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蘇汶在《第三種人的出路》(1932年10月《現(xiàn)代》第1卷第6期)中說：“左翼指導理論家們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資產(chǎn)階級這個惡名稱加到他們頭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遠地沉默，長期地擱筆”，此外，高明1933年11月在《現(xiàn)代》發(fā)表《關于批評》一文，對批評家加以攻擊。本文就是針對這些論調(diào)而發(fā)的。魯迅用極其幽默的“推己及人”為筆法，揭露了這一論調(diào)其實只是“庸才”們并無作品而又要”保持其作家”體面的障眼法。

這篇文章的寫法是特別的： 作者采用冷靜的敘述方式，以平和而略帶調(diào)侃的語言，采用了 “欲擒故縱”的手法，現(xiàn)身說法，用自己排除了 “批評”卻依然寫不出文章來的事例，從事實上否定了蘇汶等對批評的攻擊，然后進一步指出蘇汶等的攻擊，其實是為“沒有作品遮羞” 的所謂 “作家” 遮羞，使之盡管無作品，仍“能保持其為作家”的美名。這就揭出了蘇汶等人的言論實在是對于自己寫不出作品的開脫的實質(zhì)。

文章先用欲擒故縱的手法，引出 “一位詩人” 的“開導”來。美國大詩人濟慈的創(chuàng)作當時曾受到保守派批評家猛烈的攻擊，這例子使自己相信了 “愚眾的輿論，能將天才罵死”; 同樣，也相信了當今的“批評家的漫罵”能將當時“幾位名作家”的“好作品罵得縮回去”。這是文章的第一層。

接著，作者就敘述自己創(chuàng)作上的一番經(jīng)歷感受，用自身的體驗否定了上述為作家沒有創(chuàng)作卸責的說法。作者開筆時似乎是要為上述論調(diào)搜求例證，他風趣地說自己”也是一個想做作家的人”，雖然“還沒有獲得挨罵的資格”，但“女人和兩個孩子的吵鬧”“也如漫罵批評家一樣”，嚇退了 “我”的“好作品”。接著，便筆鋒一轉(zhuǎn)： “幸喜今年正月……她們?nèi)齻€就都回到鄉(xiāng)下去”，“到了產(chǎn)生偉大作品的時代?？墒遣恍业煤堋阕沆o了三個月了，還是一點也寫不出什么來”。——這“還能歸罪于她們的吵鬧嗎？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動搖。我疑心我本不會有什么好作品，和她們的吵鬧與否無關。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謂名作家也未必會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評家的漫罵與否無涉”。一個“幸喜”和一個“不幸”，引出實踐中環(huán)境變化依然好作品創(chuàng)作不出來的事實，有力地否定了把“幾位名作家”(蘇汶輩)沒有“好作品”產(chǎn)生歸咎“批評家的漫罵”的說法，并連續(xù)用兩個 “疑心” 來加以突出強調(diào)。

最后三個自然段，在“推己及人”的事實基礎上的感慨和議論：指出“漫罵的批評”對于“庸才”作家不但無損，反倒“有益”： 按照他們散布的邏輯，可以為其“并無作品”而保持其作家的名聲“遮羞”——“批評批評，世間多少作家，借汝之罵以存！”這里，是以嘲笑的語調(diào)，提出自己的與蘇汶等人截然不同的觀點，而“推己及人”，既強化了自己論點的力量，又幽默生動，有趣。

在表達上，作者主要敘述事實，但在敘述的過程中又聯(lián)系蘇汶等人的說法發(fā)抒感慨正話反說，使文章與一般文藝性的評論區(qū)別開來。

文章語言幽默。除了體現(xiàn)于敘述中的語義雙關(如說自己也是“想做作家的人”，“未曾寫過創(chuàng)作”等)與故作抬舉(如說詩人“開導”呀，“名作家”呀等等)，對照語言的運用 (如 “幸喜” 和 “不幸”，“假使” 與“然而”，“天才”與 “庸才”，“罵退”與 “遮羞”，“有損”和“有益”等等)，畫龍點睛的文眼 (如“疑心到所謂名作家也未必會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評家的漫罵與否無涉”)，以及描摹形象的比喻(如“落難小生”)等等，這些修辭手法的采用也產(chǎn)生了強烈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