節(jié)度者，微時與牛相國僧孺之子繁同學，尋同舉進士。繁才蔡生欲以女弟妻蔡，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既而牛能將順于趙，趙亦無妨于牛。東嘉感其事而作書云云。此謂唐人小說乃不知何據(jù)。從《玉泉子》，則鄧而非蔡。民間傳聞，多所改易矣。

此外，亦有以《琵琶記》為諷刺王四(贅于不花太師家，元人呼牛為“不花”)的，或以為是王安石女婿蔡卞的故事。此難確信。要之，民間創(chuàng)造一典型故事，而附會到蔡邕身上。

此民間故事，反映唐宋知識分子，得第以后另娶而棄其舊妻。正如臨江驛故事、王魁故事等。南戲首為《蔡二郎》、《王魁》二劇，即為鞭撻此類負義之夫而作。反映知識分子之前后變節(jié)，判若二人。王魁之受鬼報，蔡二郎之受雷劈，結局相同。人民的愛憎分明，此皆詛咒爬上統(tǒng)治階級的才子，而為受欺侮之女性泄憤者。反之如《破窯記》、《荊釵記》則為歌頌男女愛情之堅貞者。

在南戲《趙貞女蔡二郎》中，蔡二郎為一反面人物，趙貞女則是正面人物。高則誠根據(jù)民間劇本成《琵琶記》，把蔡伯喈亦寫為一正面人物，改“三不孝”為“三不從”。所以如此處理之動機有二：(1)為蔡伯喈辨誣。蔡邕為歷史上有名文人，本無此惡行，卻被謗千載。為之辨白，以糾正民間故事的誤會。這樣對待歷史人物比較公允。(2)為知識分子辯護。因高則誠亦為進士出身之人物，同情于知識分子之故。改變悲劇之性質，說明蔡邕之不得已，本是一個孝子，乃為其嚴父所逼而上京赴考。又為君、相所逼，辭官、辭婚皆不可，強入贅于牛府。郁郁不樂，內心痛苦萬分，故為“三不從琵琶記”。“三不從”，即欲不赴試，其父不從；辭官，君不從；辭婚，相不從。高則誠在劇本里充分發(fā)抒了知識分子的苦悶矛盾心理。

原本南戲，今已不傳。其思想性是懲責負義之夫貪戀富貴榮華、滅妻再娶的重婚之罪，暴露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此本《琵琶記》雖為知識分子辯護，仍然不失為一部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它的進步意義在于反功名富貴，暴露統(tǒng)治階級如何籠絡知識分子，而陷他們于不孝不義的境地。知識分子一應朝廷考試以后，即身不由己，違其初衷。蔡邕在牛相府中，自身一無快樂幸?？裳裕瑫r受盡人民的唾罵(劇中以張廣才代表人民的感情)，成為不孝不義的人物。

《琵琶記》的主題思想是反功名富貴，指出一個人的真正幸福是在于能夠享受天倫之樂。即與父母妻子團聚過平凡的生活是最好的，不要去求官，不要去做富貴人家的女婿。這在封建社會里是有一定的進步作用的。蔡伯喈的父母，一味要自己的兒子出去求名，光耀祖宗。結果兒子中了狀元，變成宰相的女婿，他們兩人卻在家鄉(xiāng)挨餓死了。第三十八出《張公遇使》張廣才對著墳墓說：“老員外、老安人，你孩兒做了官，如今差人來取你到京，同享富貴。你去也不去？(唱)叫他不應魂何在？空教我珠淚盈腮?！边@不是無情的諷刺，乃是充滿著熱情的、沉痛的，點化癡頑。至于蔡邕，在全劇里是個悲劇式的人物。他被逼迫入贅牛相府以后，盡管吃的穿的，都是珍貴的東西，盡管有美人陪伴，仆婢侍候，卻非常痛苦。重婚富家，貌合神離，心里總是想著他的父母、糟糠之妻。在十六出《丹陛陳情》、二十二出《琴訴荷池》、二十四出《宦邸憂思》、二十八出《中秋望月》、三十出《瞷詢衷情》、三十七出《書館悲逢》中，深刻地描寫他的內心矛盾、沖突與苦悶。最后四十一出《風木余恨》，極為悲涼。這種心境是真實的，并非虛假。所以《琵琶記》能感動人心。作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能夠了解知識分子的心理，故而刻劃更其深刻。蔡伯喈這個形象，同趙五娘、張?zhí)粯?，都是很成功的?chuàng)造。

《琵琶記》是一個悲劇，原本南戲矛盾存在于夫妻之間，即知識分子轉向統(tǒng)治階級，壓迫人民。趙五娘有強烈的斗爭性。高氏的改編，夫妻之間并無矛盾。矛盾存在于知識分子與統(tǒng)治階級之間，即蔡邕受君、相的壓迫。雖然因為牛氏的特殊賢惠(非必然的、偶然的)，最后得到團圓結果，但是父母已經死亡，風木余恨，無可補償。全劇應該看成悲劇。

《琵琶記》第一出敘劇情概要(家門)時，批評向來傳奇，謂“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而他自己這部書是“只看子孝共妻賢。正是：驊騮方獨步，萬馬敢爭先”。又以“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標目。在封建社會里，這部傳奇是有益于倫常禮教的。因此明太祖比之于五經四書，認為富貴人家不可缺。而毛綸(聲山)以之比于《西廂記》，謂《西廂》是風，《琵琶》是雅?！段鲙窞榈诹抛訒杜谩肥堑谄卟抛訒?。《琵琶記》的主題思想，照作者所說是以有關風化、頌揚子孝妻賢為宗旨。其實這不過是傳奇開端，表示此本不同于其他傳奇(如佳人才子之類)之處?！杜糜洝酚蟹饨ㄋ枷耄麄鞣饨ǖ赖掠^念，不過我們要區(qū)分劇中所宣揚的孝道，不是屬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所要求的終于事君的孝道，而是不忘本、菽水承歡的孝道。它批評了蔡伯喈父親的“大孝”思想，也批判了蔡伯喈“生不能養(yǎng)，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行為?？梢娮髡叻磳ψ分鸸γ毁F，主張骨肉間的團聚。他提出“人爵不如天爵”的思想，是不利于統(tǒng)治階級的隱居避世的思想。朱元璋喜歡《琵琶記》，有人據(jù)此而否定此劇。這不太合理。朱元璋可能喜歡南戲，且《琵琶記》宣傳忠孝，合乎他的思想，但是此劇究竟是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還是宣揚人民的思想，是值得研究的。全劇主要并不是宣揚封建的忠孝，而是歌頌了人民的感情。其實，劇中的“忠”是空的。蔡伯喈的矛盾也是和封建的“忠”的矛盾?！杜糜洝钒讶说母星榉旁诘谝晃唬磳堎\人類真摯感情的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在當時的封建社會，只有“孝”才足以反抗“忠”，這連統(tǒng)治階級也無法否認。而且，《琵琶記》的團圓并非喜劇，仍是悲劇。劇中的牛氏是概念式的人物?！秲少t相遘》一出及趙五娘題詩、牛氏幫助她與伯喈重逢是作者的理想主義，牛氏非真實人物。整個劇本表現(xiàn)了人民與封建統(tǒng)治者爭取知識分子的矛盾，而人民方面勝利了，知識分子厭惡朝廷，最后散發(fā)歸林。這是高則誠思想進步的地方。此類思想以后深刻地貫穿在《儒林外史》中(如王冕這一形象)。

雖然《琵琶記》作者在開始時揭出歌頌妻賢子孝、有關風化的一個大題目，但并不局限于描寫家庭問題。整個劇本的內容是豐富的，剖示出封建社會的各個方面，觸及的社會生活面很廣。例如描寫陳留郡的災荒。在《義倉賑濟》一出中，寫社長里正中飽剝削、公開搶劫、欺壓婦女的行為，為當時社會的寫照。全劇運用了對比手法，這一方面使生旦換唱，可以省力，是一種妥善的安排；另一方面確乎展現(xiàn)了兩個不同的環(huán)境，一幅是人民遭受苦難的畫面，一幅是富貴人家的享樂生活。具體地說：第十七出是趙五娘請求救濟而被劫去糧食的一幕；第十八、十九出是蔡伯喈新婚入贅牛府的場面。接著第二十、二十一出，是趙五娘勉食姑嫜與糟糠自饜，她的婆婆餓死的場面；而二十二出《琴訴荷池》，是蔡伯喈牛氏在牛府暑天賞荷的情景。第二十五出趙五娘祝發(fā)買葬，二十七出感格墳成；第二十八出是中秋望月。第二十九出是乞丐尋夫；第三十出是瞷詢衷情。一幕是蔡家情況，一幕是牛府情況。兩相對比，越顯得趙五娘的賢惠，蔡伯喈的不孝和他在牛府中的心緒不安。是統(tǒng)治階級剝奪了蔡家一家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劇本寫出封建社會中的矛盾，與蔡伯喈的矛盾心理相結合，是比較深刻的。

趙五娘是勞動人民的形象?！对憧纷责悺穼懰诨哪杲o公婆吃飯，自己吃糠，有“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之句?！霸憧分蕖笔浅烧Z。《后漢書·宋弘傳》：“帝(光武帝)欲以姊湖陽公主(新寡)妻之。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糟糠之妻謂同吃苦之妻。此出把它形象化，并用糠和米比喻她和伯喈：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

相傳高明作《琵琶記》，坐樓上，填詞至此句，案上兩燭光交融為一。謂其苦心作曲，得神來之筆。因名其樓曰瑞光樓。作者把這一女性寫得那樣善良、動人，那樣理想，強調糟糠之妻不應拋棄，貧賤夫妻有真感情，這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以趙五娘的苦心侍奉姑舅，暗地吃糠，她的姑舅，起初還疑心她偷吃好東西。足見封建家庭中做媳婦的苦楚。她的誠心，終于感動公婆，而婆婆卻因饑餓無力，又受感動，精神過受刺激而死。公公到此時懊悔把兒子送帝都，自怨自艾，皆極切合人情。這一出有劇情，極為悲苦。趙五娘照顧老人，有人道主義精神。她的盡孝道，不能說都是封建的說教。

《琵琶記》的藝術性，首先在于它的結構布局，貧富生活的對比。作為一部長本傳奇，第一出寫蔡氏一家稱慶，第二出即出牛氏，遙遙對照，以后也是牛府的富貴生活與陳留郡的災荒現(xiàn)實相對比。一面是災荒、搶糧、吃糠，父母的死亡，趙氏的剪發(fā)、筑墳。一面是賞荷、中秋賞月。一幕一幕，互相對照，具體地展現(xiàn)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境況。不但悲苦的場面使人落淚，就是富貴享受的場面也使人流淚。這種對比，極富戲劇效果。這是作者發(fā)展了南戲的傳統(tǒng)并有自己的獨創(chuàng)。

《琵琶記》的詞章，以二十一出《糟糠自饜》、二十五出《祝發(fā)買葬》、二十九出《乞丐尋夫》(俗稱《描容上路》)、三十八出《張公遇使》、二十二出《琴訴荷池》、二十四出《宦邸憂思》及二十八出《中秋賞月》為佳。前四出文章白描有力，后三出則用詞藻點染，華麗。從全劇來看，除這三出以外，基本風格是樸素有力，不華麗。而描寫蔡家方面，比之牛府方面更為深入逼真。此因高則誠個人生活經驗，是生長于小城市、多做地方官吏、遭逢亂世、多見民生疾苦之故，也由于原本民間文藝中的南戲劇本，在這方面尤富于人民性。除前所講的吃糠一段的神來之筆外，《描容上路》中有〔三仙橋〕兩支曲子亦最佳。文詞樸素動人，如人心肺中流出：

〔三仙橋〕……苦要描，描不就，暗想象，教我未描先淚流。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饑癥候；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只畫得他發(fā)颼颼，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要畫他個龐兒帶厚。他可又饑荒消瘦。我待要畫他個龐兒展舒，他自來長恁面皺……這真容呵，便做他孩兒收，也認不得是當初父母。休休，縱認不得是蔡伯喈當初爹娘，須認得是趙五娘近日來的姑舅。

《琵琶記》雖不尋宮數(shù)調，所用歌曲系南曲，在一折中有重用前腔者，而四十二出各出間所用曲調不重復。是南曲中的典范之作。明代南曲作家往往以此劇為范本，采用其曲調及場面布置方法。

總之，高明的《琵琶記》是成功的。作者吸取民間文藝的素材，大大提高了它的文藝價值，其成就是：

1.保存了民間文藝的優(yōu)秀部分，加工創(chuàng)造了為人民所熱愛的趙五娘、張廣才的形象；

2.創(chuàng)造出蔡伯喈那樣一個具有復雜矛盾性格的典型形象，這一形象是很真實的。陳世美是一種典型，王十朋是一種典型，蔡伯喈是另一種典型，是具有二重性格的悲劇形象；

3.運用場面變換的技巧，以牛府的富貴生活與蔡家的苦難生活作強烈的對照，深刻暴露階級矛盾。有杜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意義，是現(xiàn)實義的；

4.作者運用文學語言的工夫很深，全劇極富抒情性。

《琵琶記》的價值在四大傳奇之上。它的生命最長，至今昆曲、川劇及其他地方戲中保存的零出極多。計有(下括號內所標為原劇各出序號)：《稱慶》(2)、《規(guī)奴》(3)、《南浦囑別》(5)、《杏園》(10)、《辭朝》(16)、《請郎花燭》(19)、《吃糠》(21)、《賞荷》(22)、《思鄉(xiāng)》(24)、《剪發(fā)》(25)、《賞秋》(28)、《描容》(29)、《盤夫》(30)、《諫父》(31)、《彌陀寺》(34)、《書館》(37)、《掃松》(38)。近二十出。全書四十二出，今傳唱者尚有一半。在傳奇中為選唱最多者(參看《綴白裘》)，惟《長生殿》足以比擬，《牡丹亭》、《桃花扇》皆不如。昆曲中今唱原文。至今湘劇及其他地方戲中亦有全本，惟詞句部分采用高明原文，部分再通俗化。

高明尚有《閔子騫單衣記》，今佚，亦是一個宣揚孝道的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