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的年代這一問題上，晚近學者有許多不同的見解，直到現在還沒有一致的結論。本文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論列，只就比較重要的略談一談。
首先，請把《史記·老子列傳》錄出，因為這是記述老子事跡的最重要的材料。全文如下：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xiāng)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鬃舆m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tài)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庇谑抢献幽酥鴷舷缕?，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余歲，或言二百余歲，以其修道而養(yǎng)壽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被蛟毁偌蠢献?。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五印太傅，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暗啦煌幌酁橹\”,豈謂是邪？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上述文字，依我看，“莫知其所終”句以前是《史記》原文；自“或曰老萊子”以下至末，則為讀史者附記的異聞，后因輾轉抄寫，誤混為一。理由如下：
1.“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二語，上下無所附麗，顯然是摘取史公敘傳中語，匯抄于此。^①
2.周太史儋之語見于周、秦《本紀》,又見于《封禪書》,此處云云，即由彼處抄來，所說“史記周太史儋”的“史”字，即指《史記》本書而言。
3.《仲尼弟子列傳》序，老子與老萊子分述，證明司馬遷并不懷疑老子與老萊子為一人。即此處說：“老萊子，亦楚人也?！币彩钦J為老子與老萊子為二人。把老萊子闌入老子傳中，明系讀史者所為無疑，蓋也是附記于末，以備參考。
4.“老子之子名宗”一段文字，應是自某氏譜牒錄入。《漢書·張湯傳》贊說：“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不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笨梢姖h世敘述世系，已多傳會，馬、班不取，正見其卓識?！袄献又用凇币欢挝淖侄ǚ恰妒酚洝吩?。后人不察，反以此段文字為可靠，用它推算老子年代，竟得出老子是戰(zhàn)國人的結論，實屬大誤。
近人不相信老子是孔子前輩，不相信《老子》是老聃作，其所持理由主要有下述幾點：
1.《老子》反對禮，與《禮記·曾子問》所述老聃語思想不一致；
2.《墨子》和《孟子》書中未談及老子；
3.《老子》書有“偏將軍”、“上將軍”,不是春秋時制度；
4.《老子》提到“仁義”、“尚賢”,故應在《墨子》、《孟子》以后；
5.《老子》“離”、“兒”、“疵”、“為”、“雌”、“知”為韻，與《楚辭·九歌·少司命》以“離”和“辭”、“旗”、“知”葉及《韓非子·揚權》以“離”和“知”、“為”葉相合，與《周易》和《詩經》的“為”、“離”皆在歌韻，“為”必讀譌，“離”必讀“羅”不合；
6.戰(zhàn)國前無私家著述。
其實上述這六條理由都有問題，都不能用做確定老子年代的根據。茲逐一剖辨如下：
關于第一條理由的提出，是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fā)的，即反對禮的人一定不精通禮。其實，這一前提本身是有問題的，應當說這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不是辯證地看問題，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事實上，歷史里有很多精通某種學說或制度的人卻正是反對這種學說或制度最有力的人，這不但不奇怪，倒是很合理的。因為這樣正符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具體的歷史并不是“較若畫一”,而是充滿矛盾的?！拔逅摹币詠?，文學上的改革，應推魯迅為大師，如果認為魯迅不懂舊文學那就未免可笑。老聃的懂禮應看作與魯迅舊文學同例。只有盲從的人才對他所不懂的東西努力加以反對。肯定說老子是有獨立見解的人，不是盲從的人，因此他既精通禮，同時又反對禮，這一點也不奇怪。
關于第二條，《墨子》和《孟子》里不談老子，這只能說老子學說在當時影響不大，不能證明老子的人與書不存在。老子學說所以影響不大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不似孔、墨之棲棲道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聚徒說教，為當世顯學。
關于第三條，《老子》書里有偏將軍、上將軍，這跟《史記》里有揚雄語一樣，都是后人竄入的。這個問題早在王弼注老子時即已看出^①。明焦竑《老子翼》引王純甫說也有“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之語。經注混亂，古書多有，戴震校《水經注》即以能辨別經注得名，我們怎可據《老子》書有“偏將軍”、“上將軍”便斷定它成于戰(zhàn)國時呢？《史記》有揚雄語(司馬相如傳贊),難道我們可以據此說《史記》作于東漢，司馬遷為東漢人嗎？
人們提出來第四條理由是從這個前提出發(fā)的，即“尚賢”是墨子的新發(fā)明，墨子以前不會有人提到“尚賢”,“仁義”是孟子的“專賣品”,孟子以前不會有人提到“仁義”。其實這也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孤立地看問題，只看到問題的一面，沒有看到另外一面，即只看到墨子和孟子兩家學說的特點，而沒有看到他們還須以前人所積累下來的思想材料為前提。所以，以“尚賢”為思想核心，特別地強調它；以“仁義”為思想核心，特別地強調它，這是墨子、孟子所獨有的，至于把“仁義”或“尚賢”這兩個字連綴在一起來用，則不能認為此前絕對不會有。因為墨、孟的思想就是從既有的思想材料中發(fā)展而來的。推類而言，老子好說“道”,孔子好說“仁”,荀子好說“禮”,韓非子好說“法”,我們一方面要肯定他們的獨創(chuàng)，一方面也要知道這些獨創(chuàng)的東西，是離不開其先行的思想材料的。如果認為老子以前不會有人說“道”,孔子以前不會有人說“仁”,這不但與事實不符，在理論上也是不許可的。實際周代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是“尊尊”、“親親”并重?！坝H親”為仁，“尊尊”為義，“尊尊”包括尚賢在內?！白鹱稹?、“親親”思想表現在等級制度上，即是禮?？鬃友匀?，孟子言仁義，基本上是對舊有制度持擁護的態(tài)度；老子反對禮，墨子強調尚賢，基本上是對舊有制度持改革的態(tài)度；各家所使用的名詞概念，盡管在內容解釋上容易有某些出入，但應該肯定，這些都是原來就有的，不是某一個人所新創(chuàng)的，而且也不可能新創(chuàng)，因為他們的創(chuàng)造工作不能在由他們自己選定的情況下進行，而是必須在那些已直接存在著、既有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情況下進行的。
關于第五條理由的提出，是根據這一前提，即古韻“離”、“為”在歌部，今韻“離”、“為”在支部，而屈原賦正是處在轉變的交界。實在，這個前提是有問題的。第一，這是認為字的音讀不同，僅僅由于時代不同，別無其他原因。其實這個看法是不全面的。應該承認，方國不同也是音讀不同的原因之一。第二，用屈原賦作例證，肯定了戰(zhàn)國中期以后，“離”、“為”二字有讀入支部的事實，這是對的。但是，即在這里畫一道線，說“離”、“為”二字讀入支部是由這時開始，這就有問題了。因為音讀的變化不是突然的，很難在哪里畫定一條界線，縱令勉強畫一條界線，這條界線畫在屈原賦時，也是沒有根據。因為古文獻流傳到現在，只是原來的很小一部分，而這很小的一部分中，有韻的，并確知其應讀入某韻的字又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例如“離”字，今天能確知其音讀的，在《易經》里只二見，即離卦九三：“日昃之離”和小過上六：“飛鳥離之”;在《詩經》里只三見，即《新臺》的“鴻則離之”,《黍離》的“彼黍離離”和《湛露》的“其實離離”?！盀椤弊?，今天能確知音讀的，在《易經》里只一見，即革卦初九象傳：“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痹凇对娊洝防锢虞^多，凡十見，即《北門》、《相鼠》、《兔爰》、《緇衣》、《澤陂》、《北山》、《鳧鹥》、《抑》等詩(《北門》三見)。我們根據這些材料，只能說當時一般都把“離”、“為”二字讀入歌部，不能做全稱肯定，更不能說從《易》、《詩》的時代起，到屈原賦中間，“離”、“為”二字都讀入歌部，因為我們所能掌握的材料極為有限，絕大部分還空白著。韓非子說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我們要想不犯愚誣的錯誤，就不應該說“離”、“為”二字音讀由歌轉支是由屈原賦開始的。^①因而這條理由是不能決定老子的年代的。
至于第六條戰(zhàn)國前無私家著述這個命題，只能由《老子》是戰(zhàn)國前的私家著述這個事實而被否定，它沒有否定《老子》是戰(zhàn)國前私家著述的效力。提出這條理由，顯然是想利用丐辭以詭辯求勝，最不能令人滿意。
此外，還有人據《史記》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一文說“道家后起，故能乘各家之長”,這個說法實誤解了司馬談的原意。司馬談原文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边@一段話，主要在說明道家“無不為”,而這個“無不為”乃是“無為”的結果，而不是“有為”的結果。如果把“因”、“采”、“撮”等字看得太死，說道家真的曾經向陰陽、儒、墨、名、法諸家學習過，那就與道家的根本思想——無為，相違背，那就大錯了。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即“現在所有的以為《老子》之書是晚出之諸證據，若只舉其一，則皆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辭’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一書的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可以說《老子》是晚出，此則必非偶然也”^①。這種說法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古人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來。越是有這種情況，案情就越是重大可疑。正直的人，只應窮個究竟，為雪沉冤，而不能草率定讞，使構陷者快意。
其實，《老子》書是老聃所作，理由在《韓非子》有《解老》、《喻老》兩篇，并在《內儲說》下和《六反》兩篇中引《老子》書中語，俱標明老聃，已得到確鑿的證據。其他先秦書，如《荀子·天論篇》說：“老子有見于詘(屈),無見于信(伸)。”《呂氏春秋·不二》說：“老耽是也?！倍f的老子或是老耽，審其思想可斷言即是韓非子所說的老子或老聃。
又，《呂氏春秋·當染》說：“孔子學于老聃、孟蘇、夔靖叔?！崩像跻幻?，又見于同書的《貴公》、《去尤》兩篇，按其思想也與韓非子所言老聃一致?！肚f子》書里稱述老聃處更多，并有孔子與老聃對話計七次。^①誠然，對話的內容，未必實有其事，因為《莊子》書是“寓言十九”。但是老聃和孔子這兩個人物，則毋庸置疑，因為《莊子》書是“重言十七”,只強調《莊子》的“寓言”,而忘了或故意隱瞞《莊子》的“重言”,把《莊子》里的老聃看作是子虛烏有，這是不公允的。
《禮記·曾子問》和《史記·孔子世家》都說孔子問禮于老聃，如與《呂氏春秋·當染》和《莊子》諸篇參證，這個事實自屬可信?！肚f子·天下》所撮述的老聃思想和一些詞句，如與今行世的《老子》書相核對，知是一書無疑?？傊覀兯赖?，是《老子》書的作者和年代，這個問題，實際在先秦諸書，已有確切的解答，僅僅是詳略互有不同，找不出一條相反的證據。我們如果還肯重視證據，就沒有理由說上述諸書記載完全不可靠，獨有我們的主觀臆測可靠，那么，《老子》書是老聃作，老聃與孔子同時而年輩稍長，這個事實實不容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