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學校是教育發(fā)展的重心，也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基地。1934年，教育部制定《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guī)程》,為高等學校開展學術研究確定標準。到1937年，經教育部核準成立的各大學研究所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中山大學的文科、教育、農科研究所，金陵大學的理科、農科、法科研究所，中央大學的農科、理科研究所，武漢大學的工科、法科研究所，輔仁大學的文科、理科研究所，南開大學的商科、理科研究所，以及北洋工學院、東吳大學、嶺南大學分別設立的工科、法科、理科研究所。各研究所下按專業(yè)設部，其中清華大學包括物理、化學、哲學、經濟等十多個部，北京大學有地質、生物等七個部，中山大學有教育心理、農林植物等六個部^[1]。契合當時重視理、工、醫(yī)、農類實科教育的趨向，大學研究門類也向實科方面傾斜，在總共四十二個研究部中，實科類有23個，占了近55%。據教育部統(tǒng)計，全國?？埔陨蠈W校教員中，1934年—1936年間作專題研究者共1066人，占全體大學教員總數之14%強，其中理、工、醫(yī)、農等實科研究課題有754項，文法類370項，實科研究占有絕對主導地位^[2]。
高等學校的學術研究開展各有千秋。清華大學的物理學研究在當時國內堪稱一流，吳有訓、葉企蓀、趙忠堯、薩本棟、周培源等均為國內物理學人才的一時之選。吳有訓是國內開展物理學研究的先驅者之一，1930年他在英國《自然周刊》發(fā)表《單原子氣體散射之X線》,為國內物理學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的首次亮相^[3]。此后，他又相繼在英、美等權威科學雜志上發(fā)表多篇學術論文，在國際物理學界產生較大反響，1935年被推為德國自然研究者皇家會會員。趙忠堯1927年赴美留學，在美期間，取得正負電子對產生和湮沒過程的最早實驗證據，對正、負電子的發(fā)現起了重要啟迪作用。1931年回國后，組建清華核物理實驗室，進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研究成果在國際物理學界屢獲好評。該系還為國內物理學界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人才，如施士元、王淦昌、趙九章、何汝楫、張宗燧、錢偉長、錢三強、王大珩等均為物理學界的一時之選^[4]。除清華大學外，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輔仁大學等校的物理學研究也開展較好。中央大學的張鈺哲留美期間，曾發(fā)現過一顆新的小行星，是中國人發(fā)現的第一顆小行星，由其本人命名為中華號?；貒笏铝τ谔祗w物理研究，著有《天文學論叢》一書，在天文學界有很大影響，被聘為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特約研究員^[5]。
高校的化學研究成績顯著。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院在生物化學領域處于國內領先地位，趙承嘏、吳憲、張錫鈞、陳克恢等均學有專長，趙、吳二人當選為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第一屆評議員。另外，北京大學的汪敬熙對大腦皮層構造也有深入研究。有機化學研究者較多，北京大學的曾昭掄、孫承諤，清華大學的高崇熙、薩本鐵、黃子卿，中央大學的袁翰青等都取得不少成果。中法、金陵、南開、燕京也有一批研究成果涌現。
地質學在各大學中以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實力較強。1931年，中研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任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使北大地質學研究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在該系任職或兼職的孫云鑄、謝家榮也均為地質學研究的中堅力量。該系曾多次組織往西南地區(qū)考察，對西南尤其是貴州一帶地層有較深入研究。中山大學地質學系(1928年9月改稱礦物地質學系)依托兩廣地質調查所，陣容也較強。該系每年均組織十余次調查活動，足跡遍及四川、浙江、內蒙等地。1928年5月，該系與兩廣地質調查所合作，組織考察團調查西沙地理及礦產資源，并設法協(xié)助制止部分日商在西沙開采磷酸礦、掠奪中國礦產資源的活動^[6]。
中山大學的動、植物研究也頗有成就。該校設農科研究所，下分農林植物與土壤二部，同時還擁有國內各大學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園，研究條件較好。農科所采集大量廣東和海南島地區(qū)植物標本，所長陳煥鏞著有《中國經濟樹木學》及《中國植物圖譜》(與胡先骕合著)等，并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設置的五個科學研究教授席中大學的唯一一席(其他四席為翁文灝、李濟、秉志、莊長恭)^[7]。此外，北京大學的張景鉞、清華大學的李繼侗、東吳大學的劉承釗、中央大學的鄒鐘琳及金陵大學、圣約翰大學、燕京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院等校一批學者，在動植物研究方面也各有所長。
抗日戰(zhàn)爭前，數學在中央、北平兩研究院中均未設專所，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浙江、清華、北京等大學中。浙江大學是當時中國的數學研究中心之一。教師中，“陳建功之于分析，蘇步青之于幾何，朱叔麟之于代數，均極能稱職”^[8]。陳建功、蘇步青均為留日學者，獲博士學位后回國。陳建功留日期間，用日文出版《三角級數論》,為國際上最早出版的三角級數論專著之一，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回國后，繼續(xù)開展研究，先后發(fā)表數學論文多篇。蘇步青1931年回到國內，在浙大進行微分幾何研究，美國數學家認為“以蘇步青為首的中國微分幾何學派在浙江大學建立”^[9]。清華大學算學系研究部成立于1930年，該系主任熊慶來是中國數學研究奠基人之一，他定義的無窮級的亞函數，被國際數學界稱為“熊氏無窮級”。研究部的成員還有教授鄭之蕃、趙訪熊等，華羅庚也是該部成員，陳省身為該部培養(yǎng)的第一個研究生^[10]。華羅庚早年輟學，后自學成才，1932年被熊慶來延攬到該系。1932年—1936年四年間，他先后發(fā)表數論方面的論文十余篇，逐漸蜚聲海內外，1936年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資助赴英，留學期間發(fā)表有關華林問題、他利問題、哥德巴赫問題的論文共十八篇，其關于他利問題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數學界稱為“華氏定理”^[11]。北京大學在數學研究上較突出者主要有江澤涵、馮祖荀等。
人文科學研究基礎較好，研究人員較多，在各大學中廣泛展開，其中史學研究最為興盛。全國高校研究所所設十九個文法類部中，史學就有六個，獨占鰲頭。北京大學的胡適、孟森、顧頡剛、嵇文甫，輔仁大學的陳垣，清華大學的蔣廷黻、陳寅恪(均為兼職),中央大學的金毓黻及北平中國大學的呂振羽等，在史界乃至學術界均享有很高聲譽。此外，梁漱溟、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潘光旦、吳景超、俞平伯、朱自清、黃侃、何廉、馬寅初、陳岱孫、周鯁生、張奚若等分別在哲學、社會學、語言學、文學、經濟學、法學等領域各領風騷?？脊艑W這一時期成果累累，北京大學在各高校中貢獻尤其突出。1927年4月，為更好地研究、發(fā)掘、保存我國歷史文物，防止文物大量外流，北京大學聯(lián)合北平地質調查所、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清華大學等國內多個學術機構與瑞典科學考察團合作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調查西北地區(qū)歷史、地理及民族狀況?？疾靾F共有中方團員35人，北大教授徐炳昶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分任中、瑞雙方團長。在考察過程中，北大學者黃文弼首先發(fā)現了居延漢簡^[12]。接著中、瑞學者又相繼發(fā)現高昌古城遺址及大批簡牘文書、壁畫、錢幣等，為研究西域歷史、地理、民族沿革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與實物資料。孟森、傅斯年、蒙文通等都參加了對所發(fā)現的一萬多件漢簡的整理工作。30年代前后，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滬江大學等校又分別或合作組織考察團到陜西、山西、山東、江蘇、浙江、臺灣、新疆等地進行考古發(fā)掘，發(fā)現陜西和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遺存，證實長江以南地區(qū)存在石器時代，提出臺灣和新疆等地自古以來與內地聯(lián)系密切的考古證據，推動了全國考古工作的深入進行。
博物館、圖書館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博物館、圖書館建設獲得長足發(fā)展。1928年10月，國民政府頒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及理事會條例，以之直屬國民政府，任命李石曾、易培基、于右任、宋子文、汪精衛(wèi)、蔣介石、蔡元培等為理事，李石曾為理事長，易培基為院長(1934年由馬衡繼任),開始對博物院展開大規(guī)模整頓。院內設古物、圖書、文獻三個館，建立嚴格的文物保管制度，增辟文物陳列室，出版影印字畫、圖書文獻等，對文物進行有計劃的陳列與展示。經過整頓，故宮博物院管理逐漸走上正軌。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平津地區(qū)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威脅，為保證文物安全，經國民政府行政院批準，故宮珍貴文物分類裝成19577箱分批南運，第一批于1933年運抵上海。文物南運，使祖國稀世珍寶在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空前浩劫中得到妥善保存。
30年代前后，一批新博物館相繼建立，其中規(guī)模較大者有：河南省民族博物院(1928年10月成立，1930年12月易名為河南省博物館)、浙江省西湖博物館(1929年3月設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1930年1月成立)、震旦大學博物院(1930年成立)、廣西省立博物館(1933年成立)、上海市博物館(1936年4月成立)等^[13]。1933年4月，經蔡元培等大力倡導，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準備建設一座規(guī)模宏大的全國性博物館。籌備處由傅斯年、李濟主持，蔡元培為中博理事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14]。1935年11月，中央博物院舉行奠基禮，正式開始動工興建，期間從各方陸續(xù)接收大批珍貴歷史文物，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已初具規(guī)模?？箲?zhàn)爆發(fā)后，籌備工作被迫中斷。
圖書館事業(yè)在抗戰(zhàn)前發(fā)展較快。1927年12月，大學院公布《圖書館條例》,使圖書館建設有章可循。次年5月全國教育會議期間，不少代表紛紛要求重視圖書館的建立與發(fā)展^[15]。1930年5月，教育部頒布《圖書館規(guī)程》,規(guī)定：“省及各特別市應設圖書館，儲集各種圖書供公眾之閱覽。各市、縣得視地方情形設置之。”“私人以資財設立或捐助圖書館者，得由主管機關遵照損資興學褒獎條例呈報教育部核明給獎。”^[16]在各方支持、督促下，圖書館事業(yè)逐漸走上正規(guī)發(fā)展的軌道。1934年，僅上海一地就有22個圖書館^[17],全國各級各類圖書館則達2955所^[18],十年中增加了六倍多。全國大部分縣、市政府所在地均設有圖書館，最大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近百萬冊，私立圖書館中規(guī)模最大的東方圖書館，據1931年12月調查，存書達502,765冊，其中善本書為3745種35083冊(次年“一二八”事變中遭日軍戰(zhàn)火破壞)^[19]。此外，各高等院校及部分中、小學圖書館也迅猛發(fā)展，1933年，全國公、私立高等院校共擁有圖書340萬冊^[20],此后幾年又續(xù)有增加。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壯大，對教育和學術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
30年代，隨著學術的發(fā)展及國人對科學事業(yè)認識的加深，一些政界及學術界名流還發(fā)起過一個科學化運動。陳立夫、張道藩、張其昀、吳承洛等均積極參與其中。1932年11月，中國科學化運動協(xié)會在南京成立，最初會員有五十余人，次年出版《科學的中國》半月刊，系統(tǒng)宣傳科學化運動的宗旨^[21]。他們提出，“沒有經濟的轉變，固然不會造就近代的文化，沒有科學和機械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更何從發(fā)端今日世界艷麗的文明”^[22],強調科學家的重要使命就是：“把科學知識送到民間去，使它成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sup>[23]科學化運動協(xié)會成立后，先后組織工業(yè)生產、農業(yè)生產、商業(yè)經營研究改進會等組織，推廣先進的科學技術，展開科學知識的普及與宣傳，“致力于中國社會之科學化”^[24],提出“以五百萬人受科學知識之直接宣傳為最低要求”^[25]。當然，由于當時中國整體文化及科學水平的限制，科學化運動推廣、發(fā)展受到很大限制，雖然協(xié)會會員到30年代末發(fā)展到3000人，但運動始終局限于科學界本身，未能如發(fā)起者期望的那樣真正推向社會。
總的來看，自國民政府成立至抗戰(zhàn)爆發(fā)的十年間，中國學術的發(fā)展還是比較健康的，廣大知識界、學術界及社會各界人士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當然，由于中國學術發(fā)展的基礎過于薄弱，30年代前后，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學術研究水平總體說還是落后的，也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是研究不系統(tǒng)，人才匱乏。據統(tǒng)計，1937年全國農林方面的專門技術人才僅4113人，相當于全國農村人口的十萬分之一，而天文人才總數僅67人，最多的工礦業(yè)也僅1.9萬余人^[26],遠遠不敷所需。每年新畢業(yè)的大學專門人才，工礦方面最多也僅及千人，杯水車薪，無法從根本上扭轉落后局面。其次是經費不足，研究難以深入開展。中央研究院是國內各科研機構中經費最高的，但也常有“異常支絀”^[27]之感，北平研究院則常因經費緊張，致使研究工作難以正常開展，一些地方及民間團體研究機構的經濟情況則更為窘迫，常常遭遇“不可思議之窮困”^[28]。第三，政府對科學事業(yè)的管理尚欠完善。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也無力擔當起領導全國科學發(fā)展的重任，學術發(fā)展缺乏總體規(guī)劃，各級科研機構的分工合作遠未有效進行，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研究機構設置上就有所重復。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中國學術事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