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英帝國的衰落，中英關系也不再具有以往所有的重要意義。戰(zhàn)后中英關系除了在香港接收問題上有所交涉外，既非十分密切也無大的沖突。
在抗戰(zhàn)期間中英進行新約談判時，為了盡早達成此約，中國在香港問題上作出了讓步，沒有堅持戰(zhàn)后收回香港的主張，但對于九龍租借地問題，因為中英新約的簽訂，其法理依據(jù)已不復存在，何況各國均已將租借地交還中國，因此國民黨尚有借抗戰(zhàn)勝利而收回的想法。然而英國頑固地堅持其舊有殖民帝國的傲慢立場，拒絕討論任何有關改變未來香港九龍地位的主張。直到抗戰(zhàn)勝利，香港問題再次由于接收而提上國民政府的議事日程。8月24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上解釋了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他稱，我們中國決不借招降的機會，忽視國際合作和盟邦的主權，所以我們不愿借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間誤會。關于香港的地位，從前是以中英兩國條約為根據(jù)，今后亦當依中英兩國友好的關系協(xié)商而變更，我們的外交方針和國際政策，主張尊重條約，根據(jù)法律以及時代要求與實際需要，求得合理的解決?，F(xiàn)在全國各租借地均經(jīng)次第收回，九龍的租借條約自非例外。但是我們亦必循兩國外交談判的途徑，以期收回領土，行使主權^[1]。當時政府內(nèi)部有人建議，應在時機成熟之際，以精兵直襲港九，再與英國交涉，至少以收回九龍為限^[2]。但蔣介石對任何與英國可能發(fā)生沖突的建議均態(tài)度謹慎，他不愿在戰(zhàn)后國內(nèi)問題優(yōu)先的情況下，因此影響與英國尤其是與美國的關系，因此對這樣的建議均未認真考慮。
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國立即緊鑼密鼓地開始接收香港的準備工作，英國首相艾德禮并致電杜魯門，要他指示麥克阿瑟，命令香港日軍向英軍投降^[3]。曾經(jīng)在香港問題上支持中國的美國，此時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慮，竟然同意香港由英軍受降。盡管蔣介石不主張在香港問題上與英國發(fā)生沖突，但他也反對英國軍隊重返香港并接受日軍投降的舉動，要求日軍根據(jù)原計劃向中國投降，他還向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求援，強烈反對對波茨坦公告和盟軍最高統(tǒng)帥已經(jīng)發(fā)布的投降條款作任何改變。但杜魯門告訴蔣介石：香港受降不過是個軍事行動問題，而無關英國的主權，中國應該與英國進行合作，“英國在香港的主權是沒有疑問的，倘為投降儀式而發(fā)生麻煩，似乎將抵償不了其惡劣影響”^[4]。美國的態(tài)度使蔣大失所望。蔣只能再后退一步，8月23日，蔣介石電告杜魯門，提出香港由中國戰(zhàn)區(qū)統(tǒng)帥委派英軍代表進行受降，實際這只是挽回一點面子而已，并無多少實際意義。不料英國連這一點面子也不愿給。8月27日，蔣介石會見英國大使，英方告以“英國必須在擊敗日本以后，恢復香港原有之地位，因此彼等甚歉彼等不能接受蔣委員長之建議，由英國軍隊之官長作為蔣委員長之代表，在此英國領土接受投降”。蔣當即表示“余委托英軍官接收香港之主張，必須貫徹”?！叭缙洳唤邮艽宋卸米允芙?，則破壞聯(lián)合國協(xié)定之責任在英國，余決不能放棄應有之職權，且必反抗強權之行為”^[5]。29日，蔣介石發(fā)出命令，授權英國海軍少將哈考脫接收香港及九龍日軍投降。次日，蔣再次會見英大使，告知此項決定，表示：“除非聯(lián)盟國不承認余為中國戰(zhàn)區(qū)之統(tǒng)帥，華盛頓之盟約無效，或爾英國脫離聯(lián)盟，宣告單獨自由行動；否則余之指令決不能改變，余決不能破壞盟約，違反公約，屈服于強權也。余令既出，必貫徹到底，希望英國恪守信約，保持榮譽，如其最后仍加拒絕，則必宣布其恃強違約，公告世界，以著其罪惡而已?！?月1日，英國表示同意中國的意見，由蔣介石委派英軍將領接受香港日軍投降，此一問題總算得到了解決。
8月30日，英國艦隊抵達香港，次日即成立軍政府，重建對香港的殖民統(tǒng)治。9月16日，香港日軍投降儀式在原總督府舉行，由英國第十一艦隊司令哈考脫將軍和日本香港軍司令岡田梅吉、華南艦隊司令藤田賴太郎分別在日軍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代表潘華國將軍參加了日軍投降典禮。受降典禮之后，中方交給英方一份備忘錄，稱今日受降之事，并不包括九龍日軍。此前，中國新一軍第五十師先于英軍大部隊于9月8日進駐港、澳地區(qū)，待英軍開到后，香港由英軍進駐，新一軍仍駐九龍，直到11月下旬奉命開赴東北時為止^[6]。
香港問題雖因中國的讓步而得到解決，但國內(nèi)要求收回香港的呼聲一直不絕，國民黨也通過各種途徑多次向英國提出此一問題^[7],原則均為和平解決，但以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英國不會理睬中國的要求。直到1948年行憲國大期間，還有代表提出這個問題。外交部的答復是：我國外交政策，有一極顯著之點，即我素來一貫尊重國際義務，信守國際條約。香港以及九龍之一部分，系我于1842年鴉片戰(zhàn)爭后，先后依照條約規(guī)定，割讓與英國者?？v然我人對簽訂該項條約之當時環(huán)境與歷史，深具遺憾與憎惡，但我人對已經(jīng)簽訂之國際條約義務，在條約未失效前，只有忍痛遵守。我政府決循正當外交途徑，以求港九問題之根本解決^[8]。但直到國民黨在大陸的統(tǒng)治告終，香港問題始終未能提上中英雙方的外交議事日程。