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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文 | 魯迅《離婚》賞析和讀后感 |
| 釋義 | 魯迅《離婚》賞析和讀后感【析】 《離婚》是魯迅除歷史小說以外的最后一篇小說創(chuàng)作,在魯迅小說中有著特殊的地位與價值。魯迅本人也十分看重這篇小說,在晚年回顧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時,曾經(jīng)提到《離婚》等小說,“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同時又指出它因此而“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①的確如魯迅所說,《離婚》等幾篇小說,對青年讀者來說,是不如《狂人日記》等早期作品那樣激動人心了。但這并不意味《離婚》的思想與藝術水準的下降,因為在整個《彷徨》創(chuàng)作中,魯迅將注意力轉(zhuǎn)向挖掘舊社會病根時,“戰(zhàn)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這種“冷”應理解為他更多地表現(xiàn)了黑暗勢力的強大,而不再像《吶喊》中的小說那樣,為“顯出若干亮色”而不惜“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②。在《離婚》中,魯迅將自己卓越的觀察力投向一位普通農(nóng)村婦女的婚姻爭端,從中解答了辛亥革命究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什么,中國社會性質(zhì)有無實質(zhì)性變化的大問題。 魯迅不是以故事取勝的小說家,一切曲折離奇的情節(jié)是與他的小說無緣的。《離婚》為我們描述的故事,只消一句話就可以表述:愛姑在新年的喜慶日子里,同父親莊木三為了與施家婚姻上的爭端坐船到慰老爺家里,接受了七大人的裁決。 然而,七大人的裁決似乎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要使這一舉動成為一徒勞無益的行程。正當愛姑在航船上理直氣壯地高談闊論,幻想取得這場爭端的勝利時,她的父親莊木三已將婚姻憑證的“紅綠帖”揣在肚兜里了。在辛亥革命之后換湯不換藥的社會現(xiàn)實下,這就是愛姑一類人物自發(fā)反抗的不可更改的悲劇性結局。整篇小說只涉及了一個事件(愛姑的婚姻爭端)兩個場面(航船內(nèi)和慰老爺家),而當時豐富復雜的社會內(nèi)容,卻從中得到了深入飽滿的反映。 鬧了三年而“不落局”的婚姻事件在當?shù)匾菜闶且患龈竦男迈r事了,以至于鬧得附近村落盡人皆知。從航船乘客的寒暄談話中,魯迅巧妙地交代了 “愛姑的事”的經(jīng)過:愛姑嫁到施家,丈夫姘上了個小寡婦,愛姑因此吵鬧起來。但公婆并不同情愛姑,“老畜生”也幫著“小畜生”壓制媳婦,愛姑憤而回到娘家。事情鬧到地主慰老爺手里,也不曾得到解決。照愛姑的說法,此人原是個“不通”的家伙,后來又受了施家一桌酒席的賄賂,就越發(fā)不說“公道話”了。愛姑的幾個兄弟一怒之下拆了施家的灶,總算出了口惡氣。此時愛姑正沉浸在對七大人這位更顯赫的鄉(xiāng)紳“講公道話”的幻想之中。 作為這次事件中心人物的愛姑,是很有些反抗精神的。她敢于在眾人面前申訴婆家對自己的虐待,滿口“老畜生”、“小畜生”地回敬施家父子,甚至連自己的父親也不留情面,罵他“見錢頭昏眼花”和“老發(fā)昏”;在她自感受了屈辱之后,甚至不惜“拚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這不能不說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民主思想,通過東南沿海開化較早地區(qū)的社會風氣傳播的結果。但是,愛姑同時又很幼稚和脆弱,她的抗爭并沒有直接否定壓迫她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而帶有意氣之爭的意味,所以,愛姑還不能看成真正覺醒的婦女。這種情況使她跟父親跨上去龐莊航船的第一步起,就暗自注定了她的失敗結局。因為她已把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力,拱手交給了自己反抗的對象。她只是簡單地把施家父子認作自己的敵人,而把自己思想的真正敵人看成可以依賴的公允化身。這樣,她的反抗就沒有沖破封建主義的牢籠,她終究不能逃脫名為“離婚”實則“休妻”的命運。 愛姑悲劇的深刻之處在于,在這次婚姻爭端中,她所反抗的與她所依靠的,恰恰是同一種社會勢力。地主階級出于對封建綱常倫理的整體性維護,是決不會為個別的親疏強弱而有所改變的。她所反抗的,正是她不得不依靠的,一切都在原地打了個轉(zhuǎn),而從頭至尾,她都無從知曉。 《離婚》中次要人物的設置,也充滿了匠心刻意。航船上兩個念佛的老女人自不待言,她們本身就是封建文化的體現(xiàn)者,所以她們對愛姑的言行,只是對視、努嘴、點頭,唯恐避之不及。魯迅寥寥幾筆,就點出了她們的態(tài)度。相比之下,八三是比較同情愛姑的,然而一聽說七大人要出場,馬上“眼睛睜大了”,轉(zhuǎn)而規(guī)勸愛姑屈服。他的同情并非建立在對愛姑反抗夫權的認同上,而是出于同村同族,不愿受外人欺辱的意識。蟹殼臉上雖然更傾向于莊家,但他并沒有真正的是非觀念,只是擔心莊木三斗不過施家。胖子汪得貴則是一位油滑的旁觀者,他一味地迎合莊氏父女,說一些不關痛癢的空話。但他們在對七大人權威的服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在議論中表現(xiàn)出的不同態(tài)度,只取決于他們同莊木三關系的親疏遠近。本質(zhì)上他們都是封建統(tǒng)治的順民。所以,愛姑在這種環(huán)境中,完全是孤立無援的。就連她的父親莊木三,也何嘗不是如此,他與施家的爭斗,只是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而并非為愛姑的幸福。愛姑反抗意識的最終寂滅,是理所當然的。這是一出歷史的悲劇。正如愛姑始終不能突破她的認識局限一樣,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失敗,也不能不取決于當時歷史為它提供的社會條件。魯迅在此用活生生的形象,表達了他“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什么都要從新做過”③的沉痛認識。 《離婚》并沒有多少外部動作的描寫,但卻達到了一種驚人的內(nèi)在真實。這種真實主要得力于魯迅以愛姑的主觀視角,充分展示其所見所聞在內(nèi)心引起的感受的獨特方式。如果我們不善于像作者一樣深入愛姑的靈魂,我們簡直不能理解為何開始充滿斗志的愛姑,怎么一下子便失掉銳氣,順從地聽憑七大人的擺布。小說一點也沒有描寫愛姑受到過什么明顯的威脅利誘,相反,愛姑甚至覺得七大人“和藹近人,并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那樣的可怕”。但是,魯迅卻通過進入慰老爺“黑油大門”以后愛姑心理所發(fā)生的微妙變化,提供了她終將敗下陣來的內(nèi)在依據(jù)。比如喝完長工送來的年糕湯后,愛姑莫名其妙的不安; 同樣一句話,“難道和縣太爺換過帖就不說人話么?”,在航船上理直氣壯地講過的,此時浮現(xiàn)在頭腦中,已經(jīng)完全失卻了它的銳氣與自信了。魯迅在此精細入微地表明,愛姑所經(jīng)受的,仍是一種延續(xù)幾千年的夢魘一般的精神壓力,它若隱若現(xiàn),盤據(jù)在長期處于劣勢的人民心頭。以至于統(tǒng)治者的一切,哪怕是一些無謂的排場和可笑的習慣,如七大人鼻煙癮發(fā)作時高大搖曳的聲音,對愛姑來說,也會構成一種不可理解也不可抗拒的心理震懾。這里包含著愛姑以及與愛姑處于同樣地位的人們的一個深刻悲劇,魯迅十分明白,只有真實地表現(xiàn)愛姑復雜微妙的心理過程,才能展示出她的悲劇的實質(zhì),才能深刻地體現(xiàn)整個作品的主題。此時,外部的動作不能不退居到十分次要的地位,而《離婚》卻通過對愛姑心理感受的精致刻劃,達到了一種令人驚嘆不已的豐富與真實。 在相當有限的篇幅中表現(xiàn)如此深刻的內(nèi)涵,這就需要作者惜墨如金、以少勝多,用最經(jīng)濟的手段來完成預定的目的。小說所交代的“愛姑的事”,幾乎全部都是乘客同莊家父女的對話中顯現(xiàn)的,同時在對話中也顯現(xiàn)了乘客們對于此事的不同態(tài)度。無論是航船上的乘客,還是慰老爺客廳中的老爺少爺,魯迅都是寥寥數(shù)筆,便使之神形畢現(xiàn)。實際上,一次龐莊之行,作者只描寫了兩個場面,就圓滿地表現(xiàn)了這次爭端中的許多沖突線索:愛姑與老小“畜生”的矛盾、莊木三與施家的矛盾、莊氏父女之間的矛盾,以及愛姑與慰老爺、七大人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構成了當時廣闊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這些沖突的表達,如果只依靠正面的鋪敘,在《離婚》現(xiàn)有的篇幅中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魯迅更多的是通過從人物關系中側(cè)面描寫來達到這一目的。尤其是船艙內(nèi)的一段描寫,一筆常常兼有兩筆或多筆的用處。魯迅不僅圍繞莊木三父女來顯示乘客們的不同情態(tài),而且也暗自預示了斗爭的勝負。表面寫了愛姑的理直氣壯使人折服,似乎讓讀者感到多少會有幾分取勝的可能,然而八三的“被說服”并非是服了愛姑,而是聽說七大人“也出來說話了”以后,自感不便多言罷了,愛姑說“且看七大人說誰不錯”后,他更不必隨意臧否這位豪紳,也不愿當眾掃愛姑的興,這才“開不得口”。汪得貴更是“兩面光”,一面諛七大人,一面迎合莊氏父女,愛姑的“這位阿叔真通氣”只顯出了她的天真,而實際上他們都已經(jīng)把預測的勝利放在了七大人、慰老爺一邊。等待愛姑的,只是把這種預測變?yōu)楝F(xiàn)實罷了。 《離婚》全篇看起來輕松自如,但卻時時透出一種內(nèi)在的緊張。某些看似信手拈來的閑筆,實際上卻是意味深長的細節(jié)刻劃。如八三在“開不得口”后,對著愛姑擺成 “八” 字的 “鉤刀腳” 打起瞌睡的情景; 談論“老坑”、“新坑”的七大人對“屁塞”的摩挲把玩等。這些描寫不僅作為情節(jié)的組成部分參與故事的發(fā)展,而且還向讀者暗示了情節(jié)以外的微妙意味。八三打瞌睡說明了他對愛姑的抗爭無動于衷,而愛姑的一雙擺成“八”字的“鉤刀腳”,則表明這位雖然在形體動作上從封建束縛中初步解脫出來的女性,其精神卻依然禁錮在封建牢籠中。作者對七大人津津樂道于“屁塞”的描寫顯示了他只是與慰老爺一樣“不通”的家伙,然而這一切在愛姑眼中,又構成一種不可理解而又難以抗拒的心理震懾。這些有意為之的“閑筆”,有機地熔鑄在情節(jié)里,使小說呈現(xiàn)出內(nèi)在緊張與外在松弛的分層,小說也就在這種深度模式中獲得了一種平面化敘述難以言傳的特殊意蘊。在《離婚》中體現(xiàn)這種意蘊的,即是小說時常可見的“反諷”效果,為何愛姑被慰老爺稱為“走散”而實為“休妻”的故事,魯迅卻偏偏冠以在當時農(nóng)村還很少聽說的 “離婚”一詞? 其實這正是“離婚”與“休妻”之間顯現(xiàn)出的意義悖謬吸引了魯迅。明明釀成了愛姑的一個悲劇,小說里的慰老爺卻用“恭喜大吉” 來作說明,魯迅在此不僅揭示了慰老爺七大人“講公道話”的實質(zhì),也賦予了小說以一種不尋常的趣味。 正如魯迅所說的那樣,《離婚》強大的藝術力量,來自它 “刻劃的深切”與 “技巧的圓熟”,以及這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的和諧與統(tǒng)一。 ①魯迅《<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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